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1、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3、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 4、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 5、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上一 6、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法治”中的“常法”是指要保持法的稳定性。法的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法的时间效力自生效起至被废止、修正或替代前一直有效。2、新 制定的低级规范不具有变更或废止高级规范的效力。3、非法律规范不具有变更或废止法律规范的效力。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如下思想：1、儒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仁政德治论。等到最后提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2、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法制刑治论。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3、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无为而治论。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和军事等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转载以下资料供参考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启示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战争篇异曲同工

职业道德

韩非的，老子的，墨子的，儒家的，商鞅的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所以西周的礼乐制度是政治制度而不是思想制度。望采纳我的回答。

封建社会的管理思想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体现。你去搜一下百科就行了。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各种管理思想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秦汉以后，尽管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思想家，但大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补充和发展，因此，我们以其中的儒、法、道三家为代表进行分析，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管理思想还不能称为科学，其属性属于经验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治国之道、为君之方、做吏之规。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　　(1)儒家的管理思想——仁政德治论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作为利益一元化管理体制的维护者，积极主张恢复周王朝初期的管理模式，并赋予了自己的理想于其中，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提出了以仁政、德治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模式。　　①仁政　　孔子提出“仁”。‘‘仁者，爱人。”“民之仁也，甚于水火。”孟子依此提出‘‘仁政”。“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不忍人之心，是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为仁政。”孟子进一步指出：“仁者无敌。”“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郡大夫不仁，不保宗庙。”　　②德治　　儒家主张施仁政，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反对苛政与任意刑杀，认为“苛政猛于虎”。儒家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人民，因此主张德治。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只能起镇压作用，使人不敢犯罪；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使人知耻归心。要“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也义”。孟子主张：“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③礼制　　推行仁政德治，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制度规范，这就是“礼”。“礼”最初指祭祀的器物和仪式，到了周代把礼从仪式中区别开来，发展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和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儒家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礼”的宗旨——治国之本。儒家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礼”的内容——道德化的制度。它具体包括：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爱、弟悌。　　“礼”的本质——‘‘和”。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和，指和谐、有序、互相扶持，从而形成有效的管理秩序。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儒家管理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家管理思想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道德伦理为本位，把整个管理和治国思想、方略都伦理化了，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儒家管理思想忽视法律、制度、体制等的“政道”作用，主要着眼于“治道”的探讨。儒家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甚至波及附近亚洲国家，至今还发挥着重要影响。　　(2)法家的管理思想——法制刑治论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作为新生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冲破利益一元化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情感管理体制，试图用法律制度和法制手段建立和维护新的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人性本恶”的前提下提出以法制刑治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思想体系。　　①崇君权　　法家推崇君权专制。管子认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法家崇君权，竭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目的是为推行其法制刑治的管理思想寻求实施主体和保障条件。法家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思想，将法制与民主相联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只可能将法制与专制一相联系，试图以专制君权为支撑，推行他们的管理理念和制度。　　②倡法制　　在崇君权的基础上，法家力主推行法制。商鞅认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管子认为：“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家的法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权势是“胜众”之资。要推行法制，统治者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权势。管子认为：“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韩非认为：“势者，胜众之资也。”它具体包括：一曰权势是君主的地位保障。主能制臣用民，在于“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二曰权势是君主保持威严的基础。韩非认为：“有威足以服人”，丧权失威，则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三曰权势是统治力量的源泉。韩非认为，君失去权势，如虎失去爪牙，无力控制百兽。势位、威严、力量，三者是法家权势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势”是前提，“威”是条件，“力”是手段。　　法制是治世之宝。法制，主要是指以法律制度作为治国的依据。法家主张，以法为本，以法为教。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以法治国”、“循法而治”、“惟法为治”，反对“释法任智”、“舍法上贤”、“去法务德”的治理方略。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壹教”、“壹刑”、“壹赏”。　　③施刑治　　推行法制的手段是用严刑重罚，以刑推法，以刑护法。韩非说：“刑赏，君之大柄也。”法家主张的法制，主要是突出刑罚的重要功能，辅之以赏。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治民要严刑重罚。韩非认为：“夫严刑者，民之可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罚与赏要结合。韩非认为：“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管子认为：“刑罚不足以畏其志，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因此，必须要从其欲，罚与赏相结合，才能令行禁止。　　赏罚要得当。赏罚必须依据“公义”，依据事实，做到赏罚得当。　　法家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决非上述全部内容。法家重法治、崇强力的管理方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秦朝用法家的理论统一海内，功劳卓著。汉代独尊儒术，也不是完全不用法家的方略，只是使法家的方略由显变隐，使国家暴力披上道德的外衣，以义统利，以力辅德，补德治教化之不足。同时，通过上面的介绍也使我们看到，法家的管理思想尽管是为专制皇权服务的，但他们揭示出来的法制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宝贵的借鉴意义。　　(3)道家的管理思想——无为而治论　　道家是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因此认为人性自然。在管理国家上主张虔敬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顺天则、任自然、居静行简、省欲节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①自然无为——治国之道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道家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道，道的根本特征是自然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天地的运行状态，指毫无勉强、不受外在制约的自由自在的必然状态，即 “自己如此”的状态。“无为”是指行为主体的状态，指不强做妄为、不贪求私欲、　　顺其自然的状态。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既然天道自然，人道就要无为，治理国家就要“无为而治”。庄子认为，“无为为之谓天”，“无为言之谓德”，“无为而万物化”。“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用天下而不足。”因此，“莫若无为”，“以无为为常”。无为而治的具体做法包括：坚守大道，不怀私欲；顺应民性，不加干预。统治者自己要“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家进一步认为“无为才能无不为“。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庄子认为“无为而无不为”。因为行无为之道，万物就会按其本性自然生长、自由发展，人也会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　　总之，顺应大道，顺民性，不怀私欲，不用私智，不固执，不干预，不强制，不妄为，任其性命之情，才能顺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②至德之世——理想境界　　道家探讨治国之道、治国之术，目的是追求其社会的理想境界——至德之世，老子称作“小国寡民”。至德之世的特点是：　　自然。道家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主义。道家认为，这就是“圣治”、“至治”、“至德之世”。　　素朴。民性素朴，无知无欲，无私无为，完全依常性本能生活。　　平等。人们在自然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自然之世、自然之民必然形成的人际关系。因此，贵贱、贤不肖、智愚、上下、尊卑不分。　　自由。至德之世，人人自由。这种自由既是外在的自由，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又是内在的自由，不受自己内心私欲和追求的左右。“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遥之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安宁。人们相安无事，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一是指人们之所以能觉得甘、美、安、乐，是由于人们恬淡知足，没有奢望。这种安宁，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宁。二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不相为害。　　老莱子（约公元前599年一约公元前479年），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之一。楚国人，出生于康王时期，卒于惠王时期。著书立说，传授门徒，宣扬道家思想。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受困于陈、蔡，楚昭王迎孔子来楚国。孔子外出，遇其弟子。弟子返家，告诉老莱子：“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示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谁氏之子。”老莱子说：“是丘也，召而来。”孔子见面，向老莱子请教怎样辅助国君。老莱子训导：“你对世人的痛苦感到哀伤，却轻视你的作为给万代子孙带来的祸患，这究竟是贫乏无知还是无法达到目的呢？与其赞誉唐尧而非议夏桀，不如尧、桀而亡，收起那些褒贬，反乎自然必有损伤，不安不静必生邪恶。对人作事从容随物，故常成功。有什么办法，你自以为贤能啊!”要孔子改变那种志在经营四海，以贤能自负的态度。从中同时也流露出戒除骄矜，淡泊名利，亡却好恶，顺乎自然的思想主张。他还用“齿、舌”的比喻教孔子事君之道。这些语言,多为各国名家策士摘引。他的思想属“言道家之用”虽然谋求的不是治国之道，但仍有一定关注社会的内容。后来道家庄子“群人南面之法”。则扩大发展了老莱子消积、无为的一面。　　老莱子不愿“受人官禄、为人所制”，隐居山林。楚惠王五十年（公无前479年）发生“白公胜之乱”，继而陈国南侵，为避乱世，他携妻子逃至纪南城北百余里的蒙山之阳，“葭墙蓬室，木床蓍席，衣蕴食薮，垦山播护。”楚惠王自驾车前往，迎接老莱子到郢都出任官职，辅助国政。他谢绝说：“仆野山之人，不足守政。”为避免楚惠王再来聘求，他弃去茅舍，渡过长江，至江陵江南地区栖身，过着“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的隐居生活。　　遗著有《老莱子》16篇（一说15篇），汉魏时亡佚。有少数言论在《子书》、《战国策》等书籍中有所收录，从中可以管其生平和思想观点。　　老莱子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孝养二老双亲，自己72岁时，为了使老父母快乐，还经常穿着彩衣，作婴儿的动作，以取悦双亲。后人以“老莱衣”比喻对老人的孝顺。唐代诗人孟浩然曾作诗曰：“明朝拜嘉庆，须著老莱衣。”　　宋苏舜钦《老莱子》诗：飒然双鬓白，尚服五彩衣。　　这个老莱非常孝顺父母，对父母体贴入微，千方百计讨父母的欢心。为了让父母过得快乐，老莱特地养了几只美丽善叫的鸟让父母玩耍。他自己也经常引逗鸟儿，让鸟儿发出动听的叫声。父亲听了很高兴，总是笑着说：“这鸟声真动听！”老莱见父母脸上有笑容，心里非常高兴。老莱其实也不小了，也年过70。一次，父母看着儿子的花白头发，叹气说：“连儿子都这么老了，我们在世的日子也不长了。” 老莱害怕父母担忧，想着法子让父母高兴。他专门做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走路时也装着跳舞的样子，父母看了乐呵呵的。一天，他为父母取浆上堂，不小心跌了一跤。他害怕父母伤心，故意装者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父母还真的以为老莱是故意跌倒打滚的，见他老也爬不起来，笑着说：“莱子真好玩啊，快起来吧。” 这个成语形容子女想尽办法让年事已高的父母心情舒畅。　　关尹，春秋（一说战国）时人，字公文，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或关令尹、或尹喜。后得道成仙，号文始先生，证位为无上真人，玉清上相，为天府四相之一。元顺帝至元三年（1266）加封文始尹真人，无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道教派别之一“楼观道”奉为祖师。《关尹子》又名《文始经》、《关令子》，全名《文始真经》。仿佛《老予》、《庄子》、《列子》一样，《关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不过，“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　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　　关尹的来历：关尹为春秋时期天水人，字公度，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据说他少好坟索，善天文秘纬，在周康王时为大夫，官至东宫宾友。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关尹子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射箭教师。所以有很多人来拜他为师。　　关尹子教列子学射箭，有一次列子射中的靶子，兴奋得不得了，便跑去问关尹子：“我学得差不多了吧。”关尹子问了他一句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射中靶子吗？”列子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关尹子说：“不知道，那还能算学会射箭了吗？”关尹子让列子回去再学习。列子学了三年……三年之后列子又去请教关尹子。关尹子又问他：“现在知道你问什么可以射中靶子了吗？”列子回答：“知道了”关尹子说好我现在就问你：“如果敌人骑在马上而你却站在地上那你会怎么对付他？”列子回答：“我会先射马的脚让敌人从马上滚下来，然后瞄准着敌人搭弓射箭。”关尹子说：“好，现在可以了，你知道了你为什么可以射中靶子，这样才学好。以后记住了，要记住之所以设中的道理，千万不要违背它。”　　环渊战国时思想家。楚国人。一作娟环、便娟，又称娟子、涓子。学黄老道德之术，与詹何齐名。曾讲学稷下，整理老聃语录，成《道德经》上下篇，对保存道家原始思想资料作出了贡献。《汉书·艺文志》著录《蜎子》十三篇，早佚。一说环渊即关尹，与老聃同时。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宜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一、顺道“道”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主要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主要是指客观经济规律。这里用的是最后一种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比如，《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等等。二、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三、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下属，“管人不严，以德报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四、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也要守信。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管子》特别强调要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必须言而有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就是治国大忌。治国如此，治生亦然。我国从来就是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五、对策“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中国名言说明在我国古代治国、治军、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彼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六、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治体系，包括天土法治、财税法治、人才法治、军事法治等等。韩非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他还主张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得守法。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1儒家-以“人”为中心，讲“正己正人”。其管理思维有一个有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居中国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2道家-以“道”为中心，讲“无为而治”，讲“弱者道只用”，讲“天地相合”。道家的无为而治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代表人物有老子。3法家-以“法”为中心，讲“法”“术““势”相结合。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邢去邢。代表人物有韩非子。4兵家-以“谋略”为中心，讲“因变制胜”，讲“内修文德，外置武备”。代表人物有孙武，孙斌，韩信。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论 . 思享：凝聚最经典的管理智慧！------------------------------------------------------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据说在《尧典》中就记载的着尧和舜管理国家事迹。公元前12—前11世纪，《周礼》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前后，中国己出现了相当完备的国家管理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距今已2500年。悠久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蕴育了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多姿多彩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其管理思想的精髓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管理思想核心，而且也对日本列岛上的大和民族、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民族及东南亚诸国的管理思想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管理思想都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活生存环境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都无一例外地会带有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印痕。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烙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产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1、 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 “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 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德能兼备的标准，我国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养的基础上实行的推举贤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主张国家用人要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孔子治国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认为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案。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与刑上的运用上主张宽猛相济，树立君主权威。商鞅则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思想。他主张：“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画策》），认为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说，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我国古代先人在总结与自然和部族国家斗争的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辨证思想，这在《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体现。中国这种充满了哲学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整体观和转化观两个方面。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或者从个体角度审视和对待整体，主张整体和个体的有效统一比如表现在中国画上，中国画以“写意”为主，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并不重视对细节真实的分析，就是书法也讲究一气呵成，一气贯通。表现在集体组织中，特别注重“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种管理思想虽然有时容易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却特别容易形成拼搏、奉献、团结的战斗群体，有利于发挥团体的整体优势。 至于在转化观方面，其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和“盛极必衰”等，就是其所蕴涵的辨证的管理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了万物相互联系、阴阳互相消长之间哲学管理理论。例如：《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取与之法，“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之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选材识贤的人事原则等，都是这种因应变化转化的精彩论述，即便现在依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动，给我们以管理的启迪。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 上》)。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 。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 。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荀子·富国》)。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发展的趋势上看具有通变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就是这种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留今”是提示人们不要受现实所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与时变”倡导的是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所谓“俗”，是指民间自然形成的事物，而非因循守旧制度之规定，这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在具体管理事务中，实际情况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不能墨守成规陷入经验主义。例如在军事斗争中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讲的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敌情、我情、天时地利等各种条件，灵活用兵。具体到普通的管理，同样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才能使管理更加有效。世间没有万能的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凡事有计划必有变化，计划不如变化快，如果在处理管理工作中不能变通对待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知到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绝对无法做好管理工作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哲学的辩证上看具有和谐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毕竟是我们先人深深思考的结果，我们承认其在认知上存在某种不足，但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因此，在对待我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问题上，那种管理思想的“民族虚无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必将在全盘否定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导致“全盘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学复兴论“也是十分片面的，并且还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封闭嫌疑，其局限性和消极性表现同样也不利于我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需，提倡在借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论”，我们优秀的管理思想要继承发扬，外国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信中国的管理思想必将光大于后世。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经过时？它在现代的管理科学中是否有指导作用？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可以解释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现象，而当今我们如何运用？我认为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应该有一些讨论和争鸣，认识到哪些是伪理论、伪科学，要认识到在什么意义上古代文化有什么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家天下！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各种管理思想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以其中的儒、法、道三家为代表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治国之道、为君之方、做吏之规。1、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2、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3、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儒家主张施仁政，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反对苛政与任意刑杀，认为“苛政猛于虎”。儒家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人民，因此主张德治。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只能起镇压作用，使人不敢犯罪；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使人知耻归心。要“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也义”。孟子主张：“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法家崇君权，竭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目的是为推行其法制刑治的管理思想寻求实施主体和保障条件。法家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思想，将法制与民主相联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只可能将法制与专制一相联系，试图以专制君权为支撑，推行他们的管理理念和制度。道家是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因此认为人性自然。在管理国家上主张虔敬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顺天则、任自然、居静行简、省欲节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经过时？它在现代的管理科学中是否有指导作用？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可以解释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现象，而当今我们如何运用？我认为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应该有一些讨论和争鸣，认识到哪些是伪理论、伪科学，要认识到在什么意义上古代文化有什么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百家争鸣，专门管理思想的没有硬要说的话就是帝王之道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我们家是一个充满了欢乐的家庭，经常会出现一些搞笑的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件刚刚发生在我家的趣事。 昨天早晨，我爸爸、妈妈都在厨房里做饭，我在客厅里读书。饭做好了，妈妈叫我帮忙，说：来，帮忙把奶端到餐厅去。我赶忙跑到厨房，端起奶碗就往餐厅我们家是一个充满了欢乐的家庭，经常会出现一些搞笑的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件刚刚发生在我家的趣事。 　昨天早晨，我爸爸、妈妈都在厨房里做饭，我在客厅里读书。饭做好了，妈妈叫我帮忙，说：“来，帮忙把奶端到餐厅去。”我赶忙跑到厨房，端起奶碗就往餐厅走，突然手上一滑，碗“啪”地一声摔在了地上，奶洒了一地。爸爸跑来一看，非常生气，就对我喊道：“怎么回事？怎么又洒地上了？都几回了？你怎么一点也不小心呢？”我还没说话，妈妈就跟着说道：“真是不让人省心，以后不让你帮忙了。”说完就开始收拾地。听了他们的话，我感到非常委屈，也非常生气，就大声对他们说：“喊什么呀？我也是不小心才将碗摔了，又不是故意地，用得着两个人这么大声地批评吗？”说完就一转身回到我的房间生闷气去了。妈妈看我态度不好，真生气了，说：“你还生气了？犯了错比我们还厉害。”爸爸一边说：“就是！”一边跟着我来到我的房间，闭了房门。我正要说话，只见爸爸将右手食指竖起来放在嘴上：“嘘！别说话。”然后，微微笑了一下，朝我眨了眨眼，将自己的左手放在我的屁股上，右手用力地在左手上打了一下，发出“啪”的一声响。我忽然明白了爸爸的意思，于是配合地大声喊了一声：“哎哟！”果然，妈妈听见了，急忙从厨房跑过来，推开房门，满脸同情地看着我，对爸爸说：“打一下就得了，别打得太狠了。”爸爸假装生气地说：“不行，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不然以后还说不得了。”说完将妈妈推出房门，又开始刚才的游戏，他“啪”地打一下自己的左手，我就大声地“哎哟”一下，而且听起来挺惨的。几下之后，妈妈听不下去了，在外面喊道：“别打了，别打了，都快打死了。”我们两个在房间里一边偷着笑，一边继续游戏。终于，妈妈生气了，一下撞开房门，满脸怒气：“怎么还打的没完了？打死算了……”忽然，她看见我们两个都笑着看着她，而且还在重复刚才的游戏，一下子就明白了：“好啊！你们两个合伙骗我！太可气了，以后在遇到这事我可不管了。” 　我们全都开心地笑了……

第一种观点：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第二种观点：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隆重推荐：（一点心寒等）当代学者专业观点：　　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旨在揭示中国社会管理实践、理论、学派和方法的具体过程及其发展规律；阐明诸家管理理论和思想流派历史嬗变的轨迹；探讨中国古代史中各个管理流派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挖掘和研讨各个历史时期管理理论和思想状况与特征,同时,进行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比较,反思中国古代管理历史知识和管理历史经验。这些对提高今天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实践证明：一个管理者决策正确与否，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基本信仰、观念和价值偏好。而基本信仰、观念和价值偏好又常常与人们对中国管理的历史知识和经验的学术修养及其功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而，在这个时代面前，管理思想将前所未有地显示出对人类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影响。诚然，任何管理思想并不是先验的，而是有一定历史传统所维系　　应该看到，今天，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特定的东方文化精神载体，越来越受到西方管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方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现代高科技硬性的板块所发生的冲碰，使西方管理世界蕴藏着深层的危机。西方管理学界企图借鉴、引进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　　拟作一种软性的介质，来融合西方管理世界中人与物的分裂与对立。　　鉴于此，应大力开拓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这一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领域，弘扬泱泱流源五千年之久的中华管理文化，加强中外管理学术研究交流，并提高中华民族管理思想在世界学术之林的地位。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经过时？它在现代的管理科学中是否有指导作用？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可以解释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现象，而当今我们如何运用？我认为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应该有一些讨论和争鸣，认识到哪些是伪理论、伪科学，要认识到在什么意义上古代文化有什么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各种管理思想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秦汉以后，尽管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思想家，但大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补充和发展，因此，我们以其中的儒、法、道三家为代表进行分析，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管理思想还不能称为科学，其属性属于经验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治国之道、为君之方、做吏之规。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　　(1)儒家的管理思想——仁政德治论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作为利益一元化管理体制的维护者，积极主张恢复周王朝初期的管理模式，并赋予了自己的理想于其中，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提出了以仁政、德治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模式。　　①仁政　　孔子提出“仁”。‘‘仁者，爱人。”“民之仁也，甚于水火。”孟子依此提出‘‘仁政”。“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不忍人之心，是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为仁政。”孟子进一步指出：“仁者无敌。”“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郡大夫不仁，不保宗庙。”　　②德治　　儒家主张施仁政，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反对苛政与任意刑杀，认为“苛政猛于虎”。儒家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人民，因此主张德治。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只能起镇压作用，使人不敢犯罪；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使人知耻归心。要“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也义”。孟子主张：“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③礼制　　推行仁政德治，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制度规范，这就是“礼”。“礼”最初指祭祀的器物和仪式，到了周代把礼从仪式中区别开来，发展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和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儒家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礼”的宗旨——治国之本。儒家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礼”的内容——道德化的制度。它具体包括：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爱、弟悌。　　“礼”的本质——‘‘和”。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和，指和谐、有序、互相扶持，从而形成有效的管理秩序。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儒家管理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家管理思想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道德伦理为本位，把整个管理和治国思想、方略都伦理化了，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儒家管理思想忽视法律、制度、体制等的“政道”作用，主要着眼于“治道”的探讨。儒家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甚至波及附近亚洲国家，至今还发挥着重要影响。　　(2)法家的管理思想——法制刑治论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作为新生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冲破利益一元化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情感管理体制，试图用法律制度和法制手段建立和维护新的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人性本恶”的前提下提出以法制刑治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思想体系。　　①崇君权　　法家推崇君权专制。管子认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法家崇君权，竭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目的是为推行其法制刑治的管理思想寻求实施主体和保障条件。法家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思想，将法制与民主相联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只可能将法制与专制一相联系，试图以专制君权为支撑，推行他们的管理理念和制度。　　②倡法制　　在崇君权的基础上，法家力主推行法制。商鞅认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管子认为：“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家的法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权势是“胜众”之资。要推行法制，统治者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权势。管子认为：“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韩非认为：“势者，胜众之资也。”它具体包括：一曰权势是君主的地位保障。主能制臣用民，在于“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二曰权势是君主保持威严的基础。韩非认为：“有威足以服人”，丧权失威，则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三曰权势是统治力量的源泉。韩非认为，君失去权势，如虎失去爪牙，无力控制百兽。势位、威严、力量，三者是法家权势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势”是前提，“威”是条件，“力”是手段。　　法制是治世之宝。法制，主要是指以法律制度作为治国的依据。法家主张，以法为本，以法为教。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以法治国”、“循法而治”、“惟法为治”，反对“释法任智”、“舍法上贤”、“去法务德”的治理方略。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壹教”、“壹刑”、“壹赏”。　　③施刑治　　推行法制的手段是用严刑重罚，以刑推法，以刑护法。韩非说：“刑赏，君之大柄也。”法家主张的法制，主要是突出刑罚的重要功能，辅之以赏。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治民要严刑重罚。韩非认为：“夫严刑者，民之可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罚与赏要结合。韩非认为：“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管子认为：“刑罚不足以畏其志，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因此，必须要从其欲，罚与赏相结合，才能令行禁止。　　赏罚要得当。赏罚必须依据“公义”，依据事实，做到赏罚得当。　　法家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决非上述全部内容。法家重法治、崇强力的管理方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秦朝用法家的理论统一海内，功劳卓著。汉代独尊儒术，也不是完全不用法家的方略，只是使法家的方略由显变隐，使国家暴力披上道德的外衣，以义统利，以力辅德，补德治教化之不足。同时，通过上面的介绍也使我们看到，法家的管理思想尽管是为专制皇权服务的，但他们揭示出来的法制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宝贵的借鉴意义。　　(3)道家的管理思想——无为而治论　　道家是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因此认为人性自然。在管理国家上主张虔敬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顺天则、任自然、居静行简、省欲节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①自然无为——治国之道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道家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道，道的根本特征是自然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天地的运行状态，指毫无勉强、不受外在制约的自由自在的必然状态，即 “自己如此”的状态。“无为”是指行为主体的状态，指不强做妄为、不贪求私欲、　　顺其自然的状态。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既然天道自然，人道就要无为，治理国家就要“无为而治”。庄子认为，“无为为之谓天”，“无为言之谓德”，“无为而万物化”。“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用天下而不足。”因此，“莫若无为”，“以无为为常”。无为而治的具体做法包括：坚守大道，不怀私欲；顺应民性，不加干预。统治者自己要“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家进一步认为“无为才能无不为“。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庄子认为“无为而无不为”。因为行无为之道，万物就会按其本性自然生长、自由发展，人也会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　　总之，顺应大道，顺民性，不怀私欲，不用私智，不固执，不干预，不强制，不妄为，任其性命之情，才能顺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②至德之世——理想境界　　道家探讨治国之道、治国之术，目的是追求其社会的理想境界——至德之世，老子称作“小国寡民”。至德之世的特点是：　　自然。道家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主义。道家认为，这就是“圣治”、“至治”、“至德之世”。　　素朴。民性素朴，无知无欲，无私无为，完全依常性本能生活。　　平等。人们在自然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自然之世、自然之民必然形成的人际关系。因此，贵贱、贤不肖、智愚、上下、尊卑不分。　　自由。至德之世，人人自由。这种自由既是外在的自由，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又是内在的自由，不受自己内心私欲和追求的左右。“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遥之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安宁。人们相安无事，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一是指人们之所以能觉得甘、美、安、乐，是由于人们恬淡知足，没有奢望。这种安宁，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宁。二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不相为害。　　老莱子（约公元前599年一约公元前479年），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之一。楚国人，出生于康王时期，卒于惠王时期。著书立说，传授门徒，宣扬道家思想。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受困于陈、蔡，楚昭王迎孔子来楚国。孔子外出，遇其弟子。弟子返家，告诉老莱子：“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示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谁氏之子。”老莱子说：“是丘也，召而来。”孔子见面，向老莱子请教怎样辅助国君。老莱子训导：“你对世人的痛苦感到哀伤，却轻视你的作为给万代子孙带来的祸患，这究竟是贫乏无知还是无法达到目的呢？与其赞誉唐尧而非议夏桀，不如尧、桀而亡，收起那些褒贬，反乎自然必有损伤，不安不静必生邪恶。对人作事从容随物，故常成功。有什么办法，你自以为贤能啊!”要孔子改变那种志在经营四海，以贤能自负的态度。从中同时也流露出戒除骄矜，淡泊名利，亡却好恶，顺乎自然的思想主张。他还用“齿、舌”的比喻教孔子事君之道。这些语言,多为各国名家策士摘引。他的思想属“言道家之用”虽然谋求的不是治国之道，但仍有一定关注社会的内容。后来道家庄子“群人南面之法”。则扩大发展了老莱子消积、无为的一面。　　老莱子不愿“受人官禄、为人所制”，隐居山林。楚惠王五十年（公无前479年）发生“白公胜之乱”，继而陈国南侵，为避乱世，他携妻子逃至纪南城北百余里的蒙山之阳，“葭墙蓬室，木床蓍席，衣蕴食薮，垦山播护。”楚惠王自驾车前往，迎接老莱子到郢都出任官职，辅助国政。他谢绝说：“仆野山之人，不足守政。”为避免楚惠王再来聘求，他弃去茅舍，渡过长江，至江陵江南地区栖身，过着“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的隐居生活。　　遗著有《老莱子》16篇（一说15篇），汉魏时亡佚。有少数言论在《子书》、《战国策》等书籍中有所收录，从中可以管其生平和思想观点。　　老莱子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孝养二老双亲，自己72岁时，为了使老父母快乐，还经常穿着彩衣，作婴儿的动作，以取悦双亲。后人以“老莱衣”比喻对老人的孝顺。唐代诗人孟浩然曾作诗曰：“明朝拜嘉庆，须著老莱衣。”　　宋苏舜钦《老莱子》诗：飒然双鬓白，尚服五彩衣。　　这个老莱非常孝顺父母，对父母体贴入微，千方百计讨父母的欢心。为了让父母过得快乐，老莱特地养了几只美丽善叫的鸟让父母玩耍。他自己也经常引逗鸟儿，让鸟儿发出动听的叫声。父亲听了很高兴，总是笑着说：“这鸟声真动听！”老莱见父母脸上有笑容，心里非常高兴。老莱其实也不小了，也年过70。一次，父母看着儿子的花白头发，叹气说：“连儿子都这么老了，我们在世的日子也不长了。” 老莱害怕父母担忧，想着法子让父母高兴。他专门做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走路时也装着跳舞的样子，父母看了乐呵呵的。一天，他为父母取浆上堂，不小心跌了一跤。他害怕父母伤心，故意装者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父母还真的以为老莱是故意跌倒打滚的，见他老也爬不起来，笑着说：“莱子真好玩啊，快起来吧。” 这个成语形容子女想尽办法让年事已高的父母心情舒畅。　　关尹，春秋（一说战国）时人，字公文，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或关令尹、或尹喜。后得道成仙，号文始先生，证位为无上真人，玉清上相，为天府四相之一。元顺帝至元三年（1266）加封文始尹真人，无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道教派别之一“楼观道”奉为祖师。《关尹子》又名《文始经》、《关令子》，全名《文始真经》。仿佛《老予》、《庄子》、《列子》一样，《关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不过，“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　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　　关尹的来历：关尹为春秋时期天水人，字公度，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据说他少好坟索，善天文秘纬，在周康王时为大夫，官至东宫宾友。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关尹子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射箭教师。所以有很多人来拜他为师。　　关尹子教列子学射箭，有一次列子射中的靶子，兴奋得不得了，便跑去问关尹子：“我学得差不多了吧。”关尹子问了他一句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射中靶子吗？”列子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关尹子说：“不知道，那还能算学会射箭了吗？”关尹子让列子回去再学习。列子学了三年……三年之后列子又去请教关尹子。关尹子又问他：“现在知道你问什么可以射中靶子了吗？”列子回答：“知道了”关尹子说好我现在就问你：“如果敌人骑在马上而你却站在地上那你会怎么对付他？”列子回答：“我会先射马的脚让敌人从马上滚下来，然后瞄准着敌人搭弓射箭。”关尹子说：“好，现在可以了，你知道了你为什么可以射中靶子，这样才学好。以后记住了，要记住之所以设中的道理，千万不要违背它。”　　环渊战国时思想家。楚国人。一作娟环、便娟，又称娟子、涓子。学黄老道德之术，与詹何齐名。曾讲学稷下，整理老聃语录，成《道德经》上下篇，对保存道家原始思想资料作出了贡献。《汉书·艺文志》著录《蜎子》十三篇，早佚。一说环渊即关尹，与老聃同时。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中国传统思想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是：　　一、顺道　　“道”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主要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主要是指客观经济规律。这里用的是最后一种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比如，《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等等。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三、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u201e明德u201f，《中庸》之u201e明诚u201f”对待下属，“管人不严，以德报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四、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也要守信。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管子》特别强调要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必须言而有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就是治国大忌。治国如此，治生亦然。我国从来就是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五、对策　　“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中国名言说明在我国古代治国、治军、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彼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六、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治体系，包括天土法治、财税法治、人才法治、军事法治等等。韩非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他还主张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得守法。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宜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x0dx0a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x0dx0a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x0dx0a《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x0dx0a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x0dx0a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x0dx0a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x0dx0a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x0dx0a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x0dx0a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x0dx0a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x0dx0a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x0dx0a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x0dx0a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x0dx0a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x0dx0a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x0dx0a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x0dx0a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x0dx0a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x0dx0a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x0dx0a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x0dx0a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x0dx0a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x0dx0a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x0dx0a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x0dx0a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x0dx0a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x0dx0ax0dx0a二 人本原理 x0dx0a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x0dx0a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x0dx0a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x0dx0a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x0dx0a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x0dx0a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x0dx0a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x0dx0a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x0dx0a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x0dx0a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x0dx0a"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x0dx0a"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x0dx0a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x0dx0aQ=fTM x0dx0a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x0dx0af——系数;x0dx0a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x0dx0a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先秦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兴起时期。《周易》包含的“变异”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孔于、孟子、荀子的经典著作中，仁义礼智的儒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老子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无为而治是其管理思想的核心。法家直接影响历代政治统治，其核心是法、术、势思想。秦始皇推崇法家，而汉代则“霸王道杂之”。到汉武帝时，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成为绵延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汉代通过盐铁专卖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形成了全国经济调控体系。隋唐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治理和中央集权，创立了科举制度；唐太宗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建立了议事制度，推广和完善隋朝所创的科举制度，组织编纂了“贞观唐律”。宋元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从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角度出发，主张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王安石即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安石以理财和抑制兼并作为实施的手段，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改革的目标，力图改变当时政府的积弱现象。而元朝耶律楚才的“以儒治国”则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末清初主要的思想包括限制君权、改革国家治理；改革土地和田赋制度，促进农业发展，重视商业，强调增加社会财富。先秦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兴起时期。《周易》包含的“变异”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孔于、孟子、荀子的经典著作中，仁义礼智的儒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老子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无为而治是其管理思想的核心。法家直接影响历代政治统治，其核心是法、术、势思想。秦始皇推崇法家，而汉代则“霸王道杂之”。到汉武帝时，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成为绵延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汉代通过盐铁专卖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形成了全国经济调控体系。隋唐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治理和中央集权，创立了科举制度；唐太宗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建立了议事制度，推广和完善隋朝所创的科举制度，组织编纂了“贞观唐律”。宋元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从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角度出发，主张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王安石即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王安石以理财和抑制兼并作为实施的手段，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改革的目标，力图改变当时政府的积弱现象。而元朝耶律楚才的“以儒治国”则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末清初主要的思想包括限制君权、改革国家治理；改革土地和田赋制度，促进农业发展，重视商业，强调增加社会财富。

儒家的礼乐思想是指：礼乐皆文——以人为本、礼乐并施——德美同治、礼乐彬彬——和美世界。

1·尊老爱幼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美德，也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重要规范。2·男女平等 坚持男女平等的美德，是指既要反对“大男子主义”，也不赞同“夫人专政”或“妻管严”3·夫妻和睦 平等对待，相敬如宾，是夫妻和睦的关键，也是建立美满幸福家庭生活的关键。 4· 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我国传统道德中传播最久的美德之一，我们提倡婚丧嫁娶要从简，并不是淡漠人情，违背道德良心，而是弘扬淳朴、善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美德5· 邻里团结 搞好邻里团结重要的是互相尊重。邻里之间应该以礼相待、互谅、互让、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以上就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五个只要规范，也是每个家庭成员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伦理”和“道德”严格地说是两个概念和范畴，在中国传统理论思想史上，“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原本以单字表示，运用也有区别。“伦”表示辈分、类别、秩序；“理”表示治理、条理、规律；“道”表示道路、道理；“德”是理的规定，道的遵守。在西方伦理学史中，认为“伦理”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是绝对精神在客观精神阶段的真理性存在。“道德”是体现伦理精神、调节伦理关系的形式。伦理赋予道德以客观内容。可见“伦理”侧重于社会，强调客观关系和秩序；“道德”侧重于个体，强调主观内在的操守。在客观关系和实践层面上，人们往往用对自身实践及其形成的关系的调节上去理解“伦理”“道德”，将两个概念等同使用，并在日常思想交流中约定俗成。所以“伦理”和“道德”这两个词有时通用，有时则要加以严格区别。 一 谈谈传统伦理思想传统文化理论中，“道德”是关于修身的学问，它以“善”为核心，“伦理”是关于治世的学问，以“公正”为核心。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关于“伦理”理论范畴的论述，但是，在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个人修养与社会关系的论著中，蕴藏了丰富的伦理学思想。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家庭伦理家庭伦理主要体现在孝悌、仁爱上，“孝”是对父母祖先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顺从，在儒家伦理思想和文化中是连用的。“仁爱”就是“博爱”。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史上，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孝”最为崇尚。孔子是倡导“孝”的第一人，他所创立的“仁”学即以“孝”为其根本。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到西汉时，由于儒学的至尊地位，“孝”也被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系统的孝道。首先就是西汉的大儒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到了宋明时代，“孝”被推向极端，成为“愚孝”。可见，“孝”的道德观念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作为伦理道德的起点，也存在一个由内及外、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推行过程。推行到最后，几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可以说，孝道在封建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道德规范。由于孝具有齐家与治国的双重功能，并且被视为齐家治国的根本要道，因此孝的观念远远地超过了道德观念的范围，它被无限扩大，应用于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代以孝治天下，实行“举孝廉”之制，行孝者可以做官，因此出现了大批的孝子。孝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家庭血脉的延续，养育后代，使家族后继有人。其次是敬养长辈，能使父母精神上得到慰籍是“孝敬”，是大孝，能使父母衣食无忧是“孝养”，是孝的基本要求。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更强调敬亲的精神层面，例如《居家杂仪》一书中就说了：“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以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反命之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许之，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也当曲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已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事？”作为晚辈，对父母的吩咐要记在心上，立即完成，完成后要告诉父母，即使父母的话是错的，也要和声柔气地进行说明，即使你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自作主张地完成了，从情感上说也是对父母的不孝。因为父母子女之间除了原则性的是非以外，更重要的是感情。其次，由敬爱自己的父母、祖先扩大到尊敬所有的长辈和老人，这是“敬亲”又引申了一步的含义。《孝经》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博爱也），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广敬也）。”这里提出了在敬爱自己双亲的前提下，“广敬”和“博爱”的主张。明确要求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情感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兄长，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离娄上》）这种由敬爱自己的双亲，推广到敬爱所有长辈老人的道德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扶困济危、尊老爱幼的民族性格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是封建孝道中更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成分。其次是和顺，和顺是家庭关系融洽的基本要求，传统家庭伦理所关注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不仅仅是夫妇、父子、兄弟等“三亲”关系，还涉及到几乎所有与血缘有关的亲属关系，如祖孙、外祖孙、叔侄、婆媳、翁媳、妯娌、姑嫂、堂兄弟、表兄弟等。如何处理好这些众多而复杂的关系，传统家庭伦理中都不乏精辟之见解，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研究和总结。家庭关系中首先是夫妻关系，夫妇之道，天地之义，风化之本原也，夫妇和顺，要求为夫要守义，见色而不忘义，处富贵而不失伦，为妻要节俭、勤劳等。如果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夫妇只有相敬如宾，才能和睦美满。其二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是一种血气相通、天然形成的骨肉亲情关系，相互间应友善相处。其三是妯娌关系，妯娌之间没有兄弟、父子之间那种血缘亲情关系，家庭矛盾大多由此而起。处理好妯娌关系是家庭和顺的重要要素。家庭和睦，夫妇、父子、兄弟、妯娌怡怡其乐，成为家道兴盛、光耀门楣的基础和保证，也是要着力解决的伦理问题之一。在家庭人伦关系中，主要是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正所谓“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2、教育伦理 教育伦理在传统文化中，多是以家书、家训的形式来表现的。它首先强调教育的道德伦理。人的道德品质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属性，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如一旦形成了某种不良品性，要改变则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且会因此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天真纯固，固须早教”。强调早期教育不仅符合儿童生理发展的规律，也能充分体现儿童的心理特征。少年时代精力旺盛是人生的知识储备时期，其基本任务是学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知识，形成一定的生活能力，其中包括道德意识和知识技能。这时期儿童的求知欲特别旺盛，记忆力、模仿力也最强，而且其精力也最容易集中，生活经历单纯，心无纷扰。因此，少年时期进行知识教育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然提起，尚可数行成诵”。（张英《聪训斋语》） 进德、修业是不可分割的，学业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孩童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其各种能力的发展。从大量的文献来看，古人是把“立志”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明代大儒者姚舜牧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总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什么是“志”呢？就是重视自身的修养，包括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喑世不欺等等。具有这种远大志向和高尚情操的人，必能安邦治国、抚民施政，以天下为己任，以报国为自许；必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有了志向就会自我完善，做一个有作为的人，立志是一种人生境界。例如，明·杨继盛就说过：“人需要立志。初时立志为君子，后来多有变为小人的，若初时不先立下一个定志，则中无定向，便无所不为，便为天下之小人，众人皆贱恶你。你发愤立志要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志起志气来。”（《明·杨继盛《杨忠愍集·给子应尾、应箕书》）名人先哲有名人先哲之志，庶民百姓也有庶民百姓之志。北宋诗人张耒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同列“苏门四学士”。他写了一首反映卖饼小儿寒夜沿街叫卖的诗教育儿子要为立志向而努力，诗的题目很长，像个述事小序：《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因为作诗，且有所警，示秸秬》。其诗曰：“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这首示儿诗不仅充满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又以此例教育儿子：“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不管职业的高低，意志都应当坚定，男子汉有了追求，就不可能清闲自在，生活的艰辛应当成为催人奋起的动力，诗人借卖饼孩童之例教育儿子，是别具一格的教子诗。人立了志，就需要勤奋学习，人才能学有所成。首先强调学贵勤勉。古代关于教子劝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不可胜数，仅从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三字经》看，其中就列举了20多个劝学、勤学、励学的故事，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退，尔小生，宜早思。”些故事通过《三字经》琅琅上口的传颂，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传统教育伦理中，非常注重治学方法的传授，左宗棠谈到读书要“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至今都仍作为读书的经典之法。郑板桥在精读与泛读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精辟见解：“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千古过目成诵，孰有如孔子者乎？读《易》至韦编三绝，不知翻阅过几千百遍来，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虽生知安行之圣，不废困勉下学之功也。东坡读书不用两遍，然其在翰林读《阿方宫赋》至四鼓，老吏苦之，坡洒然不倦。岂以一过即记，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张睢阳、张方平，平生书不再读，迄无佳文。且过辄成诵，又有无所不诵之陋。即如《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更有小说家言，各种传奇恶曲及打油诗词，亦复寓目不忘，如破烂橱柜，臭油坏酱悉贮其中。其龌龊亦耐不得”（《郑板桥集》）。世人常以为自己有过目成诵的聪明就逞能，郑板桥认为这是最不济事的。孔子读《易经》使编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苏东坡读《阿房宫赋》至深夜四鼓，这些名篇都不是以过目能记就了事的。但也不能什么都读都记，如一部《史记》，洋洋数百万言，其中只有如《项羽本纪》中的钜鹿之战等精彩篇幅是最好的文章，宜反复诵读。如果篇篇都去读，就成了没分晓的钝汉。读书要有选择，不能什么都读，什么都看，只有对真正的好书，才要求反复阅读，仔细探求，不能“以过目成诵为能”。郑板桥一身奇异，他的读书体会弥足珍贵。另外，在读书不如抄书、爱惜书籍和老老实实做学问等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都有很好的精辟的论述。 3、处事伦理传统伦理思想中，对人与人的社会影响，青少年交友成长等处事伦理，都有很重要的内容，首先便表现在择友方面。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以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颜之推又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店），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因此，君子必慎交友。一个人成家立业，逐渐远离父母的教诲 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后，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交朋友。如果朋友非常投机，朋友的话就如兰如芷，十分中听，甚至连父母兄弟妻子的话都听不进去，唯朋友之言是信。如果一旦误交坏人，很容易被带坏，甚至执迷不悟。所以，“保家莫于择友”。在至亲中，选择那些德行谨厚，爱好读书的人两三个作为朋友就足够了。兄弟也可以互相交流切磋，也不会太寂寞。其次是淡泊名利。传统伦理思想中，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贵义贱利的，是反对计较功利的。例如，对于士而言，要学习圣人，其终极的价值取向是道或是仁。圣人标志着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有很精彩的论述：“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不可贪图虚名）。”他在《家训·慕贤第七》篇中说：“用其言，齐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剽窃他人的名利，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偷别人的东西有刑罚加以制裁；盗取别人精神财富的人，要受到良心的谴责。高尚的人如果吸收了别人有用的东西即使那人是低贱的也一定要替他扬名，他在《家训·名实第十》中说：“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名誉与实际才能就像形体与图像一样。道德笃厚、才能完备的人，名誉自然好听；面容美丽的人，其图像也肯定优美。如果不修善自身而企图在世间求得美名，就像相貌丑陋而幻想在镜中照出美好的图像一样，不可能实现。道德高尚的人，忘却名利；道德一般的人，追求名声；道德低下的人，窃取名誉。追求虚名的人表面温厚内心奸诈，华而不实，但最终却不能得到名誉。要想立名，先得修身，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却又在于既品性高尚，又淡泊名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而精神可以永存，人死名存，教育后世，造福社会，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人生在世，当以修善立名为务。还要崇尚节俭，勤俭节约是中华传统的美德，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为人处世节俭是非常崇尚的。例如，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说：“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宦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如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矣。”一个人片面地追求豪宅美室、妻妾成群、随从如云、交游挥霍的奢侈生活，不贪污是不可能的。要做到廉洁就必须养成节俭之德。北宋名臣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司马康，写下了著名的《训俭示康》的文章，他在文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到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传统伦理思想中，还有很多倡导节葬的内容，认为生是人之始，死是人之终，主张生前优待而死后葬礼简单，人生在世要尽量立业扬名，而死后也要节俭。这种思想，至今也在社会上得到提倡。二、谈谈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的浸染，其中以儒家思想的影响最深。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表现。它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宗法伦理宗法伦理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基本特点，它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一种家庭伦理。宗法家族制以血缘维系家族的完整，例如，家庭由父权支配，血统按父系计算，女嫁男家，妻从夫居等。父权家长作为家庭的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整个家族实行经济专制和思想专制。司马光在《书仪》卷四《家仪》中即说：“号令出于一人，家始可得而治矣。”实际上，父权家长制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的要害所在。宗法家族的伦理观念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又形成了宗法家族的礼法制度，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的发展，形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适用范围更广的一整套封建礼制，由此而形成了更具实用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内容。2．宣传教化的特点《隋书·卷34·经籍三》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在中国社会里，由婚姻产生的血缘关系而结合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三纲，首先就是通过家庭教育来实现的。家庭教育在中国往往又是通过家教、家训、家诫、家书之类来体现的。它对儒家思想向民间和社会的普及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家庭教育的传播方式，儒家伦理思想才达到了深入人心的程度。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些古代“家训”、“家诫”的内容，对于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中庸之道、立身扬名等等，都有具体的阐述，并用此来教育子孙后代，使他们在成家立业、求学、修身上，将传统的伦理思想、儒家的思想贯穿于生活的言行之中。例如，诸葛亮的《家诫》就告诉子孙：“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悲叹穷虑，将复何及！”这种“家诫”实际上对社会的每一位成员，应该说都是有益的。3、维护社会的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教化功能，为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思想、理论人格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译注》）。身修才能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太平。显然，这个链条是环环相扣的，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社会是家庭的扩展，传统伦理的教化功能是要通过实现儿孙、子弟、家人在道德等方面的修养而达到自律和家庭和睦，这样，就为“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太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3] 由此可见，儒家是将齐家与治国统一起来的，在家能尽孝，为国则能尽忠。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当然使统治者感到十分需要。传统伦理思想不仅为个人需要，亦是家庭的需要，更是国家的需要，为维护社会，安定社会，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谈谈传统道德思想“道”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其目的在于探讨研究天地万物的本源。道家在通过自觉体悟中，认识到了万物天地起源于混沌未分的“道”。既然“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事物它的运动变化规律就必须遵守道的“规律”。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则主要着眼于道的规律性的涵义，例如，儒家所倡言的“天道”、“人道”、“圣人之道”，“臣道”，中医学家倡言的“医道”等等。“道德”是在道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重要哲学范畴。德的本义为“德行修养”，如《老子·三十八章》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道家基于清静无为的思想，以天真淳朴的禀性为德，例如《庄子·天地》说：“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道家亦以淡泊谦下的修养为德，例如《老子·四十一章》说：“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1、传统思想道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主要特质的，道德占有核心地位。在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上来讲，它强调的是每个人道德的修养，以个体修养为指向，乃至整个社会运作，都建立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之上。中国传统思想道德，其实就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体，结合了道家德的思想内容，相互融合的一个综合理论体系。儒家主张仁孝为本，礼乐为用，实践内圣外王之道。它认为人的德就是对社会伦理、三纲五常的掌握和实行的一种提倡，是作为对一个人的良好品行以及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说明。例如，《老子·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说明道最伟大的“德”就是生长养育万物，并不据万物为己有。儒家也极力赞美自然界化育万物的大德，正因为有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进化过程，才有了人类的生存，延续，自然万物是人类的母体，主张人类要“厚德以载物”，“舜之为君子也，其政好生而恶杀。”这其实就是儒家提倡的仁爱、博爱思想。后世称之为“道德”者，就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的概括。严格的说，现在我们所谈到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实质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实质是相互融合的一个整体，很难具体划分开来。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其实也就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体现。人立于天地之间，学做人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要培养完美的人格，首先要从思想道德入手。这就是修身养德，简称修养。

《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解读文章描写了19世纪欧洲几位著名作家周末在福楼拜家聚会的场面。作者着力刻画四位作家的形象，显示了人物描写的精妙艺术。他善于抓住人物外貌和性格上的突出特点，各有侧重地描写他们的肖像、动作和语言，哪一方面最富有特点，就着重描写哪一方面。肖像描写方面，个个都显得十分精彩。一般都在人物出场之后，即在描写人物的出场方式和起始言行之后，再描写肖像。写得最多的是左拉，其次是都德，这两个人的肖像又形成鲜明的对照。左拉“朴实但很固执”“聪慧和坚强”“坚毅”“十分滑稽”，而且“不漂亮”；都德则“很漂亮”，生就一幅精明灵敏的样子。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肖像非常关注，而且精于观察，长于描绘。语言描写方面，都没有展开谈话的具体内容，只是作一般性的概述，着重描写他们谈论的声调、仪态，评论他们的口才，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写都德，“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述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某人滑稽的轮廓。他用他那独特的、具有南方风味和吸引人的讽刺口吻谈论着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这里有三句话，第一句讲述谈论的内容，第二、三句讲述谈论的语调、情态，以及谈论中显示的才能。再如写屠格涅夫，“用一种轻弱并有点犹豫的声调慢慢地讲着”，仅从语调一个方面来描写，但足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唯一引用话语的是左拉，“可是……可是……”显示性格的内向、心里的犹豫，以及一时激动出现语塞的窘迫。动作描写方面，有详有略，寥寥数笔就点染得活灵活现。左拉坐相比较特殊，两个“歪”字显示其人的动作特点，也多少显示性格特点；都德有一个有特征性的动作，“习惯用手捋着自己的胡子尖”，可以看出作者观察的准确细致；福楼拜是最活跃的中心人物，着墨较多，文章最后两段聚焦于他，写了他不少的动作，可以看出他作为房屋主人、文学沙龙主人的风度、气势、胸怀……课文在叙述和描写中插入议论，也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这几位大文豪；有些议论同时也表明作者的感情倾向，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例如写屠格涅夫与福楼拜见面，“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与其说是相互理解的愉快，倒不如说是心灵内在的欢乐”，不仅写出了两人的某种友善的品性，写出了两人的亲密友好关系，还暗含着作者对他们的崇敬心情，这种议论所达到的效果，是单纯的叙述和描写难以比拟的。另外，课文在结构上也有明显的特点，采用的是“总—分—总”的模式。先写福楼拜家的情景和他工作情况，这便有了故事的缘起；接下来描写客人一一到来的情况，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展现各人的性格、品质，显精妙的写人艺术；最后两段又通过写主人福楼拜的言谈举止，引出聚会场景的总写。这一“总写”很重要：始总而后分，最后分而必总，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这才成为一个完整的篇章。人物描写总汇：福楼拜肖像：古高卢斗士式的大胡须，蓝色的大眼睛。语言：他的嗓音特别洪亮，仿佛在他那古高卢斗士式的大胡须下面，吹响着一把军号。他时而激情满怀，时而义愤填膺；有时热烈激动，有时雄辩过人。他可以用一句很明了很深刻的话结束一场辩论；一次思想的飞跃纵观几个世纪，并从中找出两个类同的事实或两段类似的格言，再加以比较。行动：门铃一响，他就立刻把一块很薄的红纱毯盖到办公桌上。总是亲自去开门。像亲兄弟一样地拥抱屠格涅夫。做着大方的动作（就像他要飞起来似的），从这个人面前一步跨到那个人面前，带动得他内裙鼓起来。分别送到前厅。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性格：热情奔放，容易激动，和蔼可亲，博学睿智。屠格涅夫肖像：白皙的脸。语言：用一种轻弱并有点犹豫的声调慢慢地讲着；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一经他的嘴讲出，就都带上非凡的魅力和极大的趣味。谈话很少涉及日常琐事，总是围绕着文学史方面的事件。非常流利地翻译一些歌德和普希金的诗句。行动：仰坐在一个沙发上。性格：怀有狂热的理想，醉心文学事业，博学多识。都德肖像：他的头很小却很漂亮，乌木色的浓密卷发从头上一直披到肩上，和卷曲的胡须连成一片。他的眼睛像切开的长缝，眯缝着，但却从中射出一道墨一样的黑光。也许是由于过度近视，他的眼光有时很模糊。语言：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叙着这个贪图享乐、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某人滑稽的轮廓。他用他那独特的、具有南方风味和吸引人的讽刺口吻谈论着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行动：他习惯用手捋着自己的胡子尖。他手势生动、举止活跃，具有一切南方人的特征。性格：生性活跃，健谈，厌恶腐朽的生活方式。左拉肖像：中等身材，微微发胖，一副朴实但很固执的面庞。他的头十分像古时意大利版画中的人物的头颅一样，虽然不漂亮，但表现出他的聪慧和坚强性格。在他那很发达的前额上竖立着很短的头发，直挺挺的鼻子像是被人很突然地在那长满浓密胡子的嘴上一刀切断了。这张肥胖但很坚毅的脸的下半部都覆盖着修得很短的胡须，黑色的眼睛虽然近视，但十分尖锐，透着探求的目光。他微笑时总使人感到有点嘲讽之感，他那很特别的唇沟使上唇高高地翘起，又显得十分滑稽。语言：很少讲话。发出几声：“可是……可是……”当福楼拜的激情冲动过去之后，他就又不慌不忙地开始讨论，声音总是很平静，也很温和。行动：他爬了六层楼的楼梯累得呼呼直喘。一进来就歪在一把沙发上，并开始用眼光从大家的脸上寻找谈话的气氛和观察每人的精神状态。总是歪坐着，压着一条腿，用手抓着自己的脚腕，很细心地听大家讲。性格：温和，寡言，坚毅，聪明。

孙仲谋——怀念英雄，表达收复失地的理想。 这个典故不用说了吧，孙权嘛。 寄奴——怀念古人，表现北伐决心。南朝宋武帝刘裕故事，刘裕曾两次率晋军北伐（时未称帝），收复洛阳、长安等地； 佛狸祠——今昔对照，不堪回首。魏太武帝拓拔焘小名佛狸，他曾在长江北岸瓜步山建立行宫，即后来的佛狸祠；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借古讽今，批归纳全诗。 元嘉是刘裕子刘义隆年号，说刘义隆好大喜功，仓促北伐，以至惨败；廉颇老矣——自发感慨，不忘为国效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廉颇被免职后，跑到魏国，赵王想再用他，派人去看他的身体情况，廉颇之仇郭开贿赂使者，使者看到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回来报告王说：“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用。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拾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但也流露出作者报国无门的无限感慨，蕴含着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愤懑之情。《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释义：江山千古依旧，割据的英雄孙仲谋，却已无处寻觅。无论繁华的舞榭歌台，还是英雄的流风余韵，总被无情风雨吹打而去。那斜阳中望见的草树，那普通百姓的街巷，人们说寄奴曾经居住。遥想当年，他指挥着强劲精良的兵马，气吞骄虏一如猛虎。元嘉帝多么轻率鲁莽，想建立不朽战功，却落得仓皇逃命，北望追兵泪下无数。还记得四十三年前，我战斗在硝烟弥漫的扬州路。真是不堪回首，拓跋焘的行宫下，神鸦叫声应和着喧闹的社鼓。有谁会来寻问，廉颇将军年纪已老，他的身体是否强健如故？《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创作的一首词。作者是怀着深重的忧虑和一腔悲愤写这首词的。上片赞扬了在京口建立霸业的孙权和率军北伐气吞胡虏的刘裕，表示要像他们一样金戈铁马为国立功。下片借讽刺刘义隆来表明自己坚决主张抗金但反对冒进误国的立场和态度。全词豪壮悲凉，义重情深，放射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词中用典贴切自然，紧扣题旨，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和意境美。

福柯是一个怪才，怪才再前进一步，就是疯子。要理解福柯，难度可想而知。个人认为，福柯研究这些，比如《疯癫与文明》一书，比如《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这些中前期的作品，一出来就带有反叛色彩。他在前者是从一个发生学的角度，进行社会机制的研究，去查看西方现代性是怎么兴起的，现代文明是如何通过排斥机制建立起来。后者则初步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概念，考察一组实践系统化为一个学科的过程。 他研究这些，部分是建立一个系统，部分是为了给自己的研究铺一条路出来。他毕竟是后结构主义的时代，他似乎是想通过研究病理，反向解构传统，叙述历史的发生过程，解释历史的偶然性、不连续性，进而确立自己的立场。 只是他也算是英年早逝吧，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未完成，使得我们无从得知他的意图，看不到一个完整的理论

福柯思想当中有一条非常有趣的暗线，贯穿了福柯一生的研究，就是对于启蒙的考察与反思，对于理性进行批判。如果简单来讲的话，讲了一个字，权力。在福柯的眼中，历史沿着权力关系的偶然流动不断变化，由此构建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等等。有个不太恰当的类比，你可以把福柯的“权力”看成和马克思的“生产力”相似的东西。如果题主想知道的更为通俗易懂的话建议读读《understanding faucault》这本书通俗易懂的介绍了福柯和它的理论还有它的著作。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_^#

《福柯思想肖像》（刘北成）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1WX8Kz8Iy8FVD6IsHX43Q 提取码：w2tk书名：福柯思想肖像作者：刘北成豆瓣评分：8.5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12-4-30页数：326内容简介：作为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福柯及其著作影响世界学术界甚广。他侧重边缘历史的研究，为西方当代文化的发展重新建立了坐标。其知识考古、系谱学、知识-权力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依旧具有重大的影响。福柯的个人经历也颇值得关注，他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在风云变幻之间勾勒出那段时间法国学界的气象；他的同性恋形象也使他迥异于其他学人。本书取精用宏，叙事生动，为中国读者了解福柯打开了一扇大门。作者简介：刘北成，1949年8月生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长期从事世界近代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评介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译介国外史学及世界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编著有《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等，译有《论历史》、《欧洲近代思想史》、《疯癫与文明》、《白银资本》、《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等。

啥东西

《再见福柯》（黄瑞祺）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V1zrOhs4mTDEQIlWZgJiQ 提取码：ude0书名：再见福柯作者：黄瑞祺豆瓣评分：8.1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08-9页数：313内容简介：《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叙述了：1976年，福柯出版《性史》的第一卷《认识的意志》之后，知识界对其他卷册的出炉翘首以待。结果一直到1984年6月去世前，福柯才亲自校竣出版《性史》二、三卷，第四卷未完成。这的确是个很不寻常的现象。而二、三卷与第一卷以及之前的著作有相当大的差异，过去的重点放在知识／权力的主轴上，后来则转移至自我伦理学；在写作风格上也从华丽炫目而趋于素朴清晰。《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是对上述现象的分析与讨论，它集结了新一代学者黄瑞祺、李猛、陈泓易等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当代中文世界福柯研究的较高水平。作者简介：黄瑞祺：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暨政治学博士。已出版：《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再见福柯》（台北：松慧，2005）、《现代与后现代》（第二版，台北：巨流，2000）、《批判社会学》（台北：三民，修订三版，2007）、《后学新论》（台北：左岸，2003）。

《福柯思想肖像》（刘北成）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GIJ0coByFgtSWhKbilOWQ 提取码：52w5书名：福柯思想肖像作者：刘北成豆瓣评分：8.5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12-4-30页数：326内容简介：作为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福柯及其著作影响世界学术界甚广。他侧重边缘历史的研究，为西方当代文化的发展重新建立了坐标。其知识考古、系谱学、知识-权力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依旧具有重大的影响。福柯的个人经历也颇值得关注，他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在风云变幻之间勾勒出那段时间法国学界的气象；他的同性恋形象也使他迥异于其他学人。本书取精用宏，叙事生动，为中国读者了解福柯打开了一扇大门。作者简介：刘北成，1949年8月生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长期从事世界近代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评介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译介国外史学及世界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编著有《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等，译有《论历史》、《欧洲近代思想史》、《疯癫与文明》、《白银资本》、《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等。

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它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我们从叙事治疗的创始人麦克怀特和大卫爱普斯顿的著作《故事，知识，权利：叙事治疗的力量》可以看出，叙事的理念直接受福柯的思想影响。以下根据我的理解介绍下福柯的主要思想。了解一个人思想，要首先了解这个人。福柯的一生从某些角度看的确是声名狼藉者的一生，他身上的标签有抑郁症、吸毒、同性恋、性虐待，艾滋病、激进者等。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反而成就了他。福柯出生在一个普通乡村家庭，父亲是一名医生。福柯的中学成绩很好，并且考进了法国最富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大师，哲学家，这也为福柯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福柯这个人跟心理学息息相关，他在大学的时候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为此他一直在一个很有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做心理分析，这个分析家是雅克u2022拉康的学生。福柯自己得了抑郁症因此研究精神病人，他写了大量的关于精神病人的著作。福柯本人也是一名同性恋者，他有稳定的性伴侣。1984年福柯死于艾滋病，据说是在一次同性恋群体的聚会中，发生不安全的性关系。福柯本人非常关注罪犯的状态，也曾为罪犯争取权力而斗争。福柯研究是边缘群体，精神病人/罪犯/同性恋者，就是因为福柯研究探寻的是边缘群体，他才能够反思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福柯是批判型的哲学家。福柯的理论里主要的两点1.关于知识和权力。这里说的权力不单单是指政治上的权力，是一个广义的权力。福柯认为掌握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拥有了权力。比如我们推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科学又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掌握科学或者“真理”的人就有了更多的权力。我们会对那些烧香拜佛的人说“能不能科学点，那都是迷信”，这个时候我们是掌握权力的人。医生对患者说：你得了xxx病，要怎么怎么治，不能怎么怎么“这个时候医生是掌握了权力。知识/“真理”建构了权力。“任何一种权力的运用和实行，都会以一种真理论述为引导。我们不是因为这种真理而运用权力，而是因为权力的关系，我们才臣服于真理的生产（1980）。”福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部分都是透过权力知识在行动，我们生活在权力/知识的框架中，不可能摆脱知识/权力而行动，我们承受着权力的影响，也使用权力影响着其他人。但是这并不对等，事实上，有些人承受的压制远远高于其他人，比如很多边缘群体。我记得之前蔡康永在节目上说，很不希望别人说到同性恋群体就只有他一个人活着的。其他同性恋的人要么死了，要么被权力压制下去。这个权力包括主流文化、宗教等。“我们不是要问为什么有人想要主宰别人，他们到底追求什么东西，又有什么样的策略。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事情在压制层面有效进行，持续不断地驱使我们身体，掌管我们姿态，主宰我们的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探讨的是臣民怎样透过那么多有机体、力量、能量、物质、思想等逐渐地、真实地、实质地构成。”简单来说，我一个人在广场上想吹个口哨，跳个舞，或者大声骂这场皇帝新装式的盛宴，可以吗？当然不行，因为我被知识/权利压制了。而这种隐形的权力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因而让我们更加愚蠢，更加轻贱。2.语言与主体性。尼采著名的言论：‘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人这个主体必将消亡。福柯认为主体不是确定的，也是不稳定的，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点在抑郁症患者身上得到强有力证明。抑郁症患者建构出来的主体就是：我是没有用的，我没有价值，我没有别人好，我这么差没有人会喜欢.......福柯认为，心理学的工作应当是帮助精神病人从异化的状态中解除出来为宗旨（这直接是叙事理念），而现在的心理学的确在确定异化，你是抑郁症，你是多动症，你是反社会型人格.....福柯说“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希求我坚守自己、保持不变……让官僚和警察们去费心保存好我们的身份证件吧。”（《知识考古学》）关于语言，有语言学家说：我们语言先天就有缺陷。语言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事物人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的。用一个静态的语言描绘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语言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民族的语言已经消失，有些词的含义也在变化。我们可能需要对我们的语言产生一定的质疑，语言真的是好的吗？ACT认为语言是我们痛苦的根源。有了语言，才有了痛苦。我们思考问题，表达问题都是用语言。当然这里的语言包括我们的内部语言。那福柯如何理解语言和主体性呢？福柯认为语言表达即主体。语言有很多局限性，每个语系都有自己的规则，语言限制了语言的使用者。在不同的时代下，只能用这个时代的方式表达，比如现在人就不会再去写古体诗。那语言这么都局限性，还能表达真相吗？值得反思。福柯最喜欢的一段话是：我必须继续，我必须说，只要还有话，我就必须去说。我必须说话，直到这些话找到我，直到它们说了我。

福柯是20世纪初期的思想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索邦大学。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著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70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亲自发起“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作的详细过程；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

20世纪。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生平致力于探究权力（pouvior）与知识（savior）、话语（discours）与实践（practique）、身体与群体间的关系。其著作《规训与惩戒》、《疯癫与文明》等无数知识分子反复研读。与此同时，福柯的私人生活也为不少研究者所着迷。米勒在其著作《福柯的生死爱欲》中，检视了福柯早期的学术生涯，及其同时期的私人体验，并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了可能的关联。与其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相类似，福柯也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支持激进左派，并与他们“分享着和平和自由主义的假设”。不少人将福柯看做“一个理想的样本，向世人展现如何过一种在智识和政治上保持严肃的生活。”然而，米勒却指出，他积极参与政治，是出于对个人“极限体验”的病态眷恋。扩展资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在其文集《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里提到，在本质上，福柯是一个“自我的思想家”，他对政治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也不承担真正的责任。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福柯认为，一个人的智识活动的源泉应当是发自其自我认知和自我期许。基于此，里拉警示道，一个人也许会选择在心灵的旅途上追寻福柯的行迹，但是，如果认为这样的精神训练会揭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公共政治世界的话，那就是既危险又荒谬的。

福柯是20世纪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男，博士，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福柯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著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

水浒转

　　主要特点：　　《名人传》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家、小说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编著，经由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翻译传入中国。《名人传》是《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基罗传》（1906年）、《托尔斯泰传》（1911年）的总称，又称为巨人三传或三大英雄传。传记里的三人，贝多芬是音乐家，米开朗基罗是雕塑家兼画家，托尔斯泰是小说家。　　思想意义：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的古训：古之成大事业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基罗的“愈受苦愈使我欢喜”，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我们的时代千变万化，充满机遇，我们渴望成功，但我们却不想奋斗，我们要的是一夜成名。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我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让我们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因此，读《名人传》也许会让我们清醒一些。　　经典语句：　　“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欢喜。”　　对于他，一切都成为痛苦的题目，甚至爱，甚至善。　　“我的欢乐是悲哀。”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接近欢乐而更倾向于痛苦的了。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所见到的所感到的只有它。世界上全部的悲观主义都包含在这绝望的呼声，这极端偏狂的语句中。　　“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　　“他的猛烈的力量把他和人群几乎完全隔离了。”　　这还算不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亦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他的心魂永远在欺妄他的天才。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也不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禀性懦怯。你呢？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法语：Romain Rolland，1866年1月29日－1944年12月30日），20世纪的法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1866年生于法国克拉姆西，1889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史学系，他创作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母与子》（又名《欣悦的灵魂》）等作品，并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坚持自由真理正义，为人类的权利和反法西斯斗争奔走不息，被称为“欧洲的良心”。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去世，享年78岁。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 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 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第三首，诗人借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来抒写自己的怀抱。

　　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的异同　　(一)不同点 　　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认识到不同事物的内在区别。比较发现，民本论与现代民主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权利承担主体不同。传统民本论认为君主的权利是神授予的，君主是权利的源泉，主张为民做主。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民众认为自己命运的福祉完全来源于统治者，因此把A己的命运交给父母官做主，并形成对他们的期盼与依赖。现代民主不承认“君权神授”说，而认为君主的权利来源于人民，统治者只是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办事．民众的命运应由民众自己把握。民本论把君主作为权利的承担主体，而现代民主把人民大众作为权利的承担主体。民本论的实质是由君为民作主，而民主思想的本质则是由民自己作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的统治。 　　(2)价值目的不同。民本论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追求的价值目的是稳定、巩固封建专制政权。传统民本论的重民．爱民、利民等思想都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讲的。如程颢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管仲说：“知予只为取者。政之宝也。”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君权，而非拥护民权。而现代民主思想的提出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实现人民自治。显然，两者所建构的价值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民本论下的爱护民众之举，只是统治者的一种手段，它是在豢养人民，以使人民为他们做出更大的牺牲与贡献。现代民主所追求的则是实现个人的真正价值，实现民权，即实现人民自治。　　(3)实现方式及途径不同。民本的实现靠的是人治．而民主的实现靠的是法治。民本思想是为了让统治者懂得民众的巨大历史决定作用，从而自觉地去重民、爱民、利民。不做有害于人民的事，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它的施政主体是君主以及各级官员，因此对统治阶级的自身道德素质也有一定的要求，讲究以德感化天下。由此可见，民本的实现方式是人治。现代民主思想的主旨是为了防止统治阶级内部的个人独裁和专权，这靠统治者的自身道德是无效的，必须通过法律的方式才能实现。因为法律可以认定民众的权利和权威．从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有效地保障民众的利益。所以说，民主的实现途径是法治。　　(4)依存的经济基础不同。民本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而民主则以商业经济为基础。在封建小农经济下，小农人口数量固然众多，但他们都是自给自足，彼此间不经常进行商品交换，因此民众之间形不成一定的经济联系．从而在政治结构中也形不成目标一致的政治团体。而商品经济不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否定了以往以血缘、门第等观念所划分的高底贵贱，只承认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它奉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协作。因此，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开不出现代民主的花朵．现代民主只能生长在商品经济的土壤里。 　　(二)相同点 　　民本与民主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内在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民本论与现代民主都体现了重民思想。由于统治阶级认识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统治真理，所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们在其统治过程中．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极其重视民众的利益，把爱民、利民等作为其善政措施的指导思想。如明成祖朱棣所言：“朕惟事天以诚敬为本，爱民以实惠为先。《书》日‘惟天惠民"，又日‘安民则惠"，然天子视听皆因于民，能爱人即所以事天。”现代民主的使命就是推翻封建专制政权，实现民众的自由与平等，显然也是把民众的利益放在了首位。 　　(2)民本与民主都有反对专权、专利的思想。反对专权、专利这一思想，很早就被提出来了。如成书与战国时期的《商君书》中就说：“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擅一国之利是专利，管一官之重是专权，两者都是对国家的危害。民本论者看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从而提出一些学说来限制王权。现代民主的首要内涵是要求主权在民，因此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限制统治者的权利，因为只有有效的限制王权，才能真正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

边缘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说被主流(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主流经济...)所排斥，所不包容。通俗一点说，今天，在中国，像各类明星、企业家、白领阶层、医生、律师……这类人群就是主流人群,与之相对应,如无业人员、低收入人群、贫穷农民……他们就处于社会边缘，属于边缘人群；象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就是主流经济学理论，而在过去被奉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被边缘化了：又如过去非常主流的学术刊物、艺术形式，现在没人看了，被冷落了，这也叫边缘化；甚至连说话，用的词句，象“哇噻”、“然后”、“酷”等等，还有很多，成为主流话语，而象“理想”、“吃苦耐劳”等等，就成了边缘话语。 还可以举出很多。也不是简单说就是被淘汰(也有点被淘汰的意思)，准确说就是不入主流，没有号召力没有影响力没有权威力，容易被忽视被冷落的什么什么。

《千年梦圆在今朝》表达了热爱祖国、赞扬团结合作、勇于探索、锲而不舍的思想感情；《跨越百年的美丽》表达了对居里夫人的敬佩、尊敬之情；《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表达了要善于发现、善于提问的思想感情；《我最好的老师》表达了热爱老师、赞扬了老师的教学方法，要敢于怀疑不要迷信权威的思想感情。

《千年梦圆在今朝》中心思想是：叙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实现飞离地球、遨游太空的美好梦想所进行的不断的尝试和追求,赞扬了中国航天工作人员热爱祖国,团结合作、默默奉献、勇于探索、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1.出塞的诗意和思想感情 出塞：古代乐府中的一种军歌.塞，指边境上险要的地方. 关：关塞. 但使：只要. 龙城飞将：指汉代名将李广，勇敢善战，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龙城，即卢龙城，是李广驻军的地方，在今河北省卢龙县. 不教：不让，不使. 胡马：胡人的兵马，这里指匈奴的军队.胡，古代汉民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 度：越过. 阴山：阴山山脉，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汉时匈奴常由此入侵中原. 今译： 依然是秦汉时的明月和边关， 万里出征的将士呵仍未归还. 只要汉代的飞将军李广还在， 决不会让敌人军队越过阴山. 2.出塞的诗意和思想感情 《出塞》是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此诗内容主要是慨叹远征之苦，良将之苦，体现出了诗人对家国的爱重和维护、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与期盼以及对良将的信心。全诗雄浑豁达，气势流畅，一气呵成。 诗人以雄劲的笔触，对当时的边塞战争生活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对《出塞》的评价历来很高。 明代诗人李攀龙甚至推奖它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杨慎编选唐人绝句，也列它为第一。《出塞》是乐府旧题。 秦时明月汉时关所对应的其实有一句歌词：孩子，这是你的家。秦汉以来的边塞，秦汉以来守卫边塞的军人，他们所守的是中原辉煌的文明，是我们共同的家。 离家万里，不是个人的小家，是从边塞开始，是无故人，多胡语的异地，是传统的化外之地，天下之外的地方。王昌龄所处的时代，正值盛唐，这一时期，长安是东方文明的千年古都，世界的中心，唐天子是天可汗，全民族的自信心极强，边塞诗人的作品中，多能体现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 在这时如果不是追忆秦汉时的艰难，写唐的胡马南下，简直是杞人忧天。所以，很大程度上，没有人认识到盛世中的危险因素。 同时，中国传统文人乃至兵家对战争都不是向往或鼓励的。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万里所指，是从边塞到远方的战争之地的距离，并不是边塞到军人故乡的距离（这一点极为重要，同时又没有被重视和强调）。 3.边塞诗的大体思想感情是什么 边塞诗词是边塞生活的艺术反映，其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可以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别离之情。 可以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艰辛；可以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可以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 而诗中流露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无奈；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冲突；献身为国与痛恨庸将无能的悲慨。 因为边塞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有喜有乐的。因而就造成边塞诗词题材十分广泛，内容异常丰富。 因为每个朝代的不同时期或盛或衰，诗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或高昂或低沉，而每个诗人前往边塞的原因不同，目的不同，所抒发出的感情也千差万别，有褒有贬。情况相当复杂。 扩展资料： 著名边塞诗介绍： 一、《从军行》 《从军行》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刻画了边疆戍卒怀乡思亲的情景。 1、全文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2、译文 在烽火台的西边高高地耸着一座戍楼，黄昏时分，独坐在戍楼上任凭从湖面吹来的秋风撩起自己的战袍。 此时又传来一阵幽怨的羌笛声，吹奏的是《关山月》调子，无奈这笛声更增添了对万里之外的妻子的相思。 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唐代诗人岑参的作品。此诗描写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抒写塞外送别、雪中送客之情，表现离愁和乡思，却充满奇思异想，并不令人感到伤感。 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理想和壮逸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 全诗内涵丰富宽广，色彩瑰丽浪漫，气势浑然磅礴，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诗句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1、全文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2、译文 北风席卷大地吹折白草，仲秋八月胡地飘降大雪。 仿佛一夜之间春风吹来，树上有如梨花竞相开放。 雪花飘入帘笼沾湿帐幕，就是穿狐皮袍也不暖和。 将军兽角弓冻得拉不开，都护的铠甲冷得难穿上。 无边沙漠结成百丈坚冰，忧愁的阴云凝结在长空。 帐中摆酒为回京人送行，助兴的是琵琶羌笛胡琴。 黄昏时辕门外大雪纷飞，冻硬的红旗风吹不飘动。 在轮台东门外送你回京，临行时茫茫白雪布满山。 山路曲折不见你的身影，雪地上空留马蹄的印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边塞诗 4.边塞诗的大体思想感情是什么 边塞诗词是边塞生活的艺术反映，其思想内容极其丰富：1、可以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2、可以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别离之情；3、可以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艰辛；4、可以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5、可以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 扩展资料唐代边塞诗代表诗人王维的诗表现了边塞诗的特点王维作品中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壮阔飞动之作。《陇头吟》、《老将行》则抒发了将军有功不赏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 《观猎》生动地描写了打猎时的情景。《夷门歌》歌咏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 《少年行》四首表现侠少的勇敢豪放，形象鲜明，笔墨酣畅。这些作品一般认为是王维早期所作。 还有一些诗歌，如贬官济州时所作《济上四贤咏》以及《寓言》、《不遇咏》和后期所作《偶然作》六首之五《赵女弹箜篌》，对于豪门贵族把持仕途、才士坎坷不遇的不合理现象表示愤慨，反映了开元、天宝时期封建政治的某些阴暗面。《洛阳女儿行》、《西施咏》、《竹里馆》则以比兴手法，寄托了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 还有抒写妇女痛苦的《息夫人》《班婕妤》等，悲惋深沉，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边塞诗。 5.边塞诗中的主要意象及意象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以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的诗作称之为边塞诗。这类诗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可以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离恨；可以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可以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可以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而诗中流露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无奈；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冲突；献身为国与痛恨庸将无能的悲慨。 边塞诗的意象：烽火、狼烟、马、宝剑、铠甲、孤城、羌笛、雁、鹰等。 特点：一是浓郁的汉代情结。唐代边塞诗有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以汉代唐，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兵，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不仅如此，一般的边塞诗在提及周边少数民族时，也往往沿袭汉代的称谓，把交战对方称为匈奴，把其首领称为单于、左贤。在称颂战地英雄时，常常提到的也是汉代的霍去病、李广、卫青、班超、马援等，以呼唤英雄精神的回归。这种汉代情结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超越。 二是鲜明的边地风貌。自然景观多是黄沙白云、冰川雪山，地理区域多是塞外、雁门、漠北、玉关、黄河，异域风物多是羌笛、胡笳、琵琶、战马，人物多是戍卒、将帅、胡人，用典多是投笔、长城（南朝宋的大臣檀道济）、楼兰，乐曲多是与边塞军旅生活有关的《梅花落》《折杨柳》《关山月》《行路难》等。 6.边塞诗的大体思想感情是什么 边塞诗词是边塞生活的艺术反映，其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可以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别离之情。 可以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艰辛；可以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可以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 而诗中流露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无奈；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冲突；献身为国与痛恨庸将无能的悲慨。 因为边塞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有喜有乐的。因而就造成边塞诗词题材十分广泛，内容异常丰富。 因为每个朝代的不同时期或盛或衰，诗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或高昂或低沉，而每个诗人前往边塞的原因不同，目的不同，所抒发出的感情也千差万别，有褒有贬。情况相当复杂。 扩展资料： 著名边塞诗介绍： 一、《从军行》 《从军行》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刻画了边疆戍卒怀乡思亲的情景。 1、全文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2、译文 在烽火台的西边高高地耸着一座戍楼，黄昏时分，独坐在戍楼上任凭从湖面吹来的秋风撩起自己的战袍。 此时又传来一阵幽怨的羌笛声，吹奏的是《关山月》调子，无奈这笛声更增添了对万里之外的妻子的相思。 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唐代诗人岑参的作品。此诗描写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抒写塞外送别、雪中送客之情，表现离愁和乡思，却充满奇思异想，并不令人感到伤感。 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理想和壮逸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 全诗内涵丰富宽广，色彩瑰丽浪漫，气势浑然磅礴，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诗句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1、全文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2、译文 北风席卷大地吹折白草，仲秋八月胡地飘降大雪。 仿佛一夜之间春风吹来，树上有如梨花竞相开放。 雪花飘入帘笼沾湿帐幕，就是穿狐皮袍也不暖和。 将军兽角弓冻得拉不开，都护的铠甲冷得难穿上。 无边沙漠结成百丈坚冰，忧愁的阴云凝结在长空。 帐中摆酒为回京人送行，助兴的是琵琶羌笛胡琴。 黄昏时辕门外大雪纷飞，冻硬的红旗风吹不飘动。 在轮台东门外送你回京，临行时茫茫白雪布满山。 山路曲折不见你的身影，雪地上空留马蹄的印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边塞诗

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和宗旨在于物流管理。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的关系 物流管理作为现代供应链管理思想的起源，同时也是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物流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了解物流管理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理解供应链管理思想的实质以及供应链管理中的物流管理的作用很有必要的。 在物流管理出现之前，企业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物流管理业务部门，只是被当作制造活动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集成物流的概念，把企业的输入与输出物流管理以及部分市场和制造功能集成在一起。供应链管理是90年代才出现的新的管理模式，并随之出现了集成供应链概念，通过和其他的供应链成员进行物流的协调寻找商业机会。 物流指的是供应链范围内企业之间的物资转移活动(不包括企业内部的生产活动)。现代的企业物流管理已经把采购与分销两个为生产服务的领域统一在一起，形成的物流供应链，这就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含义。所以国外有人认为供应链管理实际就是物流管理的延伸和扩展。如果从社会大范围的角度看，物流可以理解为是所有为最终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活动网络，即供应网络(Supply Network)。而供应链则是其中的一个通道(Channel)，它关联着几个不同的管理概念： 供应管理(Supply Management)：如采购、库存、运输、订单处理等，应商的业务有关，处理企业与供应市场之间的各类业务活动，但不包括供应商的供应商，。 后勤管理(Logistics)：是指经过分销渠道到达最终用户的物料管理和信息管理。 配送管理(Physical Distribution Management)：处理与企业最直接的用户，主要是一级用户，不涉及二级用户间的业务关系，把产品销售给用户，非直接的用户。 物料管理(Materials Management)：指供应链的中间部分物流和信息流。包括采购、库存管理、仓储管理、生产作业计划与控制、分销配送管理。即从原料的采购进厂、生产再到产品交给用户(第一级用户)，不包括供应商的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分销商及最终用户。 供应链管理：是跨企业范围的比物料管理更广泛的管理，它从战略层次上把握最终用户的需求，通过企业之间的有效合作，获得从成本、时间、效率、柔性等的最佳效果。包括从原材料到最终用户的所有活动，是对整个链的过程管理。

荷塘月色 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

　　MVC的核心思想是将一个应用分成三个基本部分：Model（模型）、View（视图）和Controller（控制器），这三个部分以最少的耦合协同工作，从而提高应用的可扩展性及可维护性。　　MVC全名是Model View Controller，是模型(model)－视图(view)－控制器(controller)的缩写，一种软件设计典范，用一种业务逻辑、数据、界面显示分离的方法组织代码，将业务逻辑聚集到一个部件里面，在改进和个性化定制界面及用户交互的同时，不需要重新编写业务逻辑。MVC被独特的发展起来用于映射传统的输入、处理和输出功能在一个逻辑的图形化用户界面的结构中。

区别很大，就同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不过都是吃饭

元稹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和白居易是非常好的知己。元稹在诗坛上的地位是极高的，很少有人能超越他。后人传颂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是离思中有名的一句，那么元稹离思主要写了什么?他想借这些诗来表达什么? 元稹离思主要内容是什么 元稹的离思一般是指离思五首，是一组著名的悼亡诗，其中一首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千古绝唱。元稹的离思五首分别写于802年和805年，这几首诗都是元稹为亡妻韦从所写，韦从去世是时才27岁，是很可惜的年纪。 元稹画像 第一首诗是元稹回忆与妻子刚刚结婚时的样子，元稹与韦从很恩爱，韦从对着镜子明媚动人样子让元稹很心动;第二首诗先是描写景色，然后写道元稹在楼上翻着书，眼睛却不自觉的望向在梳妆镜钱梳头的韦从。第三首诗则是元稹对韦从的暗喻，韦从是一位典雅淡然的女子，十分贤惠，他用纱来形容亡妻，将其他美艳的女子比红罗，但是在元稹心里纱才是最好的。第四首是元稹对亡妻深深的眷恋，在他眼里除了韦从再也没有能让自己动心的女子，借沧海的水和巫山的云来比作两人之间的感情。第五首诗则是抒发自己对韦从的怀念之情，元稹触景伤情，韦从在世的时候，元稹曾摘了洁白的梨花送给妻子，因为妻子很纯洁，就像梨花在枝头静静的绽放，不争不闹不爱慕虚荣。现在梨花还在，妻子却永远的和自己分别了。 元稹离思想表达什么 元稹离思最想表达的就是对亡妻苇丛的思念，我们暂时不论元稹对韦从的忠贞吧!因为元稹确实在韦从死后两年重新纳妾了，然后再31岁时与薛涛有过一段感情。所以我们先说元稹抒发对亡妻的思念。我想元稹是爱着韦从的，不然元稹也不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思念韦从。 元稹挂相 韦从陪伴元稹很短又很长，他们在一起7年，本来夫妻是一辈子的所以说韦从和元稹很短，但韦从又陪伴元稹很长，是因为元稹在之后的悼亡诗里面大多是写给韦从的。其实韦从嫁给元稹的时候是从锦衣玉食变得异常的贫苦，可是韦从没有怨言，依然爱着自己的丈夫，很可惜的是两人没有生育。元稹是一个多情之人，因为能写出这些缠绵悱恻的诗来注定是个多情的人，元稹对亡妻的思念是真挚的，每个男子都是风流的，世界上没有“柳下惠”，所以不论元稹在妻子死后是否另恋她人，都无法忘记韦从，如果不是情真意切，元稹的诗不会让人感同身受。 元稹的诗是大家都认可的佳作，但是许多人都说元稹的品行有问题，但是历史山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你我能目睹的，而且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所以仅以崔莺莺的故事在评判元稹是不妥当的。元稹对亡妻韦从就像苏轼对亡妻王弗之一样，都是内心充满伤痛的。

个人认为，MVC模式是基于WEB系统模块化框架的大思想，繁衍出的一个把视图和处理做低耦合分离的一种模式。核心就是尽可能让一个后台系统，在几乎不做任何修改的情况下，同时支持多种视图。在视图和后台分离这一点上，不仅仅是MVC，还有多层数据结构也由此特性。MVC的关键在于多种视图(也就是多个客户端)的支持。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民风民俗呗

表达了作者对改朝换代给底层百姓所带来的疾苦的同情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作者这时正行进在潼关的路上,峰峦、波涛都是亲眼见到,“如聚”“如怒”都染上了作者的感情色彩.作者心情不愉快(意踌躇)的原因是：灾难频繁,百姓受苦.　　这首小令是元文宗天历年间,关中大旱,张养浩被征召任陕西行台中丞,在他赴任途中经过潼关时触发了追念古代情怀而作的,表现了作者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同情. 这支流传的小令,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揭示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即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在他们的争城夺地的战争中蒙受灾难的,还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它像一支高烧的红烛,照亮了人们的眼睛,使之认识到象征封建政权的宫阙,它的兴建是无数老百姓的白骨垒起来的；它的倒塌也有无数老百姓的白骨做了它的殉葬品.这便是它所闪耀的思想光辉.至于铸辞精当,造型生动,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乃其余事.　　张养浩的《山坡羊 潼关怀古》把潼关的地形与历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寓情于景,触景生情,以潼关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发出一声沉甸甸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奇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者指出历代王朝的兴与亡，带给百姓的只能是灾祸和苦难。作者借古讽今，讽刺元朝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在求学期间主修的是社会学，其主要思想的形成受到了马克思、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影响。他的早期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以后接受并发展了符号学说，并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80年代以后，对当代场景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新型关系的形而上学研究，逐渐取代了他对后现代性的分析。在几种最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发展过程中，鲍德里亚近乎极端的思想体系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的理论目前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理论以及有关传媒、艺术和社会的话语。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他试图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加以综合，意欲发展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他对消费社会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控制关系、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定位于一些被组织到指意系统中的符号的符号学理论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涉及到家庭环境、建筑、绘画以及媒体等各种现代现象。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物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和《符号政治学批判》(1972)等。在这之后的著作中，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研究媒体和现实向结构的转化，他开始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抛弃一切对现实真实的应用而转向超现实，即一个由拟像构成的世界。在他的拟像社会中，模型和符号构造着经验结构，并消灭了模型与真实之间的差别，人们以前对真实的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均已消失。这段时间的作品主要有：《生产之镜》(1973)、《符号交换与死亡》(1976)、《末日的幻觉》(1976)、《仿象与拟真》(1981)等。鲍德里亚在80年代以后的形而上学的思想首先体现在其《宿命的策略》(1983)一书中，他描述了客体（大众、信息、媒体、商品等等）无限增殖，最终逃脱了主体的控制，实现了主客体之间的角色逆转。他的理论改变了贯穿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主体对客体的统治这条主线，他认为这种统治已经结束，并建议个人应当向客体世界投降，并放弃主宰客体的计划。他的这种理论充分反映在当代文艺作品中，西方一部红的发紫的科幻电影《Matrix》表现的就是他所描述的景象。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大部分致力于描述现代性中的关键性东西（生产、社会、历史等）的消失，这就最终构成他对历史终结的讨论。在他的理论中，人们正面对着一个灰暗的没有未来的未来，一切都已完成了，只有同样的事件无限地重复，这就是后现代的命运。鲍德里亚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主要表述在1988年的一篇名为《公元2000年已经到来》的文章中。鲍德里亚是悲观的，他给我们描述的后现代社会是阴暗的，但我们当前还生存在现实的社会中。他曾经指出，我们不要“忘记福柯”，因为福柯相信知识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喜剧中，在《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捕风捉影》，《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暴风雨》。莎士比亚的喜剧成就与其悲剧一样斐然。他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精神作为喜剧创作的基调，在作品中清晰地表达出要求个性解放、热爱现实生活、歌颂真挚爱情等人文主义思想，同时以笑声为武器，对各种各样阻挠社会发展的封建保守势力，给以无情的讽刺。《威尼斯商人》是这些喜剧中最富有讽刺意义的一部。剧本表现了男女青年争取个人幸福、反对封建婚姻的主题，揭露了原始积累时期高利贷商人的丑恶行为，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友谊、爱情、仁慈对仇恨、贪婪、狠毒的胜利。　　在喜剧中刻画的女性形象也格外的引人注目。她们天生丽质，感情纯真，心地善良，才思敏捷，热情活泼，意志坚强。在她们身上“天赋的灵气”和“绝色的仙姿”，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在她们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充分的肯定人的价值，赞美人性的光辉。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中，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反对封建割据。塑造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形象，体现作者在政治上的人文主义理想。　　　　　　在《麦克白》中，剧中描绘了一个由野心驱使走上了谋杀贤君，暗害忠良成为一个举国声讨的历史罪人，麦克白。剧本从反面引证了保持人的善良本性的重要性。莎士比亚的悲剧对人性做了全面、透彻的剖析，深刻揭示了权势和金钱是导致人性普遍堕落的根源，所以他热切的呼唤人性的复归。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晚期，封建王朝进一步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清教徒的力量明显壮大，他们和王权的斗争随之尖锐起来，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作品更多的是转向宗教性的思考，超现实主义的思考，人文主义依然寄托于乌托邦式。纵观莎士比亚的三个创作时期，我们清晰的看到了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理想的歌唱、幻灭以及“复活”。他引导人们认识自己，懂得人的价值。而我认为莎士比亚在最后阶段是对人文主义理想的绝望，只是人类的美好愿望。让人文主义在自己的作品中尽情书写。　　《暴风雨》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曾被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是莎士比亚的“诗的遗嘱”。一场暴风雨最后归于风平浪静。这里，莎士比亚正面宣扬了人性善良、改恶从善的思想

古代杰出的抒情长诗，它的内容深厚，思想深邃，情感深沉，境界高远，语言奇伟瑰丽，想象新奇动人。作者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更是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引以为豪。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洁身自好的品质，献身理想的精神，千百年感动并影响了无数后人有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我想这也正是屈原执著性格的体现。然而像屈原这样“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人是不多见的。鲁迅说过：“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屈原又是幸福的。屈原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也许，在他的一生，那个所谓的梦也从未醒来过，直到他决定死前，梦也没有破灭过。然而他却说自己是最清醒的。当然，在现代的社会中，屈原的那种执著是被置疑的。但这并不表示《离骚》不值一读，我想如果一个人读完《离骚》后能感受并理解那份凄美的执著，那么他就很有收获了。

例如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曹冲称象的天才故事。还有孟母三迁，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花木兰替父从军等。

屈原离骚的主题思想就是歌颂了他伟大的爱国情怀。

洛克分权学说和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异同同：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权力而设计的，而且他们都将权力划分为三个部分。在立法权和行政权上，两者的划分是一致的。在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权限范围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立法权都是由一部分人掌握，然后制定法律，由掌握行政权的人来进行执行的。虽然两个分权理论都是将权力分成三个部分。异：第一，出发点不同。洛克从自然状态出发，主张自然法高于人为法；而孟德斯鸠政治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他突破了自然法高于人为法的传统见解，在政治社会必须遵守人为法。 第二，权力划分不同。洛克将权力分为三类：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英国正处于殖民扩张时期，处理对外关系尤为重要，所以单独设置对外权；而孟德斯鸠第一次提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特别是司法权独立，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处于同等地位，是为了让法国人民比英国人民享有更多自由，更大的安全。司法独立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朕即法律”的历史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彻底推翻了君主凭意志和性情统治一切的行为。司法独立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关键，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司法权对立法权、行政权的制约。 第三、权力制衡的内部形式不同。洛克的权力制衡思想从正向思维来看，立法权高于执行权，人民有权罢免或撤消立法机关；从逆向思维来看，执行机关有召集和解散立法机关的权力，人民有权选举新的立法机关。其中也蕴涵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而孟德斯鸠重点在于三种权力之间彼此制约，保持平衡，设置权力界限 第四、价值目标不同。洛克的权力制衡思想的价值目标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保护人民的权利，重点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思想上升到政治高度，他的价值目标是为了实现政治自由，保证人民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使人民有安全感，能享有一种心境平安的状态，不会因为时刻受到来自他人和国家权力的侵犯而感到恐惧。恐惧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从而渗透了孟德斯鸠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第五、很容易发现，洛克的分权理论的三种权力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中有一个权力明显的不相同。那就是洛克的对外权和孟德斯鸠的司法权，其实从本质来看，这两种权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执行权的一种。洛克的对外权是根据社会契约理论而得来的，它是为了处理契约以外的事务而制定的。而孟德斯鸠的司法权的任务还是完全属于国家内部管理事务的权力，它是为了制约其他另外两种权力而制定的。所以这两种权力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 第六、在洛克的分权理论中，立法权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而行政权和对外权都是依赖于它的，必须在立法权的授权之下才可以执行自己的事务。但是在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则是相互平等的。洛克的立法权占据主导的思想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从制度设计上对它的权力进行限制，所以很容易造成立法者制定有利于自己法律，而得不到很好的限制的情况，所以对于权力的限制不彻底。反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立法权和其他另外两种权力是平等的，三种权力在同一地位上，即使其中任何一个权力出现问题，其他两个权力都会对它进行限制，纠正错误。真正达到了“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目的。 第七、在洛克的分权理论中，他只强调了权力的分立，而对于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和制约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就容易造成议会专横，导致分权的目的无法实现，从而最终使执行机关沦为议会专制的牺牲品。而孟德斯鸠则在这方面获得了创新，那就是权力不仅进行了分立，而且其中又加入了孟德斯鸠对于权力制约和平衡的考虑。这是孟德斯鸠相对于洛克的分权理论的最大的进步。这个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的设计使权力机关本身有了一定的纠错的能力。那就是在立法权出现偏差的时候，其他的两个权力可以及时的进行纠正，让立法尽量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同样的在行政权或司法权出现失误的时候，其他的两项权力也会相应的做出实质性的补救。但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也有其弊端，那就是因为三个权力机关相互制衡，很容易造成三个机关之间相互牵扯，导致政府效率的低下。从美国现在的政治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其中的弊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抹杀它对于政治发展的巨大影响。

农夫辛辛苦苦种的菜而变成两手空空才变成农夫犹饿死

　　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喜剧中，在《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捕风捉影》，《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暴风雨》。莎士比亚的喜剧成就与其悲剧一样斐然。他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精神作为喜剧创作的基调，在作品中清晰地表达出要求个性解放、热爱现实生活、歌颂真挚爱情等人文主义思想，同时以笑声为武器，对各种各样阻挠社会发展的封建保守势力，给以无情的讽刺。《威尼斯商人》是这些喜剧中最富有讽刺意义的一部。剧本表现了男女青年争取个人幸福、反对封建婚姻的主题，揭露了原始积累时期高利贷商人的丑恶行为，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友谊、爱情、仁慈对仇恨、贪婪、狠毒的胜利。　　在喜剧中刻画的女性形象也格外的引人注目。她们天生丽质，感情纯真，心地善良，才思敏捷，热情活泼，意志坚强。在她们身上“天赋的灵气”和“绝色的仙姿”，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在她们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充分的肯定人的价值，赞美人性的光辉。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中，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反对封建割据。塑造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形象，体现作者在政治上的人文主义理想。　　　　　　在《麦克白》中，剧中描绘了一个由野心驱使走上了谋杀贤君，暗害忠良成为一个举国声讨的历史罪人，麦克白。剧本从反面引证了保持人的善良本性的重要性。莎士比亚的悲剧对人性做了全面、透彻的剖析，深刻揭示了权势和金钱是导致人性普遍堕落的根源，所以他热切的呼唤人性的复归。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晚期，封建王朝进一步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清教徒的力量明显壮大，他们和王权的斗争随之尖锐起来，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作品更多的是转向宗教性的思考，超现实主义的思考，人文主义依然寄托于乌托邦式。纵观莎士比亚的三个创作时期，我们清晰的看到了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理想的歌唱、幻灭以及“复活”。他引导人们认识自己，懂得人的价值。而我认为莎士比亚在最后阶段是对人文主义理想的绝望，只是人类的美好愿望。让人文主义在自己的作品中尽情书写。　　《暴风雨》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曾被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是莎士比亚的“诗的遗嘱”。一场暴风雨最后归于风平浪静。这里，莎士比亚正面宣扬了人性善良、改恶从善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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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are born with no innate prejudice and capable of reasonthey are born good, their natural state being peaceful olerate free equalall the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pursue their happines

　　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喜剧中，在《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捕风捉影》，《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暴风雨》。莎士比亚的喜剧成就与其悲剧一样斐然。他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精神作为喜剧创作的基调，在作品中清晰地表达出要求个性解放、热爱现实生活、歌颂真挚爱情等人文主义思想，同时以笑声为武器，对各种各样阻挠社会发展的封建保守势力，给以无情的讽刺。《威尼斯商人》是这些喜剧中最富有讽刺意义的一部。剧本表现了男女青年争取个人幸福、反对封建婚姻的主题，揭露了原始积累时期高利贷商人的丑恶行为，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友谊、爱情、仁慈对仇恨、贪婪、狠毒的胜利。　　在喜剧中刻画的女性形象也格外的引人注目。她们天生丽质，感情纯真，心地善良，才思敏捷，热情活泼，意志坚强。在她们身上“天赋的灵气”和“绝色的仙姿”，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在她们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充分的肯定人的价值，赞美人性的光辉。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中，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反对封建割据。塑造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形象，体现作者在政治上的人文主义理想。　　　　　　在《麦克白》中，剧中描绘了一个由野心驱使走上了谋杀贤君，暗害忠良成为一个举国声讨的历史罪人，麦克白。剧本从反面引证了保持人的善良本性的重要性。莎士比亚的悲剧对人性做了全面、透彻的剖析，深刻揭示了权势和金钱是导致人性普遍堕落的根源，所以他热切的呼唤人性的复归。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晚期，封建王朝进一步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清教徒的力量明显壮大，他们和王权的斗争随之尖锐起来，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作品更多的是转向宗教性的思考，超现实主义的思考，人文主义依然寄托于乌托邦式。纵观莎士比亚的三个创作时期，我们清晰的看到了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理想的歌唱、幻灭以及“复活”。他引导人们认识自己，懂得人的价值。而我认为莎士比亚在最后阶段是对人文主义理想的绝望，只是人类的美好愿望。让人文主义在自己的作品中尽情书写。　　《暴风雨》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曾被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是莎士比亚的“诗的遗嘱”。一场暴风雨最后归于风平浪静。这里，莎士比亚正面宣扬了人性善良、改恶从善的思想

1.国家神权说国家是由神或上帝直接或间接创造出来的,是神或上帝为了保护人类而创造的,一切政治权力都是神或上帝的赐予.统治者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之.2.国家社会共同体说国家是一种自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及有益的团体.3.社会契约说社会契约说是对国家神权说的直接否定.在自然状态下,因人们滥用自然权利,而使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得不到保障.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人们订立契约,建立足以保障自然权利的国家和政府.以契约建立的国家,任务是遵守自然法,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如果统治者背叛契约,人民有权推翻政府,由此得出主权在民的结论.4.国家统治说国家的存在就意味着政府的存在,政府是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机关.5.国家要素说国家要素说分为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三要素说认为国家是人口、领土、主权三者的联合体.四要素说认为国家由人口、领土主权、政府构成.国家要素说实际上在以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代替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以此来模糊国家的政治性质及国家统治的阶级本质

霍布斯善良的人永远都是那么可爱，他们都有机会获得更多精彩的体验，人善良就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