小菜G-
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通用。其含义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罚。后来，刑称为法或律，战国以后常指肉刑或刑罚。
法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律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统治者就某一具体事务颁布的命令。是律的辅助性法律，在隋唐时期有专门法典，如《开皇令》和《贞观令》。
典
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式
这是关于官吏具体行为的专门法律，范围非常广泛。式在唐朝还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时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种行政法规。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东魏的《麟趾格》。明清时将格的内容归入了会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规，不再独立。
科
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后，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条定罪，这叫做比。因为这样类推断案，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到汉朝以后，比不存在，内容被吸收进其他法律形式里边。但是类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样，例也是一种断罪原则，也是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称不同。秦称“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汉朝称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为断罪的依据。到了明清时，例和律并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时，其效力甚至高过了律。
诏
是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又叫诏令。皇帝的诏令经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认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变、废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还有敕、诰、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专制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诏、敕、诰等法律形式来发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坏现存的法律。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法自君出。
司法机关
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在西周时期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
秦朝建立后，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还有，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
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改法为律
战国时期，商鞅到秦国后，被秦孝公重用，主持变法，在变法的同时，他将《法经》改造成了秦律，历史上称为“改法为律”。原来都称为“刑”、“法”，现在商鞅改为“律”是有其目的的。
律字原意指定音的竹笛，后来也指音乐的旋律、节拍，主要含义是稳定。商鞅用“律”字代替了“法”字，目的主要是为了阐明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把法律解释为一种稳定的必须普遍遵守执行的条文。
这次改法为律，统一了秦国的法律，对于商鞅变法的成功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商鞅改法为律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一般都用“律”来做名字，如秦律、汉律、唐律、明律、清律等。
诉讼制度
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但有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经常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危险（杖六十）。
为了防止乖戾之徒诬告别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写匿名信告别人的状，要被流放两千里。
古代社会的诉讼权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外，各朝代都规定，子孙不许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许告主人及主人的亲属。如果违反，要处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种重罪，那么任何人都必须向官府举报。可见，封建社会法律是以维护皇权为第一目的的。
对于民事诉讼一般是要在基层根据伦理道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状，不经过调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处罚，并被视为刁民。
监狱制度
到了法律制度成熟完备的隋唐时期，监狱制度也完备了。在中央地区，有大理寺狱，大理寺是当时的最高审判机关。京城和各地州县，也都有地方的监狱。监狱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善很严格：犯人入狱，要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带不同的刑具，如枷，钳，（音丑），锁；应该带刑具而不带的要分别给予处罚；纸、笔和刀刃、棍棒等物严禁带入监狱，以防止传递消息和越狱；擅自给犯人绳子、刀锯等物，以致使其自杀或逃跑的，管理人员要被处杖刑一百；虐待犯人致其死亡的，狱卒以及主管官吏都要被处罚。
唐朝以后，宋元明清时期的监狱基本上是继承了唐朝的监狱体制，只是在一些小的方面有所变化。如明朝的狱又叫“监”，清朝开始把“监”和“狱”合成为“监狱”。明朝除了一般的监狱外，还有东厂狱、西厂狱和锦衣卫狱，这是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司法混乱严酷的表现。清朝末年还称监狱为“班房”，这是主要关押那些取保候审的轻罪犯人。宋元明清时期，监狱还分为内监、外监和女监，内监关押死刑重犯，外监关押轻罪犯人，女监则专门关押女犯。
中国古代的监狱职能有两个，一是核实犯罪事实，二是关押。那时没有现在的教育改造职能，因为古代对待犯人是持一种惩罚和报应态度的。不过封建社会也经常标榜仁政，唐朝以及以后的明清时期，都规定要给囚犯必要的衣服、粮食，有病的还要及时医治，老人也可以不带刑具。但法律条文在古代是很难严格执行的，政治腐败首先体现在了司法腐败上，监狱的黑暗与腐败现象也是很严重的，狱吏敲诈勒索的现象比比皆是，汉朝初年的功臣周勃曾经入狱，出狱后感叹说现在才知道狱吏也如此尊贵。
ardim-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商君变秦法这一典故的分析，提出了这一历史事件对我国目下法制现代化事业的启示。商君将原生于魏国的《法经》带入秦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坚决走法治路线，改变秦国的不良风俗，取信于市野，立威于庙堂，使变法为秦国的强盛带来了实益。我们当今的法制现代化活动，必须获取优秀的制度，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坚定地依法治国，去除恶俗，使群众和领导集体都有法律信仰，并最终以是否给我国带来实益检验之。
关键词：商君 法治 法制 现代化
我们曾经停止过现代化的进程么？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最腐朽、最没落的时代，这种脚步也不曾停留过。我们曾经失去法制么？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凋零的岁月，这种现象也不曾出现过。我们没有放弃过一种紧跟时代的努力，也不曾在什么时候真正摈弃了法制。
商君变秦法的过程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法经》本来是李悝创作的，他是为魏国而创制的，但是最后的发芽开花，却是在力求强盛的秦孝公的国家里。这里有许多值得考虑的东西。法治的实践由吴起在魏国一度实行，但是却最终湮灭，而在西方的秦国，魏国的《法经》却以《秦律》的形式存在了下去。
魏国一度强大过，也任用了吴起，以法家的一些思想来治理国家和军队，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魏国的军队在河西地颇有作为，吴起认为以此可以威胁秦国，并成为霸主。但是很快，吴起就在魏国失势，而魏国所有的法制尝试也就此完结。在魏国，其法制的先进变更，只是很轻易的尝试的一部分，而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人并非把法制的现代化作为唯一的出路。
秦国与魏国不同，秦君更迫切地要求图强。我们总说法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基于经济基础的，这固然不错，但是，强权者的意愿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拿破仑，我们很难想像那六部法典将如何诞生。秦君要求图强的意愿，体现为他求贤若渴的意愿，也体现他对商君带来的制度的珍视。君主要求强盛，这才是其法制得以现代化的首要基础。
秦国的风俗本与山东六国不同，比如秦国父子同室，儿子结婚，可以仍和父母住在一个房间。但是商君行法制改革，首先就是强扭数百年之积习，移风易俗。这时，他没有考虑所谓法治的本土资源问题，而是坚定地按照既成的法律制度去变革社会。法律制度的现代化，是成体系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商君是整体地使秦法得以更新，得以现代化，却没有放弃已经成熟的法制的任何一部分。
商君在秦国所主持的变法，第一件事情便是取信于民，使得大家都确信此次变革行动是真正要发生的。这不仅仅是立了商君的信，也是为新法立了信，为整个秦国法制现代化的活动立了信。此行动确为必要，因为非如此，任何一项变革活动，都会化为一场闹剧，都会令主持者难以控制局势。而信誉作为不可见因素，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现代化活动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商君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确立了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威信。虽然当时商君所秉持的法律中本身有不平等的内容，但是他却使得秦国的君臣众人都一体遵循于法，这是难能可贵的，上至储君下至黔首，全都不得不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先有了民众中的公信力，再有了贵族中的权威力，商君的变法事业才得以顺利展开。
为什么商君身死而秦法不亡呢？商君身死是因为他得罪了包括新君在内的太多的人，在秦国有太多的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他的蒙难并不是因为他所推行的秦律有问题。恰恰相反，秦律不仅仅十分适合秦国的国情，而且被历史所证明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的发展，并为其后的一统奠定了基础，反对变法的旧勋，痛恨商君的新君都看到了这点，也正是因为其所行秦律的实益，使他的事业没有人亡政息。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法制现代化的努力，在这一努力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思考商君变秦法的旧迹，其中不乏有益的启示。
李悝的《法经》本不是为秦国所制，但商君发现其与强国欲望的契合之处，携其入秦。我们在追求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别国的既成制度，而不必计较其来源于何处，何人所制，所为何国，但凡是有利于我们进步的便可采撷，否则我们必然将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现今之世，强国林立，我们处于其间，自不乏可取之模板，可学之经验，我们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才是对我们法制现代化事业的最大不利。
魏国试法治而中废，秦国行法治
tt白-
甲告乙,诉乙检到甲的钱不还,大堂之上,乙矢口否认,并反诉甲诬告,县太爷问明案由,查知原告为当地地痞无赖,乙为当地杀猪买肉的,便命人打过一盆水,将银子丢到水了,这是水面泛出油花,县太爷当堂判决,屠夫乙胜诉,甲诬告罪成立,责杖40
理由:杀猪者每日满手油污,接触银子,银子上必有油污,放入水中必泛出油花,原告每日不务正业,手上必没有油污,所以做出如上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