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什么区别”。

不算。中学西渐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的传播过程，涉及到文化、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并不局限于某一学科，而学科竞赛通常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学科的竞赛活动，例如数学竞赛、物理竞赛、信息学竞赛等，两种不是同一类型，不算学科竞赛。

含金量高。“中学西渐杯”汉语国际教育综合技能大赛是一项全国性的赛事，专门面向汉语国际教育和对外汉语专业本硕在读学生开展，是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可参与的最为权威的专业赛事之一，含金量高。

中学西渐大赛含金量如下：中学西渐大赛的含金量在当今中国的教育界是被高度认可的。这个比赛的全称是“全国中学生中国‘一带一路"外语口语大赛”，由全国中学生外语素养大赛组委会和中国“一带一路”研究院联合主办。该比赛的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提高中学生的外语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首先，从比赛内容上看，中学西渐大赛不仅考察参赛选手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还注重选手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这使得参赛选手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基础，还要具备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和尊重能力。这种能力的考察与现实生活中的外语应用场景紧密相连，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未来的职业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其次，从比赛规模和参与度上看，中学西渐大赛的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而且该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评审标准和程序，保证了比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这种大规模的比赛也为参赛选手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同时也为各学校和地区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最后，从获奖证书和奖励政策上看，中学西渐大赛的获奖证书和奖励政策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获得不同奖项的选手可以获得相应的证书和奖励，这不仅是对选手自身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们未来发展的鼓励和支持。同时，获奖选手还有机会参加相关的培训和交流活动，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成长机会，综上所述，中学西渐大赛的含金量非常高。它不仅是一个展示中学生外语口语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平台，也是一个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途径。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学生可以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和团队合作精神，同时也可以为未来的学习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强烈推荐中学生参加这个比赛，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支持这个有意义的赛事。

西方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化”，就是“中学西渐”，西方文明就是中国文言文“诠释版”。中学西渐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16－18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西方经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为资产阶级大革命作好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开始从启蒙时代向近代社会迈进。欧洲人从16世纪开始就逐渐摆脱在历史发展中长期落后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阿拉伯文明的状态，广泛吸收和利用了其它文明的大量精华，而向近代社会冲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影响：16至18世纪中学西渐，欧洲出现了一个“中国热”。在“中国热”和“中国化”的思潮中，中国哲学被德法英等国的思想家们内在地吸收了。由于近代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处于劣势，中外人士对这一历史文化背景有所淡忘了，甚至连基本史实都十分陌生了。尽管也有人著书撰文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这段史实，但不少人仍然将信将疑。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尝试着再做些探讨和反思，以求得对历史真实的洞悉、还原和教益。如有不当，期待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正。中国思想对启蒙运动的影响远不止哲学和理性的层面上，在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影响同样重要。作为外来文化，中国对欧洲政治制度之最大的影响当首推“考试制度”或“文官制度”了。

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长河：欧洲人四百年的狂热崇拜</回溯历史，欧洲人对华夏文明的迷恋并非始于近代，而是早在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便拉开了序幕，这场被后世称为“中风西渐”的文化狂潮持续了长达四百多年。彼时的欧洲，彼特拉克和但丁等巨匠以惊叹的目光仰望中国，他们大肆借鉴和模仿中华古典文献，甚至编造自己辉煌的祖先历史，以此为欧洲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这一运动直到20世纪中期才逐渐冷却，影响深远。在那段被忽视的岁月里，西方人通过航海家、传教士和商人的足迹，接触到中国的繁荣景象。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便是这段交流的见证，书中赞美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以及教育、经济、科技的先进性。他认为，中国若非选择仁义治国，早已征服世界，但文明的谦逊和包容让其选择了和平发展。然而，这些书籍并非单纯的赞美，它们揭示了欧洲人对知识的饥渴。他们购买中国的数学、天文学著作，因为那里的知识在16世纪的欧洲尚属稀缺。那时的欧洲，文盲率高，科学知识极其有限，而中国却在宋朝就已发展出了高阶的数学和天文观测技术。这种知识交流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书籍的引入直接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到来。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社会全方位地模仿中国，从生活日常到学术探讨，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师们以中国为灵感源泉，甚至将汉语视为上帝的语言，汉语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被深入研究，如莱布尼茨这位伟大的数学家，甚至倡导以汉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和鸦片战争的冲击，这种对中国的狂热崇拜逐渐消退，西方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与世界。今天的我们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不禁思考，这场“中风西渐”运动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何在，又如何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1.中学西渐的路径1.1 丝绸之路1.2 海上丝绸之路1.3 南方丝绸之路1.4 旅行家1.5 传教士2 造纸术的西传3 磁学的西传4 丝绸的西传5 印刷术的西传6 农业技术西传7 茶叶西传8 中国经典西传9 中国园林艺术西传10 中国冶金技术西传11 中国造船技术的西传12 中国桥梁技术的西传13 中国文学的西传14 中国哲学的西传15 中国兵法的西传16 中医学的西传17 中国音乐的西传

中学西传：是因为我国繁荣安定，对外贸易发达，统治者的开明政策西学东渐：从1840年起，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被殖民者侵略，国土被占，统治者的无能。再加上我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与世隔绝

佛教虽然不是西方的，同样也是外来文化，其性质和西方文化是一样的，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就很耐人寻味了，我中华儿女，明朝灭亡以后始终打着驱除鞑虏的旗号，一直建立民国，民国也吸收了外国很多重要文化，如三权分立，虽然第一次开会是建国很久了，45年第一期全民代表大会。但是抗战爆发以后，孔府打出了中日共荣的口号，再追述清朝，儒教儒家儒家教育出的众多弟子，在佛教和八旗人的管理下，做着下等人的官，吃着朝廷的饭，维系着他们的道统，他们对于佛教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虽然其中夹杂着很多，中体西用杂音。不影响整体的表现出来的本质。

这个在网上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知识来回答你吧. 中学西传是因为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强盛和科技的繁荣,把中国先进的文化传到外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当时和外国发生了许多的战争,例如唐朝时和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把许多先进科技传过去了... 西学东渐是因为中国封建后期慢慢的堕落了,闭关锁国使中国开始逐渐落后,但是西方通过文艺复兴,科技迅速发展,然后他们又热衷于传教,所以就有了西学东渐! 打的好累啊,大概就是这些个原因,你自己把话给精练一下就好了,我是告诉你一个大概...

近代社会学四大发现是: 经济学、法学、 社会学、政治学。

（1）侧重点：从儒家思想本身、或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的结合；影响：成为他们作为批判专制王权，主张开明政治等主张的重要依据。（2）变化重点：重视西方科学技术——重视西方政治制度；重视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关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解：观点——西学东渐下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史实——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进化论思想成为戊戌变法指导思想（戊戌变法通过改良的方式，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实行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思想成为辛亥革命指导思想（辛亥革命，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主与科学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传入），进一步解放人们思想等。

辜鸿铭（1856-1928），厦门同安人，自称“厦门辜”。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11种语言，获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他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可以说无人与其比肩。

第一次是主动接受，第二次是被动。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较缓慢，相对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望采纳！谢谢！

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可以说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景观。但是，笔者认为，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自身存在着太多的偏差。具体地说，伏尔泰与一般的西方人一样，缺乏对于中国文化本质的洞悉。 　　伏尔泰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或者说，他是如何误读中国文化的，在看了本书之后，相信读者会有一点了解。 　　伏尔泰穷尽一生精力孜孜追求的理想，就是将法国变成一个具有宗教宽容精神的国度，而在他看来，中国就是这样的理想国的最优秀的范例。这是我们理解伏尔泰为什么推崇中国文化的关键。读者自然能够明白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否有了真正的理解。如果仅仅就对待宗教本身的态度而言，我们可以说，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应该说还是中肯的。但是，如果我们将宗教视为一般而言的公共话语权力——在西方传统文化中，这种权力往往就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恐怕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了。尤其是与伏尔泰生活的时代对应着的中国前清时期，文字狱曾经给中国的士人带来巨大的恐惧。 　　尽管如此，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化的那种善意，仍然让我们感动。我们应该有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那样的胸怀，以一种善意的宽容精神，来对待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传统采取那种抱残守缺的态度。本书目录　　导论　为什么写《伏尔泰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学西渐 　　第一节　为什么写《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以什么主题来写《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伏尔泰精神的核心 　　一种联想 　　第二节　关于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 　　第三节　误读问题 　　第一章　伏尔泰的生平和思想 　　第一节　伏尔泰的生平 　　第二节　伏尔泰的思想 　　第二章　伏尔泰的历史处境 　　第一节　两种文明发展模式 　　第二节　伏尔泰时代的法国 　　第三章　启蒙运动 　　第一节　启蒙的本质

辜鸿铭，精通九国的语言文化，国学造诣极深，曾获赠博士学位达13个之多。他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辜鸿铭10岁时就随他的义父——英人布朗踏上苏格兰的土地，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诵，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说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便稀里胡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鸿铭读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怎样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辜鸿铭所在的中学课业本来是极繁重的，但由于辜鸿铭各科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整个学习的过程便显得毫不费力。学校的功课既然顺利，没事时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熟。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读完了。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义父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布朗家中的藏书了。有许多书，辜鸿铭并没有打算背熟，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了。布朗对养子的寄望极高。他曾告诉辜鸿铭：“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却多想学习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张鸿巍1981年出生，安徽合肥市人，德国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现在是广西大学法律系的副主任，并具备教授职称。 2000年8月从武汉大学法学本科毕业后，考入美国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法学专业硕博连读。2004年8月，张鸿巍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被引进到广西大学工作。张鸿巍的学术成果有目共睹：作为我国第一位学成回国的留美刑事司法学博士，他创造性地对传统法学研究领域提出实证性和交叉性研究方法的新主张，在国内法学界尚属首次；他是跨国刑事司法法学研究探索第一人，既主持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若干个资助研究项目，又是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项目的主持人。职称评审专家认为，张鸿巍在研究内容的前沿性、深度与广度以及研究方法上均属创新，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著有《少年司法通论》、《美国检察制度研究》等。 杨周伟，1981年11月出生，云南云龙人，集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传承人、民族史学者、古都专家、易学学者为一身，80后电视文化讲坛第一人，是“大中华古都”学术概念提出者、云南省“云岭”大讲坛主讲人、大理电视台《大理讲坛》主讲人、现任云南省南诏大理国研究会筹备组组长、大理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起开始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先后涉及西南少数民族史、东南亚文化、白族学、敦煌学、印度学、易学、古都学、史前文化及家谱宗牒与姓氏文化等研究，其学术成就被香港《大公报》、《明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等媒体多家报道。杨周伟，多年来以历史文化研究、传承与民族文化复兴为人生定位，自2000年起经历了广告业务、企业策划、公路隧道监控、政府秘书、副镇长等多岗位工作，是现今最年轻的非院校系及“自学成才”的民族史及古都学者，也是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地方民族史80后的第一人，是目前中国史学界在公共媒体和场所发表研究成果和观点的最年轻的学者（2008.04）。25岁前先后论证和提出大理东南亚佛教文化圈”、“崇圣寺佛牙舍利的存在与斯里兰卡佛牙的关系”、“南诏海军与欧亚海陆贸易之路”、“大理国六大佛教中心”、“金庸小说中大理国段氏九大人物历史原型”等，25岁登上中国第一个区域民族文化电视版“百家讲坛”——《大理讲坛》，28岁成为云南省社科界规格最高的学术讲坛“云岭大讲堂”主讲嘉宾，先后主讲《南诏大理国名家大姓与人物》、《洱海文明与对外交流》、《西南六朝古都与南诏大理国》系列三十二讲。28岁时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提出“中华大古都”、“东南亚古都”的学术新观点及定义。中华大古都的定义：一是中华历史上的统一王朝或对中华历史进程有直接推动作用和重大影响以及对后来中国版图的完整有重大贡献的其他王朝都城；二是建都时间占中华四千年王朝史二十分之一及以上，一般为200年以上；三是都城有相当大的规模及影响力；四是当时应为国际化大城市；五是今尚存较大规模的都城遗址和标志性文化遗产；六是在失去都城地位后，仍然作为当地或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持续至今等标准。”构成的四个必备条件，丰富和发展了中华古都文化及“中国大古都”内涵，同时论证提出“大理为中华第九大古都、8-12世纪东南亚第一大古都、中国建都时间第四长的古都、中国持续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先后在2009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10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专题会场上作《论大理国洱海东岸佛教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论南诏大理国都城规划建设中易学的运用》学术发言，被媒体成为80后史学怪才、中华古都学的新兴代表人物等。著有《大理国新史》（上、下两册）、《洱海文明与对外交流》、《8-12世纪东南亚第一大古都》等。2011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个人学术专著《朝圣 魂归——南诏 大理国》是中国80后第一部民族史学著作及首部全球视野下重塑南诏 大理国历史地位的鼎新力作，首次提出了1100年前打通太平洋——云南——印度洋的海陆国际通道和南诏——9世纪下半叶世界第四强国的学术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及社会的震动和反响。 高连奎，财经学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提出者，1983年生于河北，2002年进入大学学习自动化专业，对政治学及经济学研究有独特兴趣，熟读西方政治学思想史及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从2006年开始以笔名“翰啸”陆续发表财经及历史类评论近20万字，文章曾被人民网、新浪网、网易、腾讯网、凤凰网、中国经济网、联合早报网、中国战略网等知名网站广泛转载，2006年，在联合早报网发表的《美新财长上台，中国应高度关注》一文，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2009年初开始专心写作本书。2010年完成《中国大形势》学术著作。《中国大形势》内容：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60年，与发达国家还有那么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工资那么低，为什么在中国资产百万仍不能算作富裕？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难题？本书创造性的以广视角、大视野，跨越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学科，对当前的中国形势进行了系统而又透彻，全面而又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主张。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针对中国的现实发展问题如此系统的提出主张，作者知识之广博、视野之开阔、思想之高远、逻辑之严谨都是其他作者很难做到的.目 录第一部分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形势第一章：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第二章 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看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第二部分 从世界发展大趋势看中国第三章 从华尔街危机看美国模式的脆弱性第四章 金融危机下的学者建议与政府应对第五章 企业管理中的美国迷信第六章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第三部分 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出路第七章 被误判的中国经济形第八章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动力何在？第九章 中国如何应对危险的金融经济时代？第十章 中国学者的思想江湖第四部分 中国的民生形势与出路第十一章：探索中国民生困境的根源第十二章：中产阶级社会的前世今生与中国式借鉴第一节 本章前言第十三章 中国的民生出路第五部分 中国形势总结第十四章 当前中国形势的分析 眉睫，原名梅杰，湖北黄梅人。著有《朗山笔记》《关于废名》《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废名先生》、《童书识小录》、《而立小集》、《梅光迪年谱》，编有《许君远文存》《梅光迪文存》《绮情楼杂记》《文学演讲集》《蕙芳日记·芸兰日记》《醒睡录》等。在海峡两岸享有盛誉。2004年开始在《中国图书评论》《书屋》《新文学史料》《博览群书》《鲁迅研究月刊》《粤海风》《出版人》《出版广角》《全国新书目》《文艺报》《上海新书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香港文汇报》《新京报》《藏书报》《崇文》《开卷》《诗评人》《书脉》《学位》《闲话》《译林书评》《青春潮》《中国联合商报》等发表数百篇学术书评、文史随笔。 金理，1981年1月生于上海，1999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自本科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另在《文汇读书周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书评60余篇，并出版专著《从兰社到〈现代〉》。2003年起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共两年时间。2007年1月至今，为《小说评论》开设批评专栏“小说的面影”。2007年《小说评论》从第一期到第六期，“小说的面影”专栏分别登载了金理的6篇文章，包括《“破名”的文学》、《呈现心灵的悸动》、《乡土诗意的可能性》、《日常生活的文学呈现及意义》、《重申价值叙事的意义》和《温情主义者的文学信仰》。这位年轻人，文章颇为扎实、开阔，显露出作者在学术功底、评判视野和批评热情等诸多素质上的出类拔萃。《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这样评价金理：“在当代批评家群体中，金理不是引人热议的人物，然而金理无疑是最有学术潜力和实力的人物之一。金理的批评文字，建立在较深厚的文学背景和文学史实的考察之中，因而视域总是有宏阔感。他的批评表述，读来突出感觉‘会通"感很强，而他的批评文章总是贯穿着理论感和现实感的统一，显示了扎实的学术素养和批评热情。2008年”荣膺“华语传媒年度批评家奖”。

第一：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国的儒家封建伦理纲常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坚持“中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科技，维护统治。第二：地主阶级顽固派和义和团主张反对一切外洋事物，对西学全盘否定。综合起来，晚清国人对西学要么是选择性学习，要么是全盘否定。直到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主张全盘肯定西学。后来经过历次的选择甄别，国人对西学越来越理性，慢慢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1、明末清初时期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2、晚清时期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西学东渐的开始时的主要形式主要是被动接受。晚清时期第二次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技术不断由上海传人中国。上海成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策源地有许多翻译出版机构翻译出版西方的科学技术书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所谓“西学东渐”，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代：(1)，西书七千部。即从明代至清代前期，至多可以叫做“西学东来”，因为那时西学对于中学并未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2)转型的时代。即晚清(或“近代”)以来，西学确实对中学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学东渐”，意味着容闳所说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尽管“西学东渐”这个中文书名是译者按自己的理解而另起的，与容闳的原书名并不相同，但也确实是对原书宗旨的一种精准的概括，故被人们广泛接受。

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末年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虽然也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东学西渐指的是一个和西学东渐互相补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它是指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的过程，即中国向西方学习并吸收外国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总之，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是指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双向的。它们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通常以1870年6月4日英政府颁布的正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作为英国文官制度正式竖立的标志。它的构成和竖立，部分满足了新兴产业资产阶级要求国家机器适应和保护生产力成长的愿望，所以很快为资本主义各国所采用。加拿大和美国在英国的影响下，分别于1882年和1883年竖立自己的文官制度。德国、法国、日本长期保留封建官僚制度，第两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确立现代文官制度。——常识制度篇。

学习与被学习的关系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学开始向长期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发起了冲击，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管理和士大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入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实践，结果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辱而真正强大起来。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接着，民主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学的又一次新选择。在这次选择过程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借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经过数十年不屈不挠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法。由此可见，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最近看到了几篇描写辜鸿铭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拿他的辫子说事，展开辜鸿铭的辫子之争。有说他是晚清第一个剪辫子的人；有说他是最后一个剪辫子的。先看看这几篇文章。一篇题目叫《狂士》。“晚清朝廷风雨飘摇之际，他第一个跳将出来要剪辫子，清代奉行的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剪了辫子等于谋反。??辜鸿铭却很早就剪了辫子，这是惊世骇俗之举，完全与众不同。后来，大家看到晚清气数差不多尽了，大家也纷纷剪辫子，但辜鸿铭先是接上了一根假辫子，后来又留起了辫子。”再看另一篇，《“怪物”辜鸿铭是清朝第一个剪辫子的人》。“辜鸿铭却是大清人中最早剪辫子的人之一。那是他在苏格兰读书时，他有个女友喜爱把他黑亮的辫子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女友，辜鸿铭竟‘咔嚓"一声剪下了自己的发辫赠与女友。”还有这样一篇，《辜鸿铭――清朝的最后一根辫子》。“辜鸿铭是一个怪杰，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至1928年死的时候还留着）。”看完后，直发懵。又找了几篇描写辜鸿铭的文章，但没有任何一篇说他是清朝第一个剪辫子的人；也没有说他的辫子是清朝的最后一根。我只能说上面几篇文章的作者厉害，莫非是“发明家”转行的。剪辫子的方式环境地点各说各的，各执己说，谁和谁都不是一回事。看家只好这边看看，那边瞅瞅，莫衷一是。大清朝的男人都有辫子，尽管辜鸿铭的辫子有黄毛，也没啥稀奇的。看辜鸿铭不要看他的辫子，而是要看他的学识，他狂放不羁的潇洒人生。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自号慵人，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是当地华侨，其母是西洋人，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辜鸿铭知识渊博，一生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外语，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自号“汉滨读易者”，晚年又号“东西南北老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20世纪初，西方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远比在中国隆重。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印度圣雄甘地称之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德国一位大学教授郑重地宣布，“学生中若不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他还是近代中国学者被日本聘去讲学长达四年，是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创造性的把《论语》《中庸》《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向西方人倡扬东方文化和精神。同时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他是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行者。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中国人的精神》（即《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那时的中国被列强肆意刮分，四面透风。他说这样的话，表明他在做着坚定而又绝望的挣扎，他的内心所承受的是一种怎样的痛苦。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印象极为深刻：“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是真实的，而不是复制的。”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一文中由衷地赞美道：“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刺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林语堂还说，“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与他同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民国行政院长王宠惠道：“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郭沫若讲，“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记闻》中有一则笔记叫做《忘八蛋》。学部侍郎乔君对辜氏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辜在讽刺所谓“王道”，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治国方略，“王八蛋之道”则是中国自古以来被流氓们不断实践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式。辜鸿铭为自己那条“象征性的发辫”坚持己见，他说：“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人家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辜鸿铭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坚深的信仰，自视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他生平最痛恨中国人唾弃旧学，蔑视国俗，但他悲天悯人的善意无人心领，他洞察古今的睿识无人神会，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惟有出之以嬉笑怒骂之言，骂人总能骂在对方的命门上，因此被人贬为“怪物”，诮为“狂徒”。他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对他的评论，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辜鸿铭死后，一位外国作家说：“辜死了，可是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再看看现在的世道，什么雷人的话语什么雷人的事都敢说敢做。只能说明这类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的意念在作祟。看辜鸿铭看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穷自身精力试图挽回大清帝国的颓势，展示出凛然不可欺的民族傲骨；他用最偏执的方式，来捍卫已经破落的中华传统文化，以不变应万变。对传统文化守护行之终身而不懈，以一己之力抗争整个世界；他以狂放的姿态，实是内心滴血一种无助，来保护强烈的民族自尊。他的狂狷之气、另类表现只不过被人误读罢了，他是一位天生的叛逆者。辜鸿铭是一本蕴涵博大，耐人寻味的奇书。看有关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时而使你忍俊不止，时而让你为他的幽默善辩击掌，时而或是无奈的摇头。但在这一笑、击掌、摇头之际，你会生出站在辜鸿铭那个年代对文化、传统、民族尊严以及人生未来进行思考的想法，以你自己的方式认识和反思那个中西冲突风雨飘摇的历史时代。那些喜欢自我陶醉，津津有味品论辜鸿铭纳妾、缠足、嗜臭奇癖方面奇闻异事，围绕他的辫子津津乐道说什么早与晚、与黄，自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实为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无聊透顶。

西学东现在明代的表现有很多像，比如明代她出现了很多来自西方的那个食物，然后还没带有了传教士

从时间上看，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吗，但是文艺复兴好像不是政治革命是思想文化运动。

那您怎么定义成功呢？是说名垂千古？很有市场效益？还是解决了某些哲学难题？还是为人类的生产发展做出了某种贡献？嗯，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先弄明白您说的成功是指什么？

辜鸿铭，人名，名汤生，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号称“清末怪杰”。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应该不会的。TA 已经回复你啦！当今能够精通古今，了解中西的国人是稀少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演足了自己的悲喜剧。 　　　　以他的聪明智慧，却没有与时俱进，这是为人所叹惋的。罗振玉甚至认为辜鸿铭“不见用于当世，乃国与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辜鸿铭的意义当然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丑而可观的形象，而在于他是那个崇洋媚外的年头中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在于他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虽有残缺之嫌），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 　　　　对这个旷世怪杰，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认识到辜鸿铭身上的种种残缺，因此极力为其饰非，如林语堂就说：“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同时代的学人陈彰在略指辜氏之疵后，语锋一转，道：“此正如浮云之掩月，无所损其光辉。只是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泥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贬者中除上述已陈外，还需提及三十年代曾任岭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他对辜鸿铭的批判(如说辜是“中国留学生之守旧最深，而主张复古最力者”云云)，是以一种思想的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前面说过了，吴宓对辜鸿铭是有所尊崇的，他认为“辜氏于中国之道德文化，具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针对辜鸿铭言论多武断而偏激，加之其人品性格亦多缺失，傲睨一切，诙谐谩骂，放荡不恭，吴宓特别指出“决非崇奉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宜出，决不足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该如何看待这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呢？他提供了一个看法：“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吴宓《悼辜鸿铭先生》）窃以为此论值得人们反复研讨、品味和反思。 　　　　时过境迁，这些年来对辜鸿铭的评价渐趋客观公正。对其在宣传中国文化遗产方面所具的不世之功应予以充分肯定。如冯天瑜教授说，辜鸿铭乃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奇特而复杂的标本”。黄兴涛博导认为：“他是五四时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是中学西渐史上一个独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传教士的垄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炎还为辜鸿铭的陋俗作善意的辩护，认为：“辜氏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对诸如缠足、纳妾、吐痰等这些现代人眼中的陋俗为之辩。其实，在现代性向全球拓展之先，世界各个民族都存在不少被今人视为陋俗的习俗，即使是自以为文明高人一等的欧洲人也并不例外。”鲁枢元以作家和学者的眼光来看他：“在历史的苹果园里，辜鸿铭是一只过早坠地的‘落果"，他的可贵之处是超前地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他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 　　　　总之，辜鸿铭是一本内容驳杂、耐人寻味的奇书，常读常新，愈发有味。

转载:背诵新概念的正确方法和体会新概念作为风靡全球的经典教材，看到大家对它如此的热情，我无比的感动，可见到各位学习它的方法，作为已经“背”完新概念全四册的我，又深表忧虑。两年前，我也是新概念的忠实追随者，买齐全套后，恨不得一个月就把它全部学完，先后尝试过很多的方法，比如听说读写最传统的方法，提的最多的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全文的方法，逆向法等等，可拼命学了半年后收获甚微，期间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大家公认的好教材，为什么就没有多大的进展呢？传统的方法背诵大量的课文后效果并不见好的例子也数不胜数，后来在一个新东方的讲座中我突然醒悟，英语不是用来学的，也不是靠大脑的去背诵就行，英语是一种语言，而不是一门学问，征服它唯一的办法就是机械的操练，直至拖口而出；从那后我彻底改变了观念，就一条：大声的机械的操练。具体操作很简单，在读每一篇课文前先把单词读熟，然后就反复的读课文，直到封上书能拖口而出后再理解课文的意思，先读烂后理解的顺序非常重要，然后就把那页撕了仍掉，再继续下一课，这种用嘴机械的操练与用脑背诵有本质的区别，虽然结果都差不多，最后都能复述完全课 文，但效果是天壤之别。1：读的次数完全不同：背诵第二册一篇课文一般读二十遍就可以了，记忆好的也就读十遍足以，但要靠嘴脱口而出的话至少要200遍以上2：培养语感的效果完全不同：当你在用传统的方法背诵课文的时候一般先对课文的中文意思有个全面的了解，然后完全是根据对课文的中文理解 再逐步的记忆英文，这样长久下去你永远逃不出汉语的干扰，永远学不会真正的纯英语思维，在以后阅读和听英语时你自然也会有一个英译汉的过程，特别是听又快又长的篇章和阅读大量文章时无法提速，如果你从一开始读英文时就养成了 避开中文意思，纯英文思维的话，虽然初期有点困难，久而久之就能培养真正的英语语感和思维。3：能否掌握新概念的真正精髓：很多人都认为新概念的精髓是它课文的内容，于是花了花了大量的工夫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英语，理解的基础上说白了就是依赖中文的过程， 并且还提倡什么循环记忆法，把新概念 所有的课文内容都记得很牢，说白了也是把汉语意思了如指掌，其实很不然，那些优美的故事根本就不是最重要的，你不可能在每次和人交流时就是把新概念的课文内容背给对方，重要的是能否系统的培养你的语感和英语思维，当你对每篇课文不是靠记忆，而是反复的操练到拖口而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算内容都忘记了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你的语感和英语思维习惯在操练的过程中培养起来了，所以说新概念的经典不是说它的课文内容很重要，而是能系统的培养的你的语感和英语思维习惯，而培养习惯的唯一办法就是疯狂的操练，机械般的操练，而不是靠记住新概念课文的意思，当然，每篇课文操练到拖口而出后也要大概了解一下大概意思。4：优缺点：传统的背诵方法背得确实要快一点，而机械操练要费时间的多，特别是第三册后面的课文，有些要疯狂机械操练一星期后才能拿下，同时，当你的能力提高后在继续操练下一遍课文时难免会在脑海中浮出本文中文意思，千万要记住抑制它的出现，此时读时最好分点心思在机械操练到拖口而出前最好对课文的中文意思一点都不要了解，以免影响英语思维的习惯，先读后理解和先理解后读的顺序特别重要。5：总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里面强调的也是熟读，而不是靠记忆背诵，很多人都背过新概念或别的教材，时间和精力花了很多，可最后效果还是提不上去，就算他循环再背，也最多把新概念的内容记住了，而语感效果并不好，并且在阅读和听英语时默默养成了英译汉的毛病，阅读和听力永远就不能更进一步的提速和提高，因为他在阅读和听的时候会过分的注意单个词含义，但如果你的英语思维上去了就算有不少的生词和词组你照样可以顺利的继续读下去和听下去，因为你已没有英译汉的习惯了。当我的书撕到第三册30课的时候我四级就过了，三册刚撕完六级也以78的成绩通过，现在我第四册也基本撕完了前几册课文的中文大概意思也忘了不少，但深知英语水平比身边那些靠传统背诵，课文内容记得倒深刻的同学强许多，四册完了后我准备用同样的方法机械操练VOA，另外，听力方面我比较赞同李阳的一本磁带法，只要你的语感和英语思维习惯养成了，根本就不存在听力的问题，一盘VOA足以让你了解到所有连读，吞音等习惯。辜鸿铭，精通九国的语言文化，国学造诣极深，曾获赠博士学位达13个之多。他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辜鸿铭10岁时就随他的义父——英人布朗跳上苏格兰的土地，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弃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胡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 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一了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鸿铭读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怎样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 辜鸿铭所在的中学课业本来是极繁重的，但由于辜鸿铭各科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整个学习过程便显得毫不费力。学校的功课既然顺利进行，没事时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诵。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读完了。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义父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布朗家中的藏书了。有许多书，辜鸿铭并没有打算背诵，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 了。 布朗对养子的寄望极高。他曾告诉辜鸿铭：“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却多想学习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都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依照布朗的计划辜鸿铭应该先在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然后再到德国学习科学。学成之后才可以回中国修习传统文化。布朗当初确实没有看错，辜鸿铭十四岁时，学术造诣就已经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不仅初步完成了布朗拟定的家庭教学计划，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学的各门主要课程。布朗不禁暗自为养子的聪明而感到骄傲。辜鸿铭在学校里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的成绩也都很出色，已经可以申请毕业了。 大约在1872年春季，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专修科为英国文学，同时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时又不知暗自哭了多少次。他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希腊、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读多少页便背诵多少页，还没觉出什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逐渐增大，渐渐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一路背诵下去。辜鸿铭晚年忆及此事时曾说：“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 到后来，不仅希腊、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做到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据说辜鸿铭回国后，除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种文字与人交流，则其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论语u2022季氏》有云：“生而知之才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兽而学之，又其次也。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至于“困”字的意思，旧注谓“有所不通”，钱穆先生解作“经历困境”，辜鸿铭则自谓“吃不消”。他晚年曾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的还是坚持‘困兽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见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堂！”辜鸿铭忆起读书时的往事，不禁慨叹道：“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则当时人们多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在于他的天赋聪明，辜鸿铭自己是不承认的。 1877年4月，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相关科目的考试，在英国文学方面的学位考试中又表现非凡，顺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辜鸿铭仅20岁。 辜鸿铭自莱比锡大学毕业后，又赴巴黎短期进修法文。布朗又为辜鸿铭联系入巴黎大学，意在让他学一些法学笔政治学。其实当时辜鸿铭只22岁即已遍学科学、文学、哲学，并熟谙各国语言，造诣确非一般中国留学学生可比。辜鸿铭以极快的速度读完了巴黎大学整学期的讲义和参考书，除偶尔去学校上点感兴趣的课以外，辜鸿铭每天都抽一点时间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文。从刚开始教他学希腊文字母那天起，辜鸿铭就教她背诵几句《伊利亚特》。他的女房东笑着说：“你的教法真新鲜，没听说过。”于是，辜鸿铭就把布朗教自己背诵《浮士德》和莎翁戏剧的经过讲给她听。她说：“好，我就这样学下去。”辜鸿铭说：“等你背熟一本，你就要背两本，拦都拦不住。” 辜鸿铭的女房东常常拿着《伊利亚特》来到他的房间，把学过的诗句背给他听，请求他的指点。辜鸿铭的教法果然有效，他的女房东在希腊文方面进展神速。许多客人见辜鸿铭教她学希腊文的方法与众不同，都大为惊讶。 辜鸿铭后来曾对晚清直隶布政使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从辜鸿铭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国土受希腊纯正的启蒙教育一般。此法乍看强度大，难度亦大，其实则不然。若由字母而单词再简单拼句，则学习者在心理上就产生学外国语言的隔腊情绪了。辜鸿铭还依此法教会了他的女房东简易的拉丁文，也不过三两个月的工夫而已。 辜鸿铭深厚的西方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方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你自己参考一下

这次的中西文化交流对明清有了巨大的影响，是一次学习交流的机会。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两大阶段】 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媒介】 （一）来华西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1、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 2、其他来华西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二）出洋中国人 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2、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 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1、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2、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3、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著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1、明末清初时期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2、晚清时期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各学科的西学东渐】 1、哲学 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无西方严格定义的哲学的概念，而哲学的基础逻辑学也仅存在于少数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最由葡萄牙传教士高因勃耳，撰写大量对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相关介绍，内容包括知识论、理则学、形上学等方面。此外中古神哲学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节译至中国。 但西方哲学真正大量输入中国则要到晚清时期，早期尚未用哲学一词，到20世纪初，此名词由日本传来被广为使用，标示哲学从儒学、经学等学科分出来探讨。当时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近代抛学的介绍。许多新观念如物质、精神、唯心论、唯物论等重要哲学概念也被引入中国，进化观念的传入更是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在逻辑学方面，最早的著作为1895年广学会出版的《辨学启蒙》，但其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影?/ca>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简述如下：　　1、学术的影响　　如上个段落所描述,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学术上的新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各种学术的发展,而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史、子、集”完全被打破,许多传统的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有的逐渐没落,有的吸收西方学术而加以改进,到民国时期,整个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大致成型.　　2、思想文化的影响　　西学东渐所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变化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人经过西学的洗礼,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则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部分诸子百家思想获得重新重视,而尤其是儒家思想及一些民间的风俗信仰文化,则受到强烈的批判.　　3、政治的影响　　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议会制、民主制度、新的国家概念、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对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的尝试、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初议会制的推行、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北伐统一,一直到后来的共产革命等,都受到这些西方思想的重大影响.　　4、社会的影响　　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早期并不如西方的军事政治力量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式商品经济的传入来得直接,但随著晚清西方思想的力量渐增,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社会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由于晚清西学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学,使得清政府必须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这使得传统四民社会中最顶层的士阶层,失去了其学而优则仕的管道,其所掌握的传统知识的作用也下降,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同时晚清西方商战思想的传入,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促成传统四民社会秩序的瓦解.　　此外,西方个人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的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庭、家族、地域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基层开始逐渐瓦解.　　5、经济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与社会的影响类似,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逐渐发生的.包括新的经济思想的传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愿意投入实业,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有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成形.而新的科学、管理、金融等技术的传入及应用,更是逐渐整个改变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商业交易等基本经济事物.　　在日常生活方面,新的西方科技事物如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等逐渐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改变了许多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包括一些被视为迷信的民间信仰、缠足风俗,传统式的婚姻等等都逐渐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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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西渐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16－18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西方经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为资产阶级大革命作好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开始从启蒙时代向近代社会迈进。欧洲人从16世纪起就逐渐摆脱在历史发展中长期落后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阿拉伯文明的状态，广泛吸收了其它文明的大量精华，而向近代社会冲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学西渐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古代中国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随着交流的增多~四大发明等代表性科技逐渐从世界的东方向西方扩散 明朝末年，传统的东方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整理时期（或者说是最后的辉煌）丧失了继续进取的空间和锐气。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西方逐渐在科技文化上超越东方，而大批的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化。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接受并学习西方文化。 或许可以这么说，科技文化的交流一直在进行，而文化落后地区很自然的向先进地区学习~（或者说先进文化逐渐向落后地区扩散）~"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只是文化领先的地区发生了改变而已~其实质都是文化的扩散（或者迁移）传播。

中学西传：是因为我国繁荣安定，对外贸易发达，统治者的开明政策西学东渐：从1840年起，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被殖民者侵略，国土被占，统治者的无能。再加上我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古代中国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随着交流的增多~四大发明等代表性科技逐渐从世界的东方向西方扩散明朝末年，传统的东方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整理时期（或者说是最后的辉煌）丧失了继续进取的空间和锐气。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西方逐渐在科技文化上超越东方，而大批的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化。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接受并学习西方文化。或许可以这么说，科技文化的交流一直在进行，而文化落后地区很自然的向先进地区学习~（或者说先进文化逐渐向落后地区扩散）~"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只是文化领先的地区发生了改变而已~其实质都是文化的扩散（或者迁移）传播。

中外交流——西学东渐（西方文化渐渐向东方传播） ⑴背景：①明清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文化专制，阻碍萌芽成长和科技进步 ②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近代科学产生 ③新航路开辟，西方传教士来华 ⑵表现：①明末——利玛窦与徐光启（泰西水法几何原本） ②清初——康熙帝与南怀仁（铸造火炮） ⑶结果：违背习俗，干涉内政——雍正帝颁禁教令 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 ,既不同于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也异于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是拉丁文明时代“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其鲜明的特质为后世中外学术界所瞩目,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西方传教士东来，把中国的文化又一次带到欧洲，对欧洲的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下面我们从思想教育、文献、艺术和社会生活方面看一看这一时期即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化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作用。 一、教育方面：中学西渐与儒家教育流传西方 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来，另一方面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西传。 中国要“借远西为郯子”，而18世纪的西方，特别是启蒙运动与其自然神论的思想，也是以中国为郯子的。 在中学西渐中，很多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为中国儒家思想向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通过这些著作为欧洲人提供了一幅中国社会的图影。 传教士们不仅系统表达了东西方政权在权利及高贵上的某种相似之处，还描述了中国稳定良好的政治秩序，并对它进行了考察。 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开始效仿。 此外，传教士们还介绍了中国对公德的极度重视，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教育中是不教“纯粹的”科学的，而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 在传教士的眼中，中国的道德不仅超过了科学，而且也优于宗教信仰。 但是，传教士们所描绘的中国儒学教育的背景，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实际上没能深入到中国各种思潮中去，他们提供的画面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而且其论述中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传教士们对中国儒学教育的介绍仍然功不可没，因为他们向西方提供了大量真正关于中国的信息，使发生“信仰危机”的欧洲人看到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存在。 从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儒家文化比较大的影响。 西方的启蒙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古代儒家文明为其思想前提的。 如启蒙思潮中的泰斗伏尔泰，他的政治理想是清除现存的“神示宗教”，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 在伏尔泰心中，中国儒教就是这是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 他推崇孔子，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 ”此外，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圣君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的社会楷模。 总之，中国儒家文化教育被传教士们介绍到西方后，在西方整个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致于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二、文献方面：中国文献西传 新航路开辟后，最早开始搜集中国文献并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1539——1563年，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写成《亚洲史》1——3卷，较早的把中国情况向欧洲作了介绍。 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大 *** 重要事物及习俗史》，简称《大 *** 史》，该书是新航路开辟之初欧洲人专论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书籍。 上述活动，反映了16世纪中国文献向欧洲传播和欧洲人搜集利用中国文献的情况，这只是新航路开辟之初中国与欧洲文献传播交流活动的开端。 进入17、18世纪，中国文献大量传入欧洲，出现了中国文献的第一次输出 *** 。 首先，耶稣会士来华之初携带了不少西学书籍，他们离开中国返回欧洲时也把许多中国书籍带回欧洲。 165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返回欧洲时，把他在中国花了8年时间搜集到的中国书籍和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资料带回欧洲，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代巨著《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其次，翻译的中国文献有不少，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文献西传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中儒学文献和历史文献数量很大。 耶稣会士把这两类文献看作是中国文献核心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征的文献而向欧洲介绍的。 此外，还有一些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如《利玛窦日记》，它对研究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入华传教史都有重要价值。 17、18世纪是中国文献在欧洲历史上的一次大交流，它客观上使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其思想启蒙运动给予了深刻影响。 这时期传入欧洲的中国文献无论在数量上、内容上、规模上都是空前的，不仅增加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内容，而且更有近代意义上的传播性质，标志着中西情报交流活动的诞生。 三、艺术方面：景德镇陶瓷对欧洲艺术风格的影响 东方艺术具有一种与西方艺术截然不同的发展传统，前者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虚幻的方式来反映客观的物质世界，强调通过自然完善来表达到美的境界。 后者注重直观的不 觉，要求艺术反映的内心世界，审美观建立在直觉上。 东方的绘画艺术重视写意，西方绘画艺术强调写实。 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的陶瓷工艺品主要通过 *** 国家传人,对西方艺术发展 只能间接产生影响,世纪由于中国与欧洲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因此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陶瓷工艺美术逐渐打开市场，在法、德、英国家的上流社会受到赞赏和重视。 中国陶瓷的代表景德镇陶瓷工艺细腻、纤巧轻盈、飘逸典雅，欧洲的艺术家深受其艺术陶冶。 随着中国陶瓷、纺织品、家俱深人欧洲社会的艺术领域 ,中国艺术对欧洲的审美情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一一世纪西方室内设计、家俱、陶瓷、丝绸和园林设计中形成了中国风格 ,中国风格是指西方人在远东 ,特别是中国文物上寻求启迪和表现泉的艺术倾向 ，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 世纪初，英国 、意大利等国的工匠开始自由仿效从中国进口的陶瓷的刺绣品、橱柜的装饰式样，最早出现具有中国内室内设见诸路易u2022勒佛在凡尔赛为路易十四用瓷砖砌成的托利安宫。 这种中国风格的狂热蔓延，在德国没有哪一个宫院建成时没有中国风格的房间。 中国风格大多与巴罗克和可可式融合在一起，其特点是采用东方图案和花纹，爱用蓝白色对比，不对称,不用传统透视画法，大面积的贴金涂漆。 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图案精美，色彩丰富，有一种超然物外，飘逸脱俗的美感，由实用价值向艺术价值转化，使艺术摆脱了受真实世界形体的束缚，进入梦幻式的线条和色彩的境界。 当中国陶瓷，特别是景德镇陶瓷风行欧洲之日，也正是罗可可艺术勃兴之时，意匠自然、飘逸、潇洒，是法国传统艺术充分咀嚼中国艺术精髓并加以消化吸收的产物。 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质地坚硬、青白雅致、细润光滑，形体规整、转折明确、细部处理清楚，具有明快、秀丽、严谨、精巧、光挺的艺术风格，这给沉闷的欧洲艺术带来了一阵清凉的东风。 四、生活方面：中国茶文化在欧洲 茶 ,最初是由16世纪的海上强国荷兰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的。 大约在 1610 年 ,荷兰人从中国运去的第一批茶叶到达了欧洲。 从此 ,中国的茶叶文化开始影响欧洲。 中国茶文化首先影响的是荷兰的社会生活。 茶叶传入荷兰之初 ,价格是很贵的 ,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有能力享用 ,是上流社会的时髦饮料 ,且茶叶与药品一同销售。 在明清时期 ,荷兰在世界茶叶贸易中长期占重要位置 ,在很长的时间里 ,荷兰是欧洲最重要的茶叶转运国 ,首都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最古老的茶叶市场 ,以公开拍卖茶叶著名。 继荷兰之后 ,受中国茶文化影响久远、 深刻、 广泛的是英国。 在17世纪 30 年代 ,中国茶叶和饮茶习尚曾从荷兰传入了法、 德、 意、 英等国 ,但没有战胜法国和意大利的葡萄酒和得德国的啤酒 ,却战胜了传入英国的咖啡和可可 ,促使英国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 中国饮茶习尚对英国社会影响的深刻则表现在饮茶成为英国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早在17世纪中期(克伦威尔时期)英王查尔斯二世的妻子凯瑟林(Catherine)嫁给查尔斯二世时 ,把葡萄牙的饮茶和茶会习俗传入了英国王室 , 此外 ,早在18世纪 ,茶会还成为了人们交往或招待友人的聚会 ,这也是饮茶传入英国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生活形式。 从上述可知 ,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 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科技和精神文化传入了中国 ,对中国影响不大 ,但毕竟还是有一定影响。 中国文化通过中西贸易和传教士传入欧洲后曾风靡欧洲很长的一段时期 ,但对欧洲社会生活影响最广泛、 最深刻和最久长的还是中国的饮茶习尚 ,因而中国茶文化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毫无疑问的。 明清之际 ,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 *** 。 在这次交流中 ,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 一方面 ,为了传教的需要 ,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 ,使中国知识界对 “西学” 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 ,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 ,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 ,使欧洲出现了 “中国热” 。 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互摄互融,对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历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这段历史。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间是殖民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从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可以感受到一股“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在中外交流中认识和把握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表现为：中学仍植基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西学已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中学仍处于农耕文明阶段，西学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阶段；中学仍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西学已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中学的承继仍以传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为中间，西学的传播则以新式学校教育为桥梁。因此，这时“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而造成这种文化势差客观态势的主要原因，除了中、西学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内容的差异之外，还与近代中西方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采取的文教政策与文化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就西学而言，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发生，其内在动因是古代欧洲文明中的希腊、罗马、希伯莱三种文化精神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社会条件，以及促使欧洲各国对新文化与新宗教的宽容政策与接纳态度。所以，自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之后，西学才趋于活跃繁荣，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相继出现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关于银河系的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及微积分，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巴斯德的细菌学，汤姆逊的电子学，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可见，由于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才有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也才有西方近代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的西学。而近代中学所面临的机遇却不佳：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中学本身的内容不具备质变出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技术；另一方面，清王朝的落后性所造就的“天朝上国”、保守封闭的价值观，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排斥异族文化，使中西学自由融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只有在西方列强炮舰的威逼下才屈辱被动地、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逐步选择西学。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学开始向长期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发起了冲击，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管理和士大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入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实践，结果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辱而真正强大起来。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接着，民主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学的又一次新选择。在这次选择过程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借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经过数十年不屈不挠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法。由此可见，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近代除了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思潮往往起着发轫起端的作用，或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潮，而推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自1840年起，中国先进的士大夫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亡国灭种的危险，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首先意识到旧的教育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来摆脱困境，从而掀起了改革封建教育的思潮。洋务运动推进“西学东渐”，使对封建教育的改革由议论走向实行，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留学教育，最终在洋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建立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伴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前呼后应，一昭一彰，成为变法和革命的开路先锋。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新文化思潮，也是一场新教育思潮。它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宣传民主和科学的理论，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教育、旧思想、旧礼教，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之后，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思潮等纷争出现，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西学的传播更加广泛，西方的各种学术流派、社会改革方案纷纷传入中国，汇合成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最终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也奠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分别兴起的 “三民主义”教育思潮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思想文化基础。二、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中国近代史若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粗略地勾画其历史轨迹，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发动侵略与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西学在中国落户，是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生存，维护国家主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促进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努力探索密不可分。二者犬牙交错，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表现为：闯入古老帝国的西学，首先伴随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接踵而来的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最后才是科学家与专业人员；而中国前往西方寻找救国之道的有留学生、出访人员、外交官和职业革命家。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两种文化教育网络：一种是由西方势力特别是教会控制的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新闻机构等组成的文教网络。通过这一网络既培养了一批为外国势力效力的买办文人，也产生了一批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栋梁之材。另一种是由中国人仿行西制和西法创办的新式学校、留学教育机构及其他文化设施组成的新式文教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又是新社会的缔造者。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明显地表现出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过程。如前所述，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凭借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推行其殖民化政策、使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初，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是被动的。而且，从“西学东渐”的过程来看，近代开始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相比之下西学总体上处于一种较高势能状态。按照任继愈教授的文化发展势差理论分析——“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这就使得在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中，西学一直处于“出超”，中学则处于“入超”，“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从而更加重了中国人接受西学的被动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中国方面来看，主要是认识和制度上的原因。在认识上，明清以后，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悠久和文化传统的优越感，使得国人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种价值观在统治阶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看自己是“君临天下、抚有四海”，看别国是“夷狄蛮戎”。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绝大多数人仍沉湎于一种“雨过忘雷”的悠闲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尽管他所论述的世界局势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功利主义与华夏中心色彩却表现得很浓厚。1849年，徐继畲又刊行《瀛环志略》，他以更诚恳、更客观的态度介绍西方各国。遗憾的是，《瀛环志略》没有《海国图志》影响那么大，这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夷攘夷”、“师夷制夷”。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之后至少有二十年时间，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并没有明显的改观。在上层社会中，魏源的观点已是一种引起争议的激进之见，徐继畲的综论就更难以理解。即使在洋务运动时期，华夏中心主义仍起重要作用，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所以国人对中西方的认识仍有主次之分。在制度上，女真贵族入关后，承袭明制，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封建王朝。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来看，清代即使是“康乾盛世”，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的错误，因为它不仅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而且是背道而行。所以，清王朝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保守的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就缺乏对外交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再加上近代以后清王朝的几任皇帝平庸无能，慈禧太后垂帘听政30余年，清王朝——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始终是在被动中学习西方、接受西学的。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只有当西方列强一次次地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一回回战败的情况下，清王朝才被迫向西方学习。1898年的“百日维新”本来是封建统治阶级最高层主动学习西方的一场变法运动，但仅有不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及几个帝党大臣的支持和参与，所以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也进一步说明，清王朝及其统治下的清末封建专制制度对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一直起着阻碍的作用。学习西方、传播西学，真正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还是一部分中下层的开明官吏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深入地介绍传播西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睁眼看世界，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三、“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到19世纪90年代，全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电力、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也发展起来。据统计，从1901年至1911年，全国新设的厂矿达386家，资本额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前30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翻了两倍以上；1912年至1919年，新建的厂矿有470多家，平均每年新增67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第三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学西方、办企业、建学校、派留学，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三个新的开端：一是中国人开始有了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构想和行动；二是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开始初步认识到，要自强、要干实事，就不能不重视实际技能和社会效益。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部分国人的社会观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特别是这次运动从始至终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对于启发人们的理智与民主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才会有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五四”爱国运动，也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总之，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向世界靠近，社会在逐步实现近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师夷长技”观念更新了“夷夏之防”观念，变革观念更新了守旧观念，民主民权观念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理智的务实观念更新了偏颇的尚虚观念，男女平等观念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了资本主义观念。第四是教育方面的影响。中国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必然的联系，“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如改革封建旧教育、太平天国农民教育、洋务主义教育、改良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教育、教会教育、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因果关系，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文化侵略

　　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末年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以来华西人、出洋华人、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两大阶段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1、明末清初时期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2、晚清时期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1、明末清初时期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2、晚清时期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文化上的侵略...简单些可以这么讲

又本质区别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自唐武德四年（621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存续1300多年。在此期间，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在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维护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出现的选拔方法，科举考试与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步骤是一致和适应的，是上层建筑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对其历史作用不能抹杀。 　　　　首先，科举制度使统治基础下移，真正做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虽然有部分是依靠财富获取的，但更多的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而形成的。因此，大量出身低微贫寒的士子，可以通过科举使本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晋升。科举提供了一条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选拔人才的途径，也为社会下层分子提供了一条上进的途径，使社会不断进行阶级的对流，对巩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稳定政治和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次，科举选士制度的确立、健全与完善，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官队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举考试制度，严格奉行“三公”原则，即“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和“公正录取”。这是中国人才选拔方式长期演变的结果，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保证了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早期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来华后都对科举制度大加褒赏，向西方予以介绍，并希望为西方所采用。18世纪前后的西方有识之士极力推崇中国的科举考试和文官政治，并在此后相继仿效中国的办法，推行了文官考试制度。 　　　　 　　一、科举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　　　　 　　　　（一）科举制最早在西方的传播 　　　　西方人中，到底谁最早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根据美国学者邓嗣禹在1943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说法，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加斯帕德·达·克鲁兹的著述。他曾于1548年航抵东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国；是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间，他用葡萄牙文写作的游记手稿在威尼斯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R·威尔斯将其译为英文，以“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为题，收入里查德·艾登的《东印度群岛及其他国家旅行记》一书。克鲁兹在文中说中国官员们“必须有那项功名或头衔……他们效忠皇上，不避危难。他们奉行‘学而优则仕"。”文中还简要地提到了硕士、博士的情况。而另一种说法是，尚在克鲁兹之前，就至少有两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取士。而这两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经是中国监狱的囚犯，一个叫维埃拉（Vierira），另一个是盖略特·伯来拉，他们都是葡萄牙人。维埃拉是一支由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率领的葡萄牙舰队的成员，1517年到广州，在粤停留三年后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为皇帝举哀期间（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暂停海外交易的中国规矩，1521年9月被送到广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从广州监牢中维埃拉（Vierira）发出信函回国。他在信中就中国的外交、社会关系、吏制等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说到：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文人学士，“获得一种学位的每位文人学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后再升任到高级职务上”。盖略特·伯来拉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被中国海防军俘获，他虽不是当年葡俘中惟一写出自身经历的人，但他有关科举制的叙述可以说是最详尽的一个，这在其著作《南明行记》中有所体现。据他所说，察院要审讯囚犯和授予学衔。察院年年巡视，被选拔来充任要职的人则每三年会聚一次，在为他们准备的大堂里受到考试。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回答合格，够得到学衔，那察院不久就授予他们；但那些要当“老爷”的，在皇帝批准之前，不得使用帽子和腰带。考试完毕，测验通过后，要为那些得到学衔的人举行隆重仪式，经常要共同盛宴庆祝。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国考生是在严密监视的条件下进行考试时，也戏称中国应试者为“囚犯”，将他们等待金榜题名的人生得意之际，则称为“等待判决”。而且，他还发现同牢的中国“难友”中，竟有因考试落榜而蹲监狱者。 　　　　对科举制度记载更为详细的、对西方影响更大的是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编写整理的著作。门多萨的著作首次于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在罗马出版，目前在中国的中译本名为《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文中除了介绍了科举的竞争性，还介绍了如何授予学位，以及是如何庆贺的，对中国的科举极具赞美之意，他写道：“在当今世界上为人所知的国家中，这个庞大的王国是治理最佳的一个。”但应该说门多萨对中国事物具有一种近乎于不切实际的信心与心有灵犀的理解力。他在零乱的资料中敏锐地发现中国教育与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文明对知识特有的尊重。在那里只有饱学博闻的人通过国家考试才能成为官吏参与管理政府事务，任何一个人在学识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进入社会上层，这就意味着一种平等与竞争的健康的社会机制。这一发现对16世纪末西方封建等级社会是一大震惊，同时也预示着以后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科举与文官制度的利用。 　　　　（二）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随着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会主）一批批前往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同时又向自己的国家介绍中国的哲学和许多奇闻轶事，其中也包括科举制度。在这些耶稣会会士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在明朝末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自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至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在中国生活了28年，并被任命为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在《书信集》中，有不少关于科考的记载。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长信中，利玛窦应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绍了当月在南昌举行的乡试情况。他说：现在我就开始介绍中国科举，也希望您把这种制度介绍给您目前服务的公侯，要他们知道这在中国与意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区别！在管理、政治与秩序等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利玛窦作为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晚年时（他于1610年5月去世）以十分赞赏的态度高度评价了中国科举选士制度形成的文官政治，他认为：“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知识分子）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他们来掌理”（《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利玛窦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官政治优于当时的西方；二是间接地评价了科举取士制度。 　　　　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甚至将府试的日期都能写得清清楚楚，他对中国的考场（贡院）的描写更是极为详尽，将小单间大小、构造都描绘得如此细致，甚至注意到了小单间有防止考试舞弊的功能：“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座专门为这一考试而修建的宽阔无比的宫殿，四周围以高墙。考场内有许多套间隔绝外务，专供上面提到的考官讨论呈交上来的手稿。在这座宫殿的中心有四千多个小单间，每间只够放下一个人用的一张桌和一把椅。小单间构造得使相邻的人不能谈话甚至见面。当本地考官和朝廷考官到达这个城市时，立即被带到这座宫殿里各就各位，而不得与任何人谈话。甚至在评阅考卷时他们也不准彼此交谈。这段特殊时期日夜都有地方官的和军队的警卫不断在巡逻，以防宫殿内工作的人和外边的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任何接触。”“在第三天，要从指导行政的计划时将会出现的各种可能性中抽出三道难题或策论进行考试。答卷仍要写成一式三份，各份都说明作者对解决他选择来讨论的争论所要提供的判断。当各个候选人选定他要进行讨论的论题并记牢以后，他就进入负责官员指定给他的房间，默默地进行写作；每个人都必须把他的手稿再抄入一本特别带来的纸本上，在文章的最后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还要写明他祖上三代的姓名。然后这个纸本也要加封，只有负责人才能启封。每个人这样的手抄本可以随他用多少，并把它们亲手呈交负责人。这些抄本由专门指定的书记或抄手再重新抄过。为了防止任何徇私，抄本上都用红笔写上一个特别的字，然后再送交呈考官，而作者的笔迹则全部消除。这些不留笔迹的手稿才是送交考官评定的试卷。本人手迹本则编号与送呈考官的试卷上的符号相对应。遵循这种方法是要防止识别手稿并从书写的字体中隐瞒作者本人及其笔迹。”在文中利玛窦准确地介绍了中国科举考试为防止徇私舞弊而采取的弥封、红号和誊录制度。利玛窦对于中进士后的士子将会得到如何地位也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描写，他惊叹中国简直是一个“文凭社会”。 　　　　在新教徒中，另外一个较早到中国的是马利逊。他于1807年受伦敦会派遣，1809年受任为东印度公司翻译。1817年（清嘉庆十三年），他作为翻译随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1824年他返回英国，带去大批汉文书籍。他的代表作是汉英字典，在这部字典中他根据中文的原始材料，精辟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的科举制。他的记述迄今仍是有关科举制最重要的英文史料之一。 　　　　而奥伐罗·塞默多，汉名曾德昭，他是继利玛窦之后通晓中国语言文学的欧洲人。他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等通过《大中国志》（葡文名为《中国及其附近地区宣教史》）介绍到欧洲，引起一场中学西渐的浪潮。正如英译本序言所说：“他的辛勤撰述，已被译成多种他国文字，且为若干作家引用，在欧洲诸国深受欢迎。”曾德昭在其《大中国志》中给中国教育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他注意到了在德行、善举、孝顺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育的早期作用，曾德昭很推崇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在道德方面的开发，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品行不良的人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对考生进行考试的小房间作了详尽的介绍：它有4．5英尺长、3．5英尺宽、一人高，以及上面是如何的脏不可言。每个小房间里有一张桌子用作写字和吃饭，还有一把椅子。曾德昭强调小房间的“小”，突出了考生们进出通道的狭窄，也谈到了中国的三级考试，即学士（秀才）、硕士（举人）、博士（进士），还介绍了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 　　　　17、18世纪，随着一批批来华传教士的宣传和媒介作用，中国已在西方国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的科举制已为西方文化输进新鲜的血液，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已被当时的欧洲各国广为赞誉。笔者认为中国的科举制首先对法、德两国发生了深刻的作用，而且可能最早受到中国科举制影响的是德国。 　　　　 　　二、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一）对法国和德国的影响 　　　　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之间，从17世纪末开始，出现了长达一百多年极不寻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史。 　　　　从伏尔泰的诗歌和其他作品中，我们知道他是中国文明最真诚而热切的崇拜者，是所有的“爱慕中国”者中最狂热的一位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自平民选择优秀人才为政府服务的方法很值得欧洲各国模仿。对中国文明始终加以赞扬的伏尔泰，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也赞不绝口，不过伏尔泰美化中国科举制，其目的是利用中国来攻击法国封建王朝的专横。 　　　　一般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却用中国的科举取士谴责法国的以财富买官。孟德斯鸠读过不少欧洲汉学著作和中国典籍的译作。他从他的中国朋友黄嘉略处获知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材料，并将他们之间的谈话做成笔记，内容涉及中国宗教、政治和法律、历史、文字、民俗等。他在与黄嘉略的谈话中认为中国历代帝王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中国没有世袭的官吏和贵族，皇帝通过科举等途径选拔官吏。凡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经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机会。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这有助于以儒家思想治国。除科举外，地方官吏还可以向朝廷荐举品德高尚的人充任官员。这种制度有利于提高官吏的素质。而法国实行卖官鬻爵制，宫廷以此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其结果是官员极端无能，唯以敛财为目的，百姓深受其害，而且代代相传，遗患无穷。 　　　　魁奈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在其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专有一节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人一旦获得进士的荣耀称号，即无必要再为贫困而担忧，对他来说，这个称号本身就是一种保障。除了他能从亲戚和朋友那里收到不计其数的馈赠礼品以外，他肯定会被任命在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任职……。” 　　　　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教育受中国竞争性文化考试原则影响很大，而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通过学者们（尤其是伏尔泰）的宣传，在法国已是众所周知。 　　　　除了法国以外，德国也是较早提到中国的科举制并加以采用的西方国家，而且可能是最早吸收中国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平等竞争、公开考试的国家。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欧洲重视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之一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年）是一个有远见的学者，他在《中国新志》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中西文化应相辅相成的见解。曾多次建议西方君主向中国的科举制学习。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的著作中也有类似反映。正是这些学者的大声疾呼，于是在德国大地上还是小邦林立、战火纷飞之时，威廉占据普鲁士王权后就实行了一种“开明专制”的统治，并着手对官吏制度进行改革。当时考试制度已在普鲁士运用，如挑选军队中的军法官，就必须采用考试的方法。1713年，威廉一世规定所有的法官、律师等都必须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后任命。1737年，考试的范围又扩大了，规定凡与司法行政有关的官吏都必须事先通过考试才能任命。1743年，菲特烈大帝规定凡到政府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先进行实习，期满1年后经过考试，合格的才可正式录用。1770年，政府又颁布法令，对考试内容、范围及其它方面加以补充，规定凡要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官员的，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凭，而且还要经过政府部门的考试。从这些措施我们可以看出，18世纪时，德国的文官制度已初具规模了。而其官吏制度的核心就是考试制度的运用，无疑是借鉴了中国的传统科举制度，吸收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精髓--平等竞争、公开考试。此后，德国的文官制度虽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并未作多大变动，德国的魏玛宪法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虽然法国、德国早期就吸收中国科举制精髓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但是较不稳定和正规，对其他国家影响也较小。而英国在16世纪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它于1855年以后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而卓有成效，因而后来被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所仿效。英国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文官考试制度影响的典型国家和重要中介。难怪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中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二）对英国的影响 　　　　G·L·斯当东爵士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中国的考试据说永远公开举行。监考人员以及到场的长官和地方官员不许存一点偏见私心。举子得参加笔试及口试两种，这一点同英国大学考试制度有些近似。录取的人不止于取得一个科名，而且是做官的必要途径。即使考试落第的人，只是由于他参加了考试，有助于社会文化，也可以取得从事若干职业的身份。这种考试制度对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是公开的和平等的，没有人被排斥在这种机会之外。但事实上富人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比穷人子弟多，自然录取的机会也比穷人子弟多。虽然如此，有些天才的穷人子弟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制度脱颖而出。至少有这种可能性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安慰。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来的，这也增加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除非考试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有学问和才干的人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除非有特殊原因使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这种制度对维持社会秩序是有利的”。他赞扬了中国的科举制和中国政府。 　　　　英国人麦杜思在中国封建制度已进入晚期，科举选士这一政治制度也已严重腐朽、凝固僵化了的19世纪中叶，在他撰写于1847年间的《留华札记》中，仍极力主张西方国家仿行中国的“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高度赞誉：“中国的国脉之所以历久不坠，纯粹地完全是由于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于能起用贤能有学问的人。”对于麦杜思对科举选官制度的这一评估是否具有科学性，当然还要作具体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国家管理人才也不都是最优秀的人才，读书人中的精英豪杰也未必如唐太宗所标榜的“尽入吾彀中”。诚然，即使在现代社会，也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哪种人才选拔制度能够确保这一点，毫无遗漏地把所有优秀人才“入彀”，为国家所用。要求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完全做到“野无遗贤”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审视，麦杜思的评估是有道理的。 　　　　应该说在英国有着一大批中国的崇拜者。其中密迪乐最为持久并几乎是狂热地鼓吹实行中国科举制，他坚持认为：“中华帝国之所以长治久安，其原因仅仅是也完全是因为它有个只提拔德才兼备者的好政府。”他强烈呼吁建立起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水平，并促进大英帝国的团结。而英国人约翰逊更认为：“知识和显赫是一回事，升迁是品德和能力提高的结果。”科举制使任何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才具取得官职，即使皇亲国戚也是这样。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英国学者强调的不是中国科举制的具体实施的细节，而是合乎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内核和竞争的精神，这就是考试制度，公开竞争。一般学术界、教育界人士都认为，英国18世纪开始实行的考试制度是直接模仿中国的。《大英百科全书》就曾指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于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 　　　　（三）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文官制度是在英国文官制度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来的。但仍有详尽的证据表明美国文官制度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重要影响。 　　　　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联邦政府任用官员的制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华盛顿总统到亚当斯总统，任用官员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品格；第二时期是从杰克逊总统到1883年，任用原则是“政党分赃”；第三时期是从1883年现代文官制度确立以后，任用原则是“竞争择优”。 　　　　1868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人马丁博士（中文名丁韪良），出席了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会议，并宣读了题为《关于中国的竞争考试》的论文，在文中他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像新近实行文官考试的英、法、德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并向长期有效地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其中说到：“在中国这种制度最为成功，如果此次能从他们的经验中获益，那么这不是第一次获益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和火药、造纸术一样，这也会是我们大的获益的经验。他们的这些贡献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影响了现代社会彻底变革，其他的对经济文化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应该承认，如果我们采用了他们的测试候选人能力及为政府提供最佳人才的方法，那么我们心中的获益绝不会比刚才提到的那些发明对我们的影响少。” 　　　　另一位美国人施惠廉写了一本《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帝国--中国与美国》，在书中也极度赞美中国的科举制度，推荐美国政府采用。终于，任用制度的改革开始了，首先是从举行考试开始的。1853年，国会对一项拨款法案作了修正，要求“通过考试”来挑选政府工作人员，以使他们不致因无能而坏事。考试在这里一举而被提出了。然而，那时参加考试的往往只限于被提名的少数人，所以仍不能保证最合格的人入选。1870年内政部长D·科克斯发出行政命令，要求用公开竞争考试作为挑选政府工作人员的基础。1871年国会通过了一项至今有效的法案，授权总统制定有关美国文官的规程以提高行政效率。格兰特总统仿效英国建立了一个文官事务委员会，协助起草有关规程，并监督公开竞争考试的进行。这个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因为国会不予拨款而于1873年中止了活动。但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会终于在1883年通过了《调整和改革美国文官制度的法案》，即《彭德尔顿法》。从而确立了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功绩制原则，奠定了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的科举制在16世纪就为西方国家所悉，西方人把中国看成是西方文官制度的故乡，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项选官制度之所以盛行一千多年，原因就在于它留下合理的内核和竞争的精神，这就是考试制度和公开竞争。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变迁了，合乎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潮流即考试、竞争制度却长期被推行。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应该说西方文官政体是西方各国结合本国国情所创立的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官政体源于中国的科举制，而又在中国的科举制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选选机制对近代西方文官政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科举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我们更需从科举制中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精神，以期获得启迪和收益。

西学东渐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所谓“西学东渐”，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代：(1)，西书七千部。即从明代至清代前期，至多可以叫做“西学东来”，因为那时西学对于中学并未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2)转型的时代。即晚清(或“近代”)以来，西学确实对中学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学东渐”，意味着容闳所说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尽管“西学东渐”这个中文书名是译者按自己的理解而另起的，与容闳的原书名并不相同，但也确实是对原书宗旨的一种精准的概括，故被人们广泛接受。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编辑本段【两大阶段】 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编辑本段【媒介】 （一）来华西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1、传教士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 2、其他来华西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二）出洋中国人 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2、留学生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编辑本段【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1、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2、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3、报纸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编辑本段【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编辑本段【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学术的影响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学术上的新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各种学术的发展，而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史、子、集”完全被打破，许多传统的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有的逐渐没落，有的吸收西方学术而加以改进，到民国时期，整个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大致成型。思想文化的影响西学东渐所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变化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人经过西学的洗礼，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则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部分诸子百家思想获得重新重视，而尤其是儒家思想及一些民间的风俗信仰文化，则受到强烈的批判。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影响，诸如“重义理轻艺事”、“明其理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逐渐解体，与之相联系的士农工商思想也缩小了原有阵地。知识分子中崇尚实用、注重科技、追求民主的风气则日益加浓。“西学东渐”对中国人的妇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导致了中国近代妇女立世观念的转变。政治的影响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议会制、民主制度、新的国家概念、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对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的尝试、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初议会制的推行、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北伐统一，一直到后来的共产革命等，都受到这些西方思想的重大影响。社会的影响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社会风俗的转型有一定影响。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早期并不如西方的军事政治力量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式商品经济的传入来得直接，但随著晚清西方思想的力量渐增，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社会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由于晚清西学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学，使得清政府必须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这使得传统四民社会中最顶层的士阶层，失去了其学而优则仕的管道。其所掌握的传统知识的作用也下降，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同时晚清西方商战思想的传入，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促成传统四民社会秩序的瓦解。此外，西方个人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的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庭、家族、地域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基层开始逐渐瓦解。经济及日常生活的影响与社会的影响类似，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逐渐发生的。包括新的经济思想的传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愿意投入实业，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有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成形。而新的科学、管理、金融等技术的传入及应用，更是逐渐整个改变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商业交易等基本经济事物。在日常生活方面，新的西方科技事物如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等逐渐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改变了许多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包括一些被视为迷信的民间信仰、缠足风俗，传统式的婚姻等等都逐渐被废除。扩展资料：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后期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这段时期，以来华西人、出洋华人、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数学、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学东渐

在：{{{http://baike.baidu.com/view/47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