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癸卯学制。中学为体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培养国人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教育制度中，应该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包括经典著作、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西学为用则强调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必要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现代化压力，因此需要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教育制度中，应该注重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试图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知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知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教育思想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它过于强调西方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其次，它过于强调实用主义，而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需要。最后，它过于强调西方化，而忽视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和互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优点：1、保持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中学为体”强调的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2、吸收先进科技：“西学为用”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这种思想鼓励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3、全面发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4、融合中西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和互补。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注重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特色，有助于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说到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比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吧？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那么这个思想是谁提出的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是谁吧？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谁提出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提出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为中体服务。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什么意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在核心理念、价值观和原则方法。用的意思是辅助，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几乎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完全不同。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义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仍然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在中体西用的形势下，西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深入。同时，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地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原理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

这句话是张之洞说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后的一段时期。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保留皇室一切尊荣和权利，但要把封建时期的制度进行全盘更换，一味的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这时张之洞就提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制不能更改，只需要吸收西方工业技术就好了，总之就是，制度是不能改的，要学别人，也只能是拿来主义，能用就行，就跟当初的洋务运动一样。再者康有为之流的改革第一条就是清除旧思想大臣，而张之洞作为科举制既得利益的代表者，康有为的主张无疑是损害了该集团的利益。所以直接的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C 试题分析：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故选C。点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发起了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第一步。但洋务运动仅仅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未触动封建制度，结果失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这个口号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　　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

是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明文规定教育目的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明显反映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推行的系统学制。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因制定颁布于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形成背景由于主持“壬寅学制”的张百熙素以偏护新学遭谤议，同时也由于壬寅学制制定仓促，存在诸多不足公布后即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于1903年6月以“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商办学务，上谕照准。1904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是中国近代史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实施的全国性法定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此为“癸卯学制”的形成背景。

　　1、“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亲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2、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

以中国的礼仪道德为本“体”，以西方的科技为实“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名词解释如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在核心理念、价值观和原则方法。“用”的意思是辅助，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1.保留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学为体"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根脉，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人文内涵。通过中学为体，学生可以接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如儒家文化、道家思想和佛教哲学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拓宽视野，增强文化自信。2.融合西方知识和学科："西学为用"突出了西方知识和学科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和重要性。西方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法律、艺术等多个领域，具有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中学为体，学生可以学习西方知识和学科，了解西方科学方法和研究思维的特点，掌握国际领先的学术成果和技术创新。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提高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3.综合发展与国际交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强调了综合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中学为体的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西学为用将学生置于国际化的背景下，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全球意识和国际竞争力。这样的综合发展可以让学生在全球化时代中更好地适应多元社会的需求，与不同文化的人建立联系和合作，促进国际交流和互鉴。综上所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保留传统文化的价值、融合西方知识和学科、综合发展与国际交流。在现代教育中，以中学为体，培养学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名词解释如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在核心理念、价值观和原则方法。“用”的意思是辅助，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1.保留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学为体"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根脉，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人文内涵。通过中学为体，学生可以接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如儒家文化、道家思想和佛教哲学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拓宽视野，增强文化自信。2.融合西方知识和学科："西学为用"突出了西方知识和学科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和重要性。西方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法律、艺术等多个领域，具有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中学为体，学生可以学习西方知识和学科，了解西方科学方法和研究思维的特点，掌握国际领先的学术成果和技术创新。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提高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3.综合发展与国际交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强调了综合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中学为体的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西学为用将学生置于国际化的背景下，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全球意识和国际竞争力。这样的综合发展可以让学生在全球化时代中更好地适应多元社会的需求，与不同文化的人建立联系和合作，促进国际交流和互鉴。综上所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保留传统文化的价值、融合西方知识和学科、综合发展与国际交流。在现代教育中，以中学为体，培养学生。

楼上的，是我国执政党的传统史观观点，然而就文明的发展来看，这句话没有什么阶级观念，是使中国文明正常发展的正确论断。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并无错。它其实讲究的就是对于中学基于人性，西学为用是告诉我们学会去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的物质生活丰富。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国人继承华夏的文化，薪火相传已五千年，在这个国度五千年来争斗从未停止，阴谋诡计层出中国人始终存在，中华文化经历一次次的外来的文化冲击，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华文化所带来的魅力，准确的意义上来讲是中华的人性。荀子曾言，慎子屏蔽于法而不知贤，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一个国家和民族想要兴盛，一味强调适者生存，似乎并不能长久，就像厚黑学里面也曾言，适者生存看似有作用于人类，但它恰恰忽略人性。泥石流的父母托举起身边的孩子，难道孩子比父母更是适者吗！这就是人性。人性我赞成王守仁的心学，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正因为人性，生存就是一种人性，贪欲，性欲也是人性；母爱是人性，忠孝礼义信也是人性，人性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很大一部分。那么不难理解，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从什么目的出发。形象的举个例子，敌人来了，为了你的父母不被人敌人杀死，你必须先杀死敌人守护父母。你杀的敌人存在孩子，为了避免他的孩子存在复仇威胁到你的孩子，你不得不杀了他，为了守护不就是人性吗！身后的家乡有你的父老乡亲，你难道置之不理吗！或者有人杀汝父母，给予你10w让你原谅他，你会吗？又如父母老迈，然而你不去赡养他们，你内心依然能够心安理得吗！这就是人性，中华文化的追求，这也是中学为体的基本思想，倘若把中学为体片面的理解成实用主义，为了用而去生活，那么看似无错，但是倘若以虎毒而食子的人类现状发生，那么人还能称之为人吗，更何况虎毒不食子，难道人连个禽兽都不如吗？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难理解，以人性为出发，爱护家庭，爱护亲人，爱护朋友，守诚信等，实用主义只不过是通过使用达到自身信仰的目的。提高改造自然的状况，使我们的人能够薪火相传。王守仁曾言：无善无恶心之本，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中真意个人可自己去领悟。

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提出者属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 ，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19 世纪 70～80 年代 ，早期改良派曾提出 “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 。到了 19 世纪末 ，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张之洞强调“ 中学为内学 ，西学为外学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

张之洞为了调和地主阶级顽固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学”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西学”只能为“中体”服务。就政治法律制度来说，西方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等都与“中体”相违，都应予以摒弃；要坚持维护纲常名教为本的旧法律、坚持宽猛相济、刚柔结合；用不变质的方法整顿旧法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们提出的一种教育理念，旨在将中国传统学问与西方现代科技相结合，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关概述如下：1、中学为体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学问的精髓和价值。在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民族危机深重。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中国传统学问的不足之处，并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现代科技来弥补这些不足。2、他们也意识到，仅仅引进西方科技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因此，“中学为体”就是强调中国传统学问的精髓和价值，认为只有深入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学问，才能更好地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3、西学为用则强调的是西方现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应用价值。在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技术垄断和压迫，国家贫弱、民不聊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知识分子们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科技，试图通过技术革新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4、他们也意识到，仅仅引进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其具有实用性和应用价值。因此，“西学为用”就是强调西方现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应用价值，认为只有将技术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5、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种教育理念，旨在将中国传统学问与西方现代科技相结合，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既强调中国传统学问的精髓和价值，又强调西方现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应用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理念的看法如下：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它试图在保持中国传统学问的基础上，引进西方现代科技，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种教育理念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们对于民族危机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思考和探索。2、这种教育理念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首先，它过于强调中国传统学问的重要性，而忽视了西方现代科技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偏重于传统学问的教育理念可能会限制学生对于现代科技和知识的掌握和应用。3、这种教育理念也存在着将中西学问简单对立和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中西学问之间存在着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的可能性，应该通过教育改革来推动中西学问的融合和发展。4、在现代社会中，教育理念应该更加注重全面性和综合性。我们应该在保持中国传统学问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和吸收西方现代科技和知识，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

1、体：主体、本质；2、用：由主体派生,为主体服务的表现形式。3、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4、西学：指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思想，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5、“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6、“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近代科技，仿效其教育、赋税、武备等办洋务，挽救清王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学习西方科技来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 ，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19 世纪 70～80 年代 ，早期改良派曾提出 “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 。到了 19 世纪末 ，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张之洞强调“ 中学为内学 ，西学为外学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

又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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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1837-1909年），字孝达，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受传统礼教熏陶，16岁考取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在会试中又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此后官运显赫，先是作过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四川学政等教育行政官，后又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两湖）总督等地方长官，晚年调到京师，任军机大臣，主管学部事务。张之洞在多处主持地方政务，都致力于兴学办教育事业。其中既有传统式的书院，如四川经心书院、山西令德堂、广州广雅书院、湖北两湖书院等；更有许多新型学堂，如广东水陆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商务学堂、自强学堂、江南铁路专门学堂以及湖北师范学堂、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等，并大力倡导留学教育。后又将一些书院改造成为新式学堂，开创了使旧教育向新教育转轨的历程。入朝执掌学务后，他主持制定了第一个近代学制系统—“癸卯学制”，又与他人一起，促成了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他有大量关于教育的论著和奏折，以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影响最大。《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主要谈中学为体，宗旨是“正人心”；外篇“务通”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张之洞系统论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张之洞所言的中学，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国情的主要体现，是绝对不能放弃和削弱的。张之洞尤其强调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核心的“三纲”的地位，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以此坚决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推崇民权和男女平等之说。由此可见，张之洞强调中学为体，目的就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张之洞所言的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有时他还另列“西史”，即西方各国历史）。“西政”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历、劝工、通商”等，即西方各类具体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西艺”有“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即西方各类科学技术。他认为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之效，“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反对守旧派一概将其贬斥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行。但是，引进西学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界限，就是“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即不能触犯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如推崇自由、平等、博爱“泰西哲学”，则必须坚决抵制，维新派希望仿照资产阶级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也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可见，中体西用区分了二者不同的功能，并将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认可，从而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制度措施的系统引进开辟了道路。但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中学是本体，是基础，西学之用，决不能触犯中学为体。张之洞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为我所用。中体西用的观点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又提供了适当变革、以解外忧内患的原则措施，因而得到清统治当局及社会政界和思想界多数人士的认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建立的政策基础。中体西用在人才培养方面，具体体现在领域上的分工和层次上的递进上。张之洞说：“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也就是说，应该以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个人品德修养的准则，以传统的经史之学作为个人文化修养的根基，再掌握一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以用于处理实际事务。从学习程序上说，就是“讲西学必先通中学”。张之洞主持修订的构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办学宗旨上明确指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然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人成材，各适实用。”可见张之洞在中体西用原则的落实上确是作了认真构思的。在教育领域，西学为用一开始尚不影响中学为体，可以较为充分地引进西方近代学科、课程及制度、措施，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是起到了促成作用的

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近代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这一命题，他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旧学即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所谓新学即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时的情况正如张之洞所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张之洞认为：顽固守旧者拒绝西方科学技术是不知“通”；维新派提倡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知“本”。但主要危险在后者,如不加以遏止,将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因此他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严复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出：体用是就一物而说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但在中国历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对于吸收西方新思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提出的。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相关信息：“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亲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冯桂芬提出的，这句话也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1、体：主体、本质； 2、用：由主体派生,为主体服务的表现形式. 3、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 4、西学：指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思想,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 5、“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 6、“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近代科技,仿效其教育、赋税、武备等办洋务,挽救清王朝.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学习西方科技来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目的充分提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它的本质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 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为“中体”服务。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　　（注：资料来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百度百科）

在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思想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足的是，洋务派整个“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始终未能突破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界限，这正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最大的局限性，也是导致洋务派“中体西用”之梦走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之路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不应该把向外国学习的内容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我们固然必须要坚持自己基本的政治路线，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但这并非说学习“西政”的界限是完全不可逾越的。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应当加大政治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对于西方政治体制中除基本意识形态之外可以借鉴的好东西也可以大胆地学习和借鉴。 “中体西用”思想是晚清中国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一次努力的尝试。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理应重视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从历史的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努力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乃至政治文明成果，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与时俱进，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来源：新课程学习·中

第一，总体上打开封建文化缺口实西学发展注入了新的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加速封建制度解体，推动近代化发展他启动了新式教育，创办了新式学堂，打破旧学一统天下的格局他引进西方科技，对思想制度有启发，对实践方面有推动。冲击了传统价值观，为新式教育的传播扫清障碍。在文化方面，具有文化历史合理性。没有克服中西之间的固有矛盾直接嫁接会引起排斥反应。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 “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在核心理念、价值观和原则方法。 “用”的意思是辅助，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

张之洞系统论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张之洞所言的中学，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国情的主要体现，是绝对不能放弃和削弱的。张之洞尤其强调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核心的“三纲”的地位，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以此坚决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推崇民权和男女平等之说。由此可见，张之洞强调中学为体，目的就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张之洞所言的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有时他还另列“西史”，即西方各国历史）。“西政”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历、劝工、通商”等，即西方各类具体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西艺”有“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即西方各类科学技术。他认为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之效，“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反对守旧派一概将其贬斥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行。但是，引进西学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界限，就是“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即不能触犯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如推崇自由、平等、博爱“泰西哲学”，则必须坚决抵制，维新派希望仿照资产阶级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也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可见，中体西用区分了二者不同的功能，并将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认可，从而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制度措施的系统引进开辟了道路。但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中学是本体，是基础，西学之用，决不能触犯中学为体。张之洞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为我所用。中体西用的观点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又提供了适当变革、以解外忧内患的原则措施，因而得到清统治当局及社会政界和思想界多数人士的认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建立的政策基础。中体西用在人才培养方面，具体体现在领域上的分工和层次上的递进上。张之洞说：“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也就是说，应该以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个人品德修养的准则，以传统的经史之学作为个人文化修养的根基，再掌握一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以用于处理实际事务。从学习程序上说，就是“讲西学必先通中学”。张之洞主持修订的构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办学宗旨上明确指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然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人成材，各适实用。”可见张之洞在中体西用原则的落实上确是作了认真构思的。在教育领域，西学为用一开始尚不影响中学为体，可以较为充分地引进西方近代学科、课程及制度、措施，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是起到了促成作用的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扩展资料"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就很难说与中体西用没有一点历史联系。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端》）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几乎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完全不同。

从实质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士人在近代西潮冲击下逐步形成的一个变革性共识，即中国传统的政教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局势，必须有所改变，有所革新；而既存思想或知识资源又不足以因应当下的变局，故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西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其灵魂是儒家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的近代文化，也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其灵魂是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天赋人权思想。这两种文化经过19世纪上半期血与火的碰撞，在中国放开眼界看世界的先进知识界产生了“中体西用”的思想。100多年来人们对这个指导思想的评价不一。那么，怎样理解这个指导思想呢？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韧》）。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总之，一句话概括， 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扩展资料实施背景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_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在坚持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的基础上，引进、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以求富国强兵。

将我国的学习制度当做一个本体，把西方所学的运用在这个本体当中。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在核心理念、价值观和原则方法。“用”的意思是辅助，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中学和西学之争没有停止，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几乎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完全不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为“中体”服务。介绍：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几乎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完全不同。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中体西用”（19世纪60-90年代）背景：1. 西学的传播猛烈冲击着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2.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谁提出的： 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含义：“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清王朝。实质：在维护固有的制度和纲常礼教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巩固清王朝统治的作用。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随着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创立了很多企业和军队。生产的产品是西式的，军队装备也是西式的。但是管理制度全都是中式的。所谓换汤不换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匹配，小马拉大车，累死了清王朝这头怪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为“中体”服务。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含义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为“中体”服务。 历史意义 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仍然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在"中体西用"的形势下，"西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深入。同时，"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地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原理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 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是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亲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 1.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开始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2.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近代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对中国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洋务运动的创办者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其他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4.洋务运动是近代教育的开端。为了更系统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向西方派遣200多位留学生，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一方面也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名词解释如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在核心理念、价值观和原则方法。“用”的意思是辅助，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1.保留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学为体"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根脉，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人文内涵。通过中学为体，学生可以接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如儒家文化、道家思想和佛教哲学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拓宽视野，增强文化自信。2.融合西方知识和学科："西学为用"突出了西方知识和学科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和重要性。西方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法律、艺术等多个领域，具有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中学为体，学生可以学习西方知识和学科，了解西方科学方法和研究思维的特点，掌握国际领先的学术成果和技术创新。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提高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3.综合发展与国际交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强调了综合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中学为体的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西学为用将学生置于国际化的背景下，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全球意识和国际竞争力。这样的综合发展可以让学生在全球化时代中更好地适应多元社会的需求，与不同文化的人建立联系和合作，促进国际交流和互鉴。综上所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保留传统文化的价值、融合西方知识和学科、综合发展与国际交流。在现代教育中，以中学为体，培养学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在核心理念、价值观和原则方法。“用”的意思是辅助，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历史意义：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仍然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在“中体西用”的形势下，“西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深入。同时，“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地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原理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名词解释如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在核心理念、价值观和原则方法。“用”的意思是辅助，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1.保留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学为体"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根脉，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人文内涵。通过中学为体，学生可以接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如儒家文化、道家思想和佛教哲学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拓宽视野，增强文化自信。2.融合西方知识和学科："西学为用"突出了西方知识和学科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和重要性。西方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法律、艺术等多个领域，具有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中学为体，学生可以学习西方知识和学科，了解西方科学方法和研究思维的特点，掌握国际领先的学术成果和技术创新。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提高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3.综合发展与国际交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强调了综合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中学为体的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西学为用将学生置于国际化的背景下，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全球意识和国际竞争力。这样的综合发展可以让学生在全球化时代中更好地适应多元社会的需求，与不同文化的人建立联系和合作，促进国际交流和互鉴。综上所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保留传统文化的价值、融合西方知识和学科、综合发展与国际交流。在现代教育中，以中学为体，培养学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学制为：癸卯学制。简介如下：“癸卯学制”明文规定教育目的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明显反映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类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推行的系统学制。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月 13 日清政府颁布。因制定颁布于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形成背景由于主持“王寅学制”的张百熙素以偏护新学遭谤议，同时也由于王寅学制制定仓促，存在诸多不足公布后即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于 1903 年6 月以“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商办学务，上谕照准1904 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是中国近代史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实施的全国性法定系统较“王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此为“癸卯学制”的形成背景作用：第一，中体西用观念发挥了思想解放的功效。"中体西用"摆脱中学破了中学的统一世界，改变了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第二，中体西用观念起了提升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性的作用。在殖民统治侵略风潮的影响下，一个国家假若不愿沦落殖民地，就必须要提升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融合程度。第三，中体西用为人们观念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培训国外的东西，务必相结合本国的实际。但是它的逻辑思维，依然在总体上使我们获得了启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其灵魂是儒家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的近代文化，也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其灵魂是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天赋人权思想。这两种文化经过19世纪上半期血与火的碰撞，在中国放开眼界看世界的先进知识界产生了“中体西用”的思想。100多年来人们对这个指导思想的评价不一。那么，怎样理解这个指导思想呢？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韧》）。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总之，一句话概括， 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劝学篇·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 《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①，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柄凿②，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译西书者借其字耳)《周礼》③土化之法，化治丝枲④，饬化八材⑤，是化学之义也。《周礼》一易再易三易⑥，草人、稻人⑦所掌，是农学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中庸》来百工则财用足，夫不以商足财，而以工足财，是讲工艺、畅土货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百工居肆⑧，夫工何以不居其乡而必居肆，意与《管子》处工就官府同，是劝工场之义也。《周礼》训方氏训四方，观新物，是博物院赛珍会⑨之义也。《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国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说也。《大学》生财大道，为之者疾，《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旅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周礼》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⑩，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学之义，亦即出口货无税、进口货有税及进口税随时轻重之义也。《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武备学堂之义也。(《司马法》[[!B11]]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与西人交战时有医家红十字会同)《汉书·艺文志》谓九流百家之学，皆出于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专门学堂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B12]]，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内则》十三年舞勺[[!B13]]，成童舞象[[!B14]]，学射御;《聘义》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礼，是体操之义也。《学记》不歆其艺(从郑注)，不能悦学，是西人学堂兼有玩物适情诸器具之义也。《吕刑》简孚有众[[!B15]]，维貌有稽(貌，《说文》作緢，细也)，《王制》疑狱氾与众共之，是讼狱凭中证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王制》史陈诗观民风，市纳价观民好，《左传》士传言，庶人谤，商旅市，工献艺，是报馆之义也。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昔孔子有言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B16]]是此二语乃春秋以前相传之古说。《列子》[[!B17]]述化人，以穆王远游，西域渐通也。邹衍谈赤县[[!B18]]，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然则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B19]]分散、老子西行[[!B20]]而已然矣。以后西汉甘英[[!B21]]之通西海，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B22]]，摩腾[[!B23]]辈之东来，法显[[!B24]]辈之西去，大秦[[!B25]]有邛竹杖，师子国[[!B26]]有晋白围扇，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即以中土才艺论之，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于古·(日食有定，自晋人已推得之)谓圣人所创，可也;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稣，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不通之害，口说纷呶[[!B27]]，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GF8D6]]，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B28]]，冲禫其辞[[!B29]]，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原载《劝学篇》外篇 〔注释〕　①訾謷(zǐ áo)：诋毁。　②终古柄凿：柄应为枘，即方枘圆凿的简称。意谓意见不合。　③《周礼》：《周礼》亦称《周官》，儒家经典之一。　④丝枲：丝和麻。　⑤饬化八材：指珠、玉、石、木、金属、象牙、皮革、羽毛八种物品。　⑥一易再易三易：古时的休耕法。一易，指农田休一年再耕一年;再易，指休二年;三易，指休三年。　⑦草人、稻人：周代官名。草人掌管土地管养，稻人掌管种植稻谷。　⑧肆：店铺。　⑨赛珍会：即世界博览会。　⑩微者使阜：即“利者使阜”，意思是牟利的人要求财宝越多越好。　[[!B11]]《司马法》：古代兵书之一。据《史记》记载，为司马穰苴所作。成书于战国初期，今残存五篇。　[[!B12]]《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载于《左传·昭公十七年》，具见注[[!B16]]。　[[!B13]]《内则》十三年舞勺：《内则》为《礼记》中的一篇。舞勺，古代的一种文舞。　[[!B14]]舞象：古代一种武舞。　[[!B15]]《吕刑》简孚有众：《吕刑》为《尚书》中的一篇。简孚：确实可信。　[[!B16]]昔孔子有言曰句：前525年，剡国之君剡子朝见鲁昭公，孔子曾向他请教职官制度的历史。后来孔子告诉别人说：“我听说，在天子那里失去的古代官制，其学问还保存在远方的小国里。这是可信的。”　[[!B17]]《列子》：旧题周列御寇著。汉初已有散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体系和语言风格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　[[!B18]]邹衍谈赤县：邹衍亦作驺衍(约前305—前240)。战国哲学家，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人物。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为世界81州中的一州。　[[!B19]]畴人：历算家，见《史记·历书》。　[[!B20]]老子西行：指老子出关西去，不知所终之事。　[[!B21]]甘英：东汉人。和帝时，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至条至的西海(波斯湾)，为海所阻而返。　[[!B22]]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东汉明帝派蔡愔、秦景去天竺(印度)求佛法之事。　[[!B23]]摩腾：即迦叶摩腾。相传为古印度僧人。东汉时随蔡愔来华，入住洛阳白马寺，译出佛经《四十二章》，为中国最早的汉文本佛教经典。　[[!B24]]法显(约337—422)：东晋著名僧人，是历史上记载最早赴天竺求佛法的中国僧人。　[[!B25]]大秦：中国古代称古罗马为大秦。　[[!B26]]师子国：今斯里兰卡。　[[!B27]]纷呶：说起来没完没了令人讨厌。　[[!B28]]弟佗：意为精神萎靡不振。　[[!B29]]冲禫：意思是冲淡平和。〔鉴赏〕　“中体西用”与“开新卫道”这八个字，是理解张之洞《劝学篇》的核心。《劝学篇》于1895年4月出版。全书共4万字，24篇，分内篇与外篇两大部分。内篇主张，臣民要恪守传统的纲常名教;外篇主旨在开风气，主张引进西政和西艺，但不能触动君为臣纲的前提。这就是“中体西用”。此种主张，在张之洞之前就有人说过，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人。孙家鼐明言：“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426页)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梁启超把“中体西用”的功劳归诸于张之洞。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所谓“流行语”，就是为普遍流行的社会政治心理;所谓张之洞“最乐道”，是他把社会政治心理作了系统的理论加工，提升为一种政治学说，“举国以为至言”。《会通》篇是《劝学篇》的总体设想所在。谈及写作起因时说：“今日之世变，非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面对如此剧变，顽固派泥古不化、抱残守缺，无法应付几千年来的大变局;新派以菲薄名教的激进态度，是不知固守中国之本。前者指刚毅、徐桐等人，后者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会通》篇开头说，当今新学与旧学相互攻讦。旧学厌恶新学，以为不得已才用新学;而新学轻视旧学，以为不能马上废除才保存旧学。依张之洞之见，好学深思之士，应当心知新学与旧学之意，这就是“通”，即会通旧学与新学。他列举了《中庸》、《礼记》、《论语》、《管子》、《尚书》、《汉书》、《左传》等古代经典中的材料，说其中包含了很多道理，可与西法要旨相通。化学、农学、开矿、商业、机械制造、财税、教育、议院等，都为他所说的西法范围内。他断言，古代典籍已发掘了西法的道理，创立了制度，这是正确的;但要说古代典籍已熟悉了西方的技艺，具备了他们的器具，掌握了他们的方法，那是错误的。对待西法有三种人。一种是“恶西法者”，他们采取抵制的态度，而内心却是自我封闭、傲慢自大;一种是“略知西法者”，持西学中源说，这是“空自争胜”的“自欺”态度在作怪;一种是“溺于西法者”，“以为中西无别”，此为丧失立场的“自扰”。在分析了这三种人错误态度后，张之洞对“中体西用”论作了经典性表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圣人主张的伦理道德与君主专制，是张之洞力图捍卫的。为此他区分了变与不变的界限：“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术也，非工艺也。”(《劝学篇·变法》)“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劝学篇·明纲》)不可变革的是“伦纪”、“圣道”、“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传统的道德，以及维护它们的理论(“圣道”)与等级秩序、宗法制度，是一点儿不能动的。此为“内学”与“身心”，属于“体”的范畴。“器械”、“工艺”，又称为“西政西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劝学篇·设学》)这是可以变通的。“西政西艺”是“外学”、“世事”，属于“用”的范畴。“用”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西方科学技术，二是与近代工业相关的一些社会设施与具体制度。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畴，有两个含义：一是说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一是说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中体西用”论大旨是，可以变通的是具体的事物，如制器、练兵及科学技术等，作为中国立国之本的等级制度、伦常纲纪等，是不容变更的。他把“三纲五常”视为命根子;“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降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劝学篇·明纲》)一个封建卫道者的形象，昭然于世。卫道的态度博得了最高统治层的赞赏，慈禧以上谕的形式下令，将《劝学篇》印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册，颁行天下。在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吸收是变革的开端。张之洞是以洋务实绩名垂青史的，尽管其中积习因循，衙门作风充斥，经营情况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近代化工业与文化教育的基础。他在两广总督任内，从军事人才培养和改善军械设备入手，建造军舰，开设水陆师学堂，“翻译西兵书、测绘、地图，并电学、化学、重学、气学、光学等项有关兵事者”(《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奏议》)。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他的洋务事业进入鼎盛期。督鄂近20年，使一个经济文化均处全国中等水平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还占据领先地位。湖北枪炮局、汉阳炼铁厂、棉纱丝麻四局相继建成投产。与旧式书院改制的同时，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新式学堂，也开办起来了。这给晚清社会吹来了一缕新风。卫道与开新的矛盾在张之洞身上，是一直存在着的。历史发展虽不像张之洞的如意算盘那样，但在“中体”的名义下纳“西用”，毕竟搅起了阵阵浪花。彼时的中国，要容纳若干西方的新东西，除“中体西用”外，确也提不出更好的理论来。其社会效果是：第一，建立了中国第一批的工矿企业，造就了最早的产业工人;第二，在汲取西方科学技术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第三，经济、教育、外交、军事等方面洋务事业的兴办，必然涉及西方政治的引进。张之洞的卫道是坚定的，但他的“西政”中却有着“律例”这一项。在“律例”下有个注;“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这涉及属于政治范畴的法律了。“中体西用”论的目的，是为了在新条件下，更好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是张之洞的主观动机。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对当时社会的新陈代谢是有积极意义的。

张之洞在他的专著《劝学篇》里主要论述了自己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又简称为“中体西用”，但是这个观点却并不是他直接提出来的，是江苏的一个候补道吴之榛在苏州办学的过程中提出的办学宗旨。不过因为人微言轻，再加上张又撰了长篇大文主要论证了这一观点，所以现在都以为这话是张之洞提出的。　　　　“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 　　丁伟志 　　甲午战争的惨重失败，引起举国上下的震惊与悲愤。如何从亡国灭种的险恶前景中解脱出来，已成为朝野上下一切有识之士所共虑的迫切课题。一场以救亡保国为宗旨的维新变法运动终于兴起，并异常迅速地形成高潮。与这场政治运动相适应，一场为维新变法寻求学理根据和指导思想的新型文化运动，也以狂飙之势，席卷中国大地。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间，以“不败自败”的中法战争为导线，在洋务派内部对于洋务运动失误的检讨批评已经渐成气候，如今更加一发而不可遏止。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时代的新课题要求人们从文化的高度重新做出抉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体西用”文化观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具有了洋务运动时期所没有的新性质和新内容。“中体西用”文化观进入了它发展的第二阶段。　　　　“中体西用”怎样变成了反对维新的文化纲领　　　　甲午前后维新思潮萌动时，变法改制的旗帜还不鲜明，洋务派和维新派之间门限不严，洋务派的大员们也常常对维新派的一些主张与行动表示同情或授以援手。尤其是在地方上建企业办学堂做出了成绩的张之洞，于甲午前后更以青出于蓝的势头，俨然崛起为洋务派的新领袖。加之他在政治见解上始终保持着激昂的抗御外侮的基本态度，所以当甲午之后洋务派失势之际，张之洞却声誉日隆起来。康梁等发起维新变法之初，无不对张之洞寄予厚望。在这样一种政治上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新分野的时候，“中体西用”也就依然充当着一切不完全反对西学的各色人等的共同口号(这个口号，也正是戊戌前后才趋向规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表述模式。如《万国公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论及“中体西用”。1885年该报第75卷发表的沈康彭《救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次年该报第84卷发表的吴之榛《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中也写道：“请于大贤者，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冀开海内风气。昔汉家之治，王霸杂糅，今运会而遭，酌征中外，名虽变而实不易。舍是谋富强，戛戛乎其难之。”)。诚如梁启超所说，这个口号一时还颇为风行：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　　　　梁启超的这种描绘，大致符合事实。不过举国把“中体西用”当做至言，这只能算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在共同尊崇“中体西用”的表面现象下已经产生出实质性的尖锐分歧。梁启超的上述描述，是过于肤浅了。　　　　洋务后期，一批通过亲身经历或各种媒介手段而较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状况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步在洋务派中培育出来。以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钟天纬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人士，虽然在政治上、职分上和隶属关系上仍然是洋务派营垒中人，但在思想见解上已经开始明白办洋务的路数之不可恃，开始议论如何才能突破摹习西方器物技艺框架、谋求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救国新方案。在文化观上，他们口口声声维护着“中体”，实际上却把注意力投放到如何才能学习那个一向以为绝无可取之处的“西体”上去。到了甲午丧师之后，批评洋务舍本逐末的议论，更是蜂拥而起，洋务派内部也阵脚大乱。例如，光绪二十二年秋（1896），曾是曾国藩、李鸿章重要幕僚的吴汝纶，在一封信中就大加批驳“不悖正道，兼启新法，收礼失求诸野之近效，峻用夷变夏之大防”的论调。其实这种论调，如果放在洋务前期，也还算得上是一种颇为开明的“中体西用”式的主张，可是到了90年代情形大变，洋务派中像吴汝纶这样的较有知识的人也视之为大谬不然了。吴汝纶写道：　　　　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正道？西学乃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诸野？周时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皆中国近边朝贡之蕃，且有杂处中土者。蛮夷僭窃，故《春秋》内中国，外夷狄。孟子所谓“用夷”，“夷”谓荆楚。楚，周之臣子而僭天子，宜桓文之攘之也。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此等皆中儒谬论。以此边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桐城吴先生尺牍》卷一，第143—145页。)　　　　吴汝纶虽然还是把西学限在天算格致范围内，但是这种认识的出现，无疑是对按照“中体西用”“中本西末”为模式讲求西学的“边见”（偏见）的批判，只不过他没有公开提出参照“西体”实行变法的主张，没有公开主张改变“中体西用”的观念而已。洋务派中出现这样一些议论，说明了在戊戌变法的前夕，中国文化论坛上，有别于唯以办洋务为事的“向西方学习”的新高潮已经兴起，“中体西用”的模式已经无法框住这种新的文化主张、新的思想内容。　　　　不过，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为着提出变法的学理和根据，而“冥思苦想，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7页。)时，还是小心翼翼地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号。从光绪到康有为，他们在决心推行变法措施、发表变法议论的时候，常常是先把“中体西用”当做天经地义的口号打出来，充当护身符。光绪在下决心“变法自强”的著名的《明定国是诏》中，号召王公士庶“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时，就在前面先写上一句限制性的导语：“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第15页。)。当然，光绪说这番话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提倡实力讲求西学，这是很清楚的。下决心要把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就足以表明当时他的基本倾向，何况他还有将“不在祀典”的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学堂的激进主张；至于所定需兼习之中学与西学，他也没有做任何“主辅”“本末”之类的规定(《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第9页。)。康有为在代宋伯鲁所拟关于改革科举制的奏折中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迅即改试策论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东华续录》卷一四五，第6—7页。)梁启超也说：“舍西学而言中学，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29页。)不难看出，康梁的这种“中体西用”论，只不过是在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表明他们对中学西学的并重，主张两者相需不能偏废，也就是说，这只能看作是一种表态式的言词罢了。其实，康有为所力倡并为光绪基本采纳的以彼得改制、明治维新为蓝本的变法方案，决心改变祖制之意图，这时已成为路人皆知的事，相应地，托古改制的康梁“新学”对于“中体西用”论式的突破已经无从掩饰，再做什么拥护“中体西用”之类的声明，也难以使人相信了。与洋务派激进分子不同，维新派的思想家毫不含糊地挑明，他们和洋务派之间，不仅在政治见解上、而且在文化观念上，存在着尖锐分歧。在他们看来，洋务派正是由于文化观念上的错误——对于西方文化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出政治见解上的错误。维新派抨击洋务派学西方只是学其枝节，而未学其根本，所以“只知变事，不知变法”，于救国事业无补。康有为说他们“稍言变法，而成效莫睹，徒增丧师割地之辱者，不知全变之道。或逐末而舍本，或伏东而倒西，故愈治愈棼，万变而万不当也。”(《日本政变考》卷九。)严复说得更尖锐，把办洋务叫做是“盗西法之虚名，而沿中土之实弊”(《救亡决论》，《侯官严氏丛刊》卷四。)。他还说洋务派所见所闻，不过是西学“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论世变之亟》，《侯官严氏丛刊》卷五。)。梁启超则说：“中国向于西学，仅袭其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上张南皮尚书书》，《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65页。)谭嗣同更对洋务派的西学观，作了辛辣的嘲笑，他写道：“中国数千年来，何尝有洋务哉？……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而，电线已而，火车已而，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而。于其政度法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卷三。)维新派人士发表这类言论，政治目的是明快而直露的，无非是在说，靠着补漏缝缺的办法无法克服中国面临的危机，只有立即实施“扫除更张，再立堂构”的大变全变之治本办法，改制变法，才是唯一出路。维新派既然批评了洋务派是只学西学的枝叶，那就不能不把一个重大的关于文化观念的新争端推上前台。事实上，当着维新思潮兴起之际，长期以来“举国奉为至言”的“中体西用”文化观，立即受到了尖锐的挑战。虽然维新派还利用着“中体西用”的口号，但是通过他们对洋务派的批评，实际上也就在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连锁性的问题，迫使人们去思考和觅求答案

1.指的是孔子提出的人口，经济和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2.是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3.孔子提出过“有教无类”打破官学，开办私学，让更多的人来受教育。这有利于为国家培养人才。 4.是朱熹的学生提炼朱熹的训导总结出来的。共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