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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经济学有关的应该是展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的《美丽心灵》。
蝴蝶效应也似一个经济学现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马老四-
假日经济是伴随着我国第一个“黄金周”而出现的。 1999年 9月，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双休日的试行后，决定增加广大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将春节、“五一”、“十一” 三个中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节日的休息时间延长为 7天，于是“黄金周”的概念应运而生，在旅游管理部门的心中，这是一个难得的赚钱机会；在广大老百姓心中，这是一个难得的旅游休闲的假期。所以在前几个“五一”黄金周到来之际，没有做好任何物质准备的旅游管理部门和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的广大消费者“一拥而上”，造成了公园、景点、名胜古迹“人满为患”，名山、秀水、风景名胜“怨声载道”，交通、住宿、旅行社“异常爆满”……美好的时光却没有美好的享受，接下来几个黄金周，成熟的广大消费者采取了既要玩好又要休息好的方式，有意识地安排好了时间，因此整个“黄金周”无论各相关部门还是广大消费者均过得有条不紊，皆大欢喜。经过对以上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经历了第一个黄金周的“狂热”、黄金周的“冷静”以及黄金周的“成熟”之后，即将到来的黄金周将是平静祥和、丰富多彩的一个长假。人们将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方式、方法，更加合理性的时间支配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面对如此问题，让我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什么是假日经济,其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让假日经济更持续、稳定、长足发展呢？ 一、“假日经济”的经济学含义严格地说，“假日经济”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名词，但面对这一已客观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我们不妨将假日经济定义为：人们利用假日集中购物、旅游等消费的行为带动供给增加、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的一种综合性经济模式。正确理解这一概念必须认识到，“假日经济”不能单纯理解为“节日经济”，更不仅仅是“旅游经济”。它包括旅游、休闲、娱乐三种形式，涉及到商品消费、旅游服务消费和文化消费三个领域。从更高的程度上讲，它作为一种休闲消费，既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又是劳动力价值的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活消费作为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通过消费生活资料面维持自身生存，生产出活动于其他三个环节的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费也越来越从单纯的物质层面发展到精神层面。劳动者通过消费可以减缓压力，愉悦精神，拓宽视野，增长见识。这不仅是对人之为人的价值的更高层次的体现，也是一个提高自身素质的能动过程。从这一点出发，发展“假日经济”就不能只重商业和旅游业，也应发挥其文化内涵。“五一”节期间，南京各剧场组织了包括戏曲、交响乐、配乐散文朗诵会在内的文艺演出百余场，平均上座率在九成以上，接待观众十余万人，既实现了自身的经济效益，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假日经济”在我国出现的原因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产生都必然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假日经济”现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年收入过到500至800美元，是旅游消费急剧扩张的时期。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已达500美元左右，有的城市已达1000美元，可以说我国已迈入了旅游扩张期的门槛。第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1999年国务院决定增加公民的假日时间，全年达到114天，占全年总天数的31.2%。从某种意义上说，假日消费情况的好坏，决定了一年消费市场的阴晴。第三，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传统道德的影响以及多年来“短缺经济”下的艰难生活使大多数中国人重积累，轻消费，尤其无暇顾及精神消费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实际上，这是与较低的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低档品、基本生活消费品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将下降，用于高档品各文化教育支出的比重将大幅增加。伴随着我国迈入“相对过剩经济”时期，在政府和媒体相关措施的影响下，居民的消费观念逐步发生变化。没有这一点，“假日经济”是无从谈起的。第四，我国大多数市场进入买方主导态势，商品和服务种类越来越多。今年“五一”期间，苏宁普惠制”必将再次搅动市场，重掀家电抢购狂潮。苏宁颠覆假日经济游戏规则五一黄金周市场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苏宁重仓蓄势，凭借全国连锁的优势和三店联动出击的契机，从国内外各大家电企业一次性采购上万套市场主流机型“五一”期间苏宁电器将奉行其一贯倡导的“普惠制”原则，三家店携手出击，倾力打造滨城家电新坐标，让大多数消费者感受到苏宁的低价震撼。我了解到，苏宁电器为五一销售准备了数量充足的特价机型，另外还有近万套超低价电器组成重型火力，将以罕见的低价投放市场。在高端产品线上，由于苏宁采用的是全国统购的方式形成规模优势，届时液晶电视将疯狂降价、国产42寸等离子大面积降破10000元，数字电视只卖纯平电视价格。冰洗方面，苏宁、海尔强强联合，五一期间在苏宁率先销售超薄液晶滚筒两款，预约销售返现500元。此外，本次冰洗联合厂家推出返现加赠、以旧换新等活动。苏宁所推崇的健康、时尚、节能、静音“四优空调”也将在五一期间力掀巨浪，主流品牌1P机跌破1000元。4月30日，苏宁掀起“欢乐手机淘宝夜”，18时开始，摩托罗拉、诺基亚、夏新、波导等国内外一线品牌手机联袂上演低价销售大戏……苏宁之所以拿出如此大的力度，意欲让更多的滨城消费者体验到高端平价带来的震撼体验。综合看来，这里包含了西方经济学中有关消费函数决定的问题。凯恩斯理论认为，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即C=C0+C*Y。当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即C0基本稳定以后，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Y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消费观念的变化使边际消费倾向趋于变化，这使得消费需求C提高，成为“假日经济”出现的前提条件，加以人们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和越来越多的消费选择作为现实的基础，“假日经济”在我国的出现遂成为必然。三、“假日经济”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带给我们的深层次思考 1．旅游业供需协调要符合经济规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最基本的话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200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假中，许多著名景点人满为患，一部分游客怨声载道，实际上体现了旅游资源的供不应求，但不能从中得出尽快扩大旅游资源供给的结论，而应从供需两方面着手解决。从供给来看，应注意到旅游业的显著特点，即季节弹性大。我国著名旅游景点市场在90%的时间里能力过剩，在10%的时间内供给严重不足，如果盲目扩大规模，势必造成旅游淡季的资源闲置和从业人员的季节性失业，产生新的浪费。当前比较可行的措施是适应旅游业由休闲式向度假式转变的一般规律，扩大区域景点的综合接待能力和辐射度。从需求来看，须加以引导和调控。首先，可以拓展居民的假日消费领域，使其在当地即可满足消费需求；其次，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可以采取“节假分离”和“弹性工作时间”的办法化解矛盾，以均衡利用旅游资源；再次，旅游景点可以实行淡、旺季差别价格，启用价格杠杆实现市场调控。看看相关报道就明白：各地景点票价上涨，酒店行情一扫低迷，商家小贩磨刀霍霍，更甭说车船飞机……原来，假日给这些行业带来了“经济”，送去了“黄金”，当然，各地财政也同时有了可观的收入。 全国统一放长假，大批游客出行，由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倒也不无道理。然而，选择假日出游者毕竟是休假者中的少数，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在家休息。不出门，或是因为消费不起，或是承受不了人山人海的拥挤。多数人没有介入消费，这样的“假日经济”就值得商榷了。 如果不是全国统一放假，人们集中出游，各地吃、住、行、游、购还会乘势飞涨吗？如果不是承受不起，不是人满为患，会不会有更多的人走出家门？如果没有人流如此集中地涌入，旅游地景区的保护是否能减轻压力？商业经营是否能均衡一些？我们何苦再人为地扩大旅游淡旺季？如果实行带薪休假制度，让人们有可供选择的更灵活的休假方式，可能没有了“黄金周”，却可以持续拉动消费，促进经济，而且可以减少集中休假出游带来的额外成本，何乐而不为呢？我做了个小范围的民意测验显示，有60％的市民选择在家，30％的人坚持出游，剩下的10％想串亲戚。而假期加班的人也无怨言，长假的前三天为法定假日开3倍工资，后四天为法定休息日加2倍。而富省广东竟放豪言，要加4倍工资。看来不能出游的小小遗憾也可以弥补了。 2．注重需求对经济“量”的拉动的同时，更注重其对经济的“质”的促进。“五一”节假期中出现的情况给有关行业以很大的启示。商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文化服务业纷纷提出要加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搞好市场调查，改善经济管理，完善服务，以提高经济效益。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它不仅表明有关行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可望以此为契机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需求对经济质量的促进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波特在其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是由包括生产因素、需求因素、支持性产业及其辅助因素决定的。就需求因素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需求量，二是需求的层次，三是需求的超前性。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高水平的、挑剔的消费者是本国该产业发展的可贵财富。它们的消费需求作为一种鞭策，能为企业的自我发展、自我创新提供无穷的动力。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需求量的作用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对其质的作用则重视不够。“假日经济”提醒我们，应加强对消费者的引导、培训和教育，提高我国的消费层次，使需求发挥促进经济“质”的跃迁的作用。而且，应该认识到，这种作用与需求量的作用不同，无论在过热时期还是紧缩时期，它都能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积极的力量。 3．以更科学、合理、成熟的方式启动消费。上文中已经提到，“假日经济”在我国的出现符合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即消费受居民当期收入的影响，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消费函数决定的重要理论还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这一理论认为，消费的变动不直接受暂时收入的影响，而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即只有暂时收入影响了持久收入，才影响至消费。由于居民消费心理的复杂性，这两种理论虽互相对立，却在一定程度上互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假日经济”，就使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使假日消费的“脉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五一”节的消费热潮不可否认地含有居民的从众好奇心理的因素，但随着人们消费心理的不断成熟，这样的“假日经济”能否持续下去却是未知的。因此，启动消费的“治本”之法并不仅在于放几个长假，而是在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的同时，通过税收、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真正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从而启动消费。四、增加公共假日和加大公共投资政策是假日经济繁荣的持续动力 1、增加公共节假日天数 1.1.增加公共节假日天数的积极意义第一、延长假期，有利于经济发展。根据我国劳动制度规定，我国公民每年拥有 114天的公休假日。假期的延长，有利于人们利用假期进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消费与闲暇时间的长短与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互影响有关。当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函数的改进增加社会财富，财富效应促使较少的工作和较多的消费成为可能；同时替代效应促使人们更多地工作来提高消费。经济发展时，财富的积累促进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消费。当经济进一步发展，由于劳动生产率额的提高产生的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相抵消，因此休闲时间变化不大，但消费继续增加。当前我国GDP以每年8％的速度稳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逐年递增，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为我国大力发展假日经济提供契机(见表一)。 年 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19992210.352.65854.042.1 20002253.449.16280.039.4 20012366.447.76859.638.2 20022475.646.27702.837.7 表一：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自1999年设立“黄金周”假期制度以来，十七个长假期期间全国城乡居民出游人数逐年排浪式上升，带动相关的旅游收入也同步上涨。以2000年到2002年为例，全年全国总的外出旅游人数分别为7.44亿、7.84亿、8.78亿人次，而这三年中“黄金周”出游人次分别为1.26亿、1.83亿和2.19亿人次，分别占全年出游人次的16.9%、23.3%和25%；相关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占全年收入的23.2%、24.6% 和22.3%。 根据宏观经济学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表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生产率的改善产生的正效应，生产函数的改善是持续性的。财富积累对消费者需求产生的正效应，促进消费的发生。同时消费具有顺周期性，而消费的发展又能促使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促进生产函数的有效改善。因此产出上升，实际利率变化不大。居民假日休闲消费能够带动相关的铁路、民航、公路客货运、餐饮、酒店、零售业、广告业、通讯产业、银行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根据消费理论，一种行业消费能够带动相关的12个行业同时消费。以2004年“五一”“十一”长假为例，假日旅游产业促使民航收入分别为16亿元和18.5亿元人民币；铁路客运收入也同期达到11.4亿和11.5亿元人民币。国内贸易部统计资料表明1999年“十一”长假，全国百家重点大型企业实现零售额82亿元，同比增长20.9％;2005年春节期间短信发送量7天突破100亿条；春节期间北京市年夜饭约有110万以上的市民外出聚餐，当天营业额约达8000万元。一系列相关的消费活动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使得整个假日经济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 1.2、增加节假日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像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 society）。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从商品经济过渡到服务经济为主,导致制造业地位的下降。在过去的20 年中,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种转变。以七大工业国中的加拿大为例，70％的加拿大人从事交通、教育、保健、银行、咨询、旅游相关的服务性行业。休闲和娱乐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增长是向后工业经济过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第三产业在整个GDP的贡献方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的繁荣同时促进了第一、第二产业的稳步发展。我国增加公共假期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消费，繁荣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好坏成为能否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潜在的工作岗位尚未被开发。随着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对缓解我国下岗工人就业难问题，保持社会安定起很大的帮助作用。 2、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在发展假日经济方面潜力巨大目前，我国每年的公休假日已达114天，几乎占全年总天数的三分之一，假日经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年的经济善。同时作为扩大内需措施，发展假日经济应该充分考虑加大财政力度的现实可能性，使假日经济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得至进一步的繁荣。加大公共投资政策的力度，在发展假日经济方面的潜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公共投资政策的认同感较强，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在执行才实施过程中的费用较低，效果较好。公共投资政策主要是以政府财政的公共支出形式来举办公共工程，如兴建一些非盈利性或微利性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如城市的公共住宅、供水、供电、通讯、交通、公园，以及江湖的治理、以及水利工程等，具有外溢性垄断性等特点。在我国连续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而远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的现实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上，尤其是加强以扩大公共工程支出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投资政策的力度将是适宜的政策工具。通过大规模增加政策投资来刺激经济回升，将宏观经济政策重心放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可以直接形成社会需求，而无需企业和个人需求的相应回应，从而产生货币政策所不具有的政策效应。从政策的时滞方面看，财政政策对于扩大需求也更优越性。而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公共投资政策的动作和时间都留有余地，可以持续地发挥扩大投资需求和改善供给的作用，为假日经济的发展不断创造良好的配套设施和外部环境。第一，公共投资政策的实施已取得一定的成效，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比如，在公共投资中设备采购强调使用国内产品；在中央政府预算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采取扩大发行建设债券、转让股份制企业中的国家股、投资税收抵扣等办法扩大资金来源等。在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鼓励民间投资，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拓宽直接投资的渠道，刺激投资需求。在目前大规模增发国债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资。这些措施切实解决了政府投资中的产资金不足问题，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提供了资金保障，为消除交通等“瓶颈”部门对假日经济的“梗阻”和限制准备了现实条件。第二，公共投资政策在财政政策工具中相对代价小，机会成本较低，可塑性强。所谓政策机会成本，是指在实施经济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放弃的其他方面的效益。这可以用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来衡量，可以是物质代价，如人力、物力、财力等；也可以是精神代价，如由于政策实施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等。与财政补贴相比，公共投资政策在谋求供求方面更为灵活，因为政府支出有明显的刚性，即“棘轮效应”。由于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其年度投资规模能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经济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性质。目前，我国国债余额较低，同时债务储存度偏高，而且储蓄率较高，国债规模的扩大仍然存在一定的窨和回旋余地。利用增发国债以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不但可以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问题。此外，假日经济的兴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压力加大，在当前通货紧缩状态下进行大规模建设可以降低工程先进集体和融资成本，公共投资政策实施国度的加强恰逢其时。可见，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在促进假日经济长远发展的同时所承担的成本代价较小，是当前形势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理想工具。 3、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对发展假日经济的效应分析显然，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将会对假日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下面效应。首先，增加公共投资属于“汲水”政策，可以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国度可以衽消费与投资的双向启动，刺激假日经济的繁荣。通过基建项目建设不仅可以吸纳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为假日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能够迅速增加投资规模，直接扩大社会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的薄弱和滞后状况，为发展假日经济提供良好的配套设施及服务支撑。其次，政府支出的增加和公共工程的举办有利于扩大财政政策带动民间投资方面的行政效应。由于基础设施项目一般属于资本密集型，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可以运用财政贴息、政府控股和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通过出让基建项目的经营权，充分调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参与投资，从而扩大投资需求，为增加就业和个人收入、最终扩大消费支出提供条件。再次，通过加强公共投资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工具的配合，提供信贷支持，引导假日经济的发展方向。银行在促进旅游、婚庆、购物消费的同时，注重扶持与“假日经济”休戚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如市政建设、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将为“假日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不断提供金融支持，也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提供现实基础，有利于实现公共投资政策的扩散效应。当然，加大公共投资政策力度也会给假日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公共投资的资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消费支出，减少对假日经济的消费需求。
我不懂运营-
下面的一篇文章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用
“从猪肉涨价现象”谈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成本
07年的中国夏天是个不平静的夏天，洪水、城市缺生活用水、环境污染带来的后果及最近的猪肉涨价。牵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
那么我们就从最近的猪肉涨价谈起，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快20年了已经步入年轻时代，而这个时代意味着黄金时代的开始。亿万从土地出来的农民工为了解决生存及生存质量的提高到了城市、到了工业园，为世界的“中国制造”作出了他们的贡献。而这样一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骤然减少，留下一样“留守老人及留守儿童”，作为中国农村传统农业经济的饲养牲畜来说，只能解决他们的需要。而中国农业产业链的不健全导致了农民不愿去饲养周期长，经济效益不能和外出劳务带来的多，机会成本决定了他们不能去做亏本或效益差的工作。
猪肉涨价的现象说明了，中国的农民已经会为自己的生存去算成本（饲料的涨价，种猪的涨价及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青饲料价格的上涨和土地成本的上涨等等），让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那就是生存权。而生活在城市的工薪阶层也在为猪肉涨价而烦恼，因为猪肉涨价对于靠薪水吃饭的人来说，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生存成本。恩格尔系数，是反映人们生存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到为解决吃的问题占了整个家庭的收支很大比例时，这个家庭的生存质量就低。
两百年前凯恩斯的思想让英国的自由经济发展并推动了日不落帝国的崛起，从中我们知道了市场的重要性，知道了选择，“无形的手”。当兰州人民在争论一碗牛肉面的限价，当苏州人民为了生活用水花去很大支出时，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不健全导致这一切影响民生问题的层出不穷时，我们需要面对什么？
现在的中国提倡和谐社会，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大一段时间我们需要解决就是人民的生存权问题，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老百姓明白经济链条的连动效应，缩小贫富差距和生存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这就是政府有形的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字值得研究，看字形就知道口旁是个禾，那就是吃的问题。更深了讲，平衡关系，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供需关系。
不管是生存在农村的老百姓，还是生存在城市的老百姓都在为了自己的生存成本计算着，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对于好事的出现，我们不能去抑制它的发展，只能去思考，只能去引导它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LuckySXyd-
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这是真的，别看整天新闻说这说那的，就是避着不说通货膨胀。因为这是比较敏感的，容易引起金融不稳定；另一方面正如政府新闻说的那样，供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而生猪的生产又有一定的周期性，但是即使生猪供应跟了上来，猪肉的价格还是会在比较高的位上运行！绝不会回到以前的那种价格水平了！
真可-
从股票价格，房屋价格到猪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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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说过这样一个现象，现在股票价格上涨，房价上涨，养猪的人都把钱投资在股票和房产上，而不去购买种猪和仔猪上，从而没人卖猪肉了，所以猪肉价格上涨！
不知道是否有必然联系？
左迁-
说到这次的猪肉涨价，首先要谈的是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由商品价值、货币价值、供求情况的变化而决定的。
商品价值：是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由生产成本、利润、税金、流通费用等构成。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货币：表现一切商品价值和职能，是它执行价值尺度这一职能时，就把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价格，商品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从商品和货币的价值关系来看，二者任何一方的价值变动都会引起商品价格的涨跌，例如人民币的升值，会引起商品价值增加，也就是生产成本增加了，价格就上涨了。
从供求关系来看，当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到价值之上，当供过于求时，价值又会下跌到价值之下，它始终是围绕着价值而上下波动。目前我国出现了生猪蓝耳病，打击了生猪养殖，使生猪存栏数下降，造成供应紧张，使肉价大涨。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coco-
最简单的例子：
用《大富翁》游戏证明交换领域不产生社会财富的问题。
玩大富翁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月内（游戏里），如果每个角色都没有意外事件发生，那么每个角色的总资产的总和都等于一个月前的总和。那是因为在这个月内，所有角色资产的增减，都是交换而已。所以自己失去的是别人得到的。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过了一个月以后，由于有银行利息的增加，而社会财富（所有角色的总资产）就增加了。利息来源于生产领域。所以，证明了社会的财富是生产领域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交换领域产生的。
北境漫步-
生活中的经济学
提起经济学，不少人总会将其与枯燥、深奥划上等号。其实，就像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大街上女孩子裙子的长短来分辨经济景气程度一样，生活中的不少事情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又是另外一番风景。
笔者每天回家，都要在一个车站起点站候车，总能看见一个卖报的老伯，时常在他那买份报纸，也就熟络起来。一天晚上回家，卖报老伯也搭上了这部公车，正好坐在笔者身边，便和他闲聊起来，健谈的老伯谈起了在车站卖报纸的经历。
原来，老伯前几年下岗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便打算卖报赚点钱。经过挑选，发现这个车站的人流量大，可是附近已经有了两个报摊。老伯脑筋一转，就决定不设摊，直接在等车的人群和车厢中卖。为此，他先和车站管理员套起了近乎，每天给车站办公室送几份报纸，逮着机会就诉诉苦。结果，管理员一心软，主动提出让他到车站来卖报纸。当然，那几份报纸老伯都不会忘记送。
卖了一段时间后，老伯发现：等车的人中一般男青年喜欢买报纸、有重大新闻时报纸卖得特别好。于是，他开始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体育类报纸；每天叫卖报纸时，也不再喊什么“晨报、晚报、足球报要吗？”而是根据新闻事件来叫：“中国足球队兵败如山倒、刘翔火拼周杰伦等等。”果然，这一招十分见效，不少原先没打算买的人都纷纷解囊。
我们不妨尝试用经济的语言来解读以上的做法，那就是：和车站管理员套近乎、送报纸——制定公关策略，公共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不设摊，在等车人群和车厢中卖报——差异化营销，进行渠道创新，变店铺销售为直销；改变叫卖方式——通过销售数据和产品分析，实现自己独有的销售方式——这正是目前国内营销界炒得红火的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独特的销售主张的英文简写）概念。
最后，老伯还说，他打算进些畅销的杂志，改变目前只卖报纸的局面。对此的经济解读可以是：产品线延伸，实现产品的多元化。
其实，经济学也是平易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