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

对实践的既定形式提出挑战在通常运用时，批评一般指对具体作品的讨论，集中于阅读的经验感受，关心的是描写、解释和评价，侧重于作品的意义和效果，批评不一定是学术性的，它常常是个人的、主观的；而学术研究则是研究者的专门活动，其目的是说明某些学科的特征并追求其独立的存在。　　为了说明“批评理论”，还需要把它与两种密切相关的思想领域加以区分。一种是文学的哲学思考，它归之于美学范畴，涉及到艺术、美和价值的整体观念。另一种是作家对作品艺术性质的思考。虽然作家的思考常常会影响到批评理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批评家或学者思考文学的方式影响甚微。批评理论与上述两种思考均不相同。它与批评和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它的目标是既说明文学研究，又对文学研究提出问题；它首先是关于文学研究实践的一种思想方式，因此也常常对那种实践的既定形式提出挑战。利维斯与雷内·韦勒克的一次争论大多数文学理论都注重文学的特殊价值或特征。它们为文学研究提供某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一种更有理性、更系统的学科，从而说明文学在传统上所占的独特地位。批评与文学理论也有类似的关系。但批评对理论的需要不同于学术研究，因为批评从不忽视文学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利维斯认为，批评应该集中于从文学观点考虑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

en 统一方便面

我对法兰克福派熟些

社会批判理论是（）的理论。 A.弗洛伊德 B.迪尔凯姆 C.马克思韦伯 D.弗洛姆 正确答案：D

那你是从护肤皮版的敌人总得留着功能简易过年的吗？我要疏通护肤品。半年的顶层的几个功能嘴里都会这样分哪个是通过多放点？如何提出？

看看康德 的书，就是有关理性道德批判的。三大批判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伟大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对于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看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张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确实存在，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康德以前，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把这一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大概了解一下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1923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宏观的广泛的批判性研究。1934年迁往美国。1949年回到法兰克福。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自开创至今，已历三代，每代各有一位核心人物。第一代是霍克海默，他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为法兰克福奠定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第二代是哈贝马斯，用《认识与兴趣》为批判理论奠定一个规范的研究框架。第三代是霍耐特（Axel Honneth），在最近一篇纲领性文章《关于社会研究所的未来》（Zur Zukunft des Institus fuer Sozialforschung）中试图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实践”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是在与“异化劳动”的辩证关系中呈现出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实践”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是人的生命的生产，人的本质、人的类特性、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它是劳动的现实化，但这种现实化是以“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异化、外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异化劳动”的这一意义表明，“异化劳动”是“实践”的对立面，是对人的实践存在的否定。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尽管是对人的实践存在的否定，但它是人的实践存在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这是从两种意义上而言的。首先，从实践存在的结构看，“异化劳动”给予了实践感性形式，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其次，从实践的历史进程看，“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分离，是人获得社会性、从而获得人的解放、个体自由的历史条件。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异化劳动这个概念，把“实践”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之中，并由此而建构起他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自19世纪末开始，东方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分别在这两个向度上阐发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唯物史观的向度上，19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人类历史的新发展阐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建构了以文化领导权为基本内核的文化批判理论。在这一向度上，最早阐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的是拉布里奥拉。拉布里奥拉是第二国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样，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但是，他反对用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经济基础，把经济基础视为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因素，而主张用历史哲学的观点来阐释经济基础，把经济基础看作是人们的经济活动，亦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活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而是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的实际经验过程，上层建筑不是悬置于这一过程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因素，而是从这个过程中生长出来的，因而是经济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经济还与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风俗、习惯、信仰、愿望和倾向等相联系，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性。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在前一种意义上，还是后一种意义上，经济作为社会生活本身，都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马克思把人的这种文化创造活动称为“实践”。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本质上是文化哲学的概念，它所表达的是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人的文化存在。在这里，拉布里奥拉并没有提出“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却成为葛兰西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葛兰西继承了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并且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葛兰西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是指的文化改造活动。所谓文化改造活动，就是把大众的自发的、零散的、非批判的世界观引导到自觉的、“融贯一致的”、批判的世界观，把大多数人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为了实现这种改造，就必须要有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不是观念的东西，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文化领导权的相对独立性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规定：其一，它是国家结构中有别于政治权力的一种社会权力。政治权力指的是政治国家的“统治”权力，它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力的方法是“强制”。而文化领导权指的是市民社会或伦理国家的控制权力，是一定社会集团对本集团的成员和对其他集团实行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操纵，行使这种权力的方法是“同意”。其二，它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它可以与统治权力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同时掌握了政治权力和文化领导权；也可以与统治权力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导权为不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掌握，而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集团有可能进而掌握统治权。可见，能否行使领导权，行使什么样的领导权，是判断一个社会集团是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所选择的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葛兰西说：“我们自己的研究所依据的方法论标准如下：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这说明，文化领导权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不受政治权力的控制，而反过来制约政治权力。这是文化领导权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应该承认，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并不是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已有的内容，而是他思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它却揭示和发展了马克思“实践”概念中蕴含着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内涵，并赋予了这个概念现时代的内容。正是这样，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尽管一度受到批评和排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但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充分发展，并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最终还是得到了思想界的普遍认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阿尔都塞率先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剖析上层建筑的结构，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理论；威廉姆斯将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概念进行对比分析，说明当代社会从物质的生产、生活到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都受到文化/权力结构的支配，从而把文化领导权转化为一种文化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被当作一种方法，广泛地运用于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分析统治集团和臣属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揭示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思考当代社会的民主、公平、正义等问题的新思维。透过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实践”概念通过葛兰西的阐释，已经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从而成为人们研究当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向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阐发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内涵，创造了以现代性批判为主题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它提出了新哲学建构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讲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劳动原则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劳动的感性世界。这样一来，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阐释，颠覆了黑格尔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而在马克思那里，“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马克思所做的这一颠覆工作，不是要把哲学概念下降为经济学的范畴，不是要取消哲学，而是要把哲学从思辨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使哲学现实化，变成批判和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霍克海默把这种批判理论定义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强调这种理论既不是传统的抽象思辨哲学，亦不是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专注的形而上学，而是关于感性的、经验世界的哲学，即实践哲学。当然，这样一种实践哲学也有别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以政治批判为核心的政治学，而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实践哲学则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批判为核心的社会哲学。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定义为社会哲学，是十分恰当的。其次，它是考察晚期工业社会的理论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增长而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广泛而严重了。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运用于考察晚期工业社会，阐发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批判内涵，并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启蒙精神的反思，建构了以现代性批判为主题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的实质就是文化的资本化，就是使文化的生产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成为资本家追逐利润的一个部门，这势必造成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异化；而当这种文化异化借助于启蒙的欺骗和谎言越出它的生产场所，对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消费及整个生活方式发生影响时，就造成了全社会的异化。这种全社会异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国家极权主义和大众文化。所谓国家极权主义，就是把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劳动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部纳入社会管理的程序之中，使个体的内心精神生活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资本运动的一个片断，从而使人的个体生活完全异化了；所谓大众文化，就是以娱乐游戏的形式消解艺术的文化创造本质、以技能培训的形式来消解神圣的教育理念，使教育不再执行培养人的品格和自由精神的功能。这是典型的文化异化，而隐藏在这种文化异化背后、决定文化异化本质的，就是资本的运动和作为近代启蒙精神的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把现代性作为晚期工业社会的标志，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对晚期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对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菲弗尔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成果，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内涵，并把它运用于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受此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转向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并联系这一理论反思中国的现代化精神，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在今天的影响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有着深厚的联系，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形态。这个哲学形态虽然不同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但是，它们同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代表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展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多元风貌。

这个题目选错误，我觉得我们可以建一个QQ群来专门讨论《体育与社会》里的问题，哈哈哈哈哈哈哈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早期日常生活概念主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他认为，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日常生活通常被视为一种烦琐无奇的、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特别是哲学经常从一种纯粹的思想高度，而同日常生活中的混乱一团的、异想天开的现象一刀两断。对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经常是不屑一顾乃至于嗤之以鼻。这种纯粹思想与日常生活感性世界的截然分开，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由此，列斐伏尔强调，文明人类尤其现代人类思想与生存最深刻的异化表现，就是哲学脱离日常生活和反过来哲学理性对日常生活的强制。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被哲学“启蒙”了的世界其实处于一片被蒙蔽之中。哲学对日常生活的驾驭与控制已经掩饰了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应对哲学进行批判，而对哲学的批判必然导致对其产生的异化的社会基础即日常生活本身的批判。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是我们辨证的批判进入到最深刻的最直接的内心世界与社会世界的汇聚地，也是人类的本能欲望的所在地，“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鸡零狗碎"，因此也就必须对它进行总体性地把握。而那些出于专业化与技术化考虑的各种高级活动之间也因此留下了一个‘技术真空"，需要日常生活来填补。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并将它们之间的种种区别与冲突一并囊括于其中。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的共同的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实现出来。在现实中发挥出整体作用的这些联系，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并体现出来，虽然通常是以某种总是局部的不完整的方式实现出来，这包括友谊，同志关系，爱，交往的需求以及游戏等等。”（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erso，1991，p.97）专业化技术化的社会分工活动导致意义的丧失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真空，恰好需要日常生活这种无孔不入的、无处不在的弥散之物来填补。日常生活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得以萌生与成长的土壤和滥觞，也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地、纽带与共同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通过日常生活小事实现的，社会的本质依存于人的日常生活小事，社会关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会产生出来，人也是在日常生活小事中被真正塑造和实现出来的。社会体系子系统列斐伏尔反对把日常生活看作社会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个子系统。日常生活无非是一种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形式，而且是一个未分化的人类实践总体性。这种日常生活现象作为一种鲜明的风格对具体的人的言谈举止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奇妙作用。在前现代社会，每一事物与每一种活动都是与某种风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性的劳动与日常生活直接相连，与自然世界的节奏和周期直接相应，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的目的，在前现代社会中也不存在所谓的日常生活与节日、自我与共同体的截然分开，生活本身就是一体的。“农民共同体（村庄）的那些规矩不仅规定着工作的方式和家庭生活的组织方式，而且也规定着节日的庆祝方式。”（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erso，1991，p.30～31）但是，现代日常生活已经全面的异化，异化已蔓延于现代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概念在列斐伏尔那里不仅仅是消极的，它还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认为，由于日常生活是联系所有其他活动的纽带，它也就有可能成为对这些活动的直接批判。“当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批判，成为对这些高级活动（和它们所制造的东西：意识形态）的批判时，白日的曙光就出现了。…直接的批判取代了间接的批判主义；这有直接的批判包括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占有，将使之更清楚地显示出其积极的内容。”（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erso，1991，p?87）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占有就是对日常生活的革命。列斐伏尔认为，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既包括着被压迫的因素也包括着解放的因素。日常生活中蕴涵着它的否定因素，蕴涵着日常生活革命的可能性。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的连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也是导致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通过日常生活革命达到总体的人，日常生活就是总体化，是使人成其为人。总体的人不是一种现实的人的状况，不会一劳永逸地生成，而是一种理想的图景，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他认为总体的人是变化的主体和客体，总体的人又是个体的人，是自由的承担者和表现者，是消除了异化的、自由的人，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是自由集体中自由的个人。这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是吻合的。列斐伏尔的“总体的人”是多维度而不是单面的存在物，是多种属性和活动达到有机统一的主体，既是自然、感性、生物的存在物，也是精神、社会、意向性的存在物；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既是经济、社会、政治的动物，也是文化的动物；既是工具的制造者也是符号、象征的创造者。“总体的人”是本质和现存、实然和应然、能动和受动、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是永远具有开放性的存在物。“总体的人”是多维需要和多重价值的统一体，总体的人既有物质、生理需要，也有精神、社会、文化和自我创造的需要。总体性革命就是对平凡个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怀和帮助的过程。列斐伏尔从被日常生活琐碎无奇的外表掩盖的深处发现社会变革的预兆。对早期的列斐伏尔而言，“日常生活代表着一种复杂的多重面孔的现实，是压迫的与解放的品质的混合物，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区分与辨证的分析，这就是要把那些需要与满足的，有价值的，新的有生命力的肯定的内容从否定的异化的因素中拯救提炼出来。”（Michael E Gardiner：Routledge and New York，2000，p.86）?列斐伏尔的后期日常生活概念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这本著作中。在这本书一开始，他就试图对“日常生活”一词作一个比较清楚明白的解释和界定。这与《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日常生活”的含糊不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新解释明显建立在对尼采“权力意志”与生命意志的基础上。日常生活是一个相当散漫的、初级形态的、以无穷无尽的重复涨落起伏及生死轮回为特征的。在整个日常生活与宇宙的绵延之中，隐藏着一种轮回的时间。（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m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6）日常生活这种永恒轮回，具有深刻的生命力，而对其经验来说是无休止的重复。在前现代社会，这种重复是和大自然的节奏韵律与循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重复仍然持续着，但服从或按照技术与工业生产的要求而不是自然界的要求。后期理解特点列斐伏尔后期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更加微观也相对悲观。他认为在新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日常生活已经被全面组织到和纳入到生产与消费的总体环节中去，对差异的普遍压抑构成了现代日常生活的基础，日常生活已完全异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去，日常生活已经被技术和官僚阶层相结合的统治方式牢牢控制住了。但列斐伏尔并不因此对现代日常生活现状的改观和反抗失去信心，他认为日常生活潜存着反抗。列斐伏尔强调，身体保留着某种能够表达与感知人类本真性的禀赋，构成了反抗现代性的物化与量化的统治力量的真正起点。要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实现日常生活的转型，让沉睡其中的潜能发挥出来，这种理想化的日常生活就是节日。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将马克思的某些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领域而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而且还在于他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而不断地对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他提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修正。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他主要是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现象作了逻辑的分析与揭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而在第二卷中，列斐伏尔走出了异化理论的一般框架，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结构，将日常生活视为独立于经济与政治两个“平台”之外的一个新的“平台”，并且日常生活这个“平台”已经处于比生产更重要的主导性的位置上，日常生活取代了马克思的生产过程而成为社会的核心位置。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论又发生了改变。他认为，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的理性控制已经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消费领域，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异化。这是个风格丧失的时代，也是走向物的功能化的时代，符号流行并主导了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日常性规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已沦落为符号世界的客体，而我们已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俘虏并无法自觉。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就是要以总体性的策略来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文化革命。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与传统，大体上说都是理论上的“强者”与实践上的“弱者”，“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理智上的悲观主义者”（Bud Burkhard：French Marxism between the Wars，Henri Lefebvre and the“Philosophies”，Humanity Books,2000，p.223）。列斐伏尔及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也不例外，他一直投身于日常生活革命道路的探索，但都无果而终，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对现实压迫的抗议。列斐伏尔把革命理解为改造生活并非无合理之处，但也面临一个深刻的矛盾，即缺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支持，革命本身将沦为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狂欢。他的日常生活革命追求的是一种总体性的人，是一种总体性的、幼稚天真的乌托邦理想，1968年著名的法国“五月风暴”这场城市革命已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作为西方学生运动与左派社会运动思想领袖的列斐伏尔，也很快地变成了“昨日辉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强调社会的变革离不开人本身的改变，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终极关怀”与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性设计、理性假设，都包办不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事，他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贯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离开了生产关系和国家政权的改造，把日常生活置于社会变革的中心，难免有所偏颇，不切实际。他批判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目的是使总体的人、全面的人呈现出来。他的日常生活批判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批判的补充，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范式的有益扩展，但它以人们放弃追求宏大目标为代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列斐伏尔的理论过失之一在于，他过于极端地把都市化与工业化相割裂，而没有看到脱离工业化这种强大物质基础的都市改革，只能是一种“可爱而不可行”的空中楼阁，只能是一厢情愿。其过失之二在于，他武断地抛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变革，试图在文化这个表层上越来越“主导”、而实际上仍然是次生的、边缘的领域来寻找医治现代性痼疾的良方。这是舍本逐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政治弱智。迄今为止，工业生产方式与官僚化、理性化国家管理机构，毕竟仍有着持久的、巨大的变革潜能；与这架巨型的理性机器相比，“文化革命”只能是一台小得可怜的马达，它不可能胜任落后国家乃至于整个人类的现代化建设。历史业已证明，列斐伏尔曾经给予厚望并投入很大热情的中国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幕发生在一片落后国土上的、激进的反官僚主义、反现代化的狂热闹剧，不仅是荒唐可笑的，而且是一场高度体制化的文化噩梦。由柳洪平创建。

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致力于建立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理论，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对现代资本主义从哲学、 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进行多方位的研究批判。他和阿多诺（1903—1969）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标准的模式。他与哈贝马斯的冲突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 他早期批判理论的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流亡时期研究新时代思想的理性主义和技术化，论证“启蒙思想的自我毁灭”；晚期著作主要论述人类自由问题，转向A.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霍克海默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被现实超过，无产阶级已无力进行革命，散布怀疑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

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和感觉丰富性的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但是，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所以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解构文本、意义、表征和符号。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给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不再拘泥于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前途、传统道德等等，从而使人的思想得到彻底的解放，也使人对于自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产生，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价值的相对性和多元性。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学派的独特研究方法，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和和新左派思想的姿态，既与西方实证论（positivism），也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scientism)进行争论，同时既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也批判由布尔什维克创建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法兰克福理论学派学者们的重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对适合于社会科学的非实证论认识论的辩论.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交往理性为理性基础的。这一理论既保留了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强调理性的批判否定精神的一面；又吸收了当代理性主义思潮重视人的自由的一面，试图建立以人类的自我反思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一）哈贝马斯认为对现代性的批判需要一个规范基础，要达到此目的，必须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哲学范式转换，通过交往理性来重建理性。（二）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是“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基础。其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交往活动是紧密相联的。要消除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必须借助于交往理性潜能的释放，阻档体制的侵入而重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以整治社会的病态现象。（三）哈贝马斯认为要以交往理性为基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形成更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充分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提升人的意义。（四）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的程序理性，强调在道德和政治的问题讨论上，“正当”的问题是优于“善”的问题。理性交往的前提是民主程序的制度化，他指望通过理性平等的自由交往达成共识，形成超民族、超历史、超地域的民主意志，来决定世界事务。（五）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打破了科学界限，把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深刻反映了人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倾注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为中国的学者们探索现实问题，谋求中国的工业文明之路提供了不少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的社会服从现象是指：同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的“顺从主义”，属于社会批判理论。1937年，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批判理论”一词，认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在思维方法、逻辑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同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传统理论”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旨在帮助社会的再生产过程；而“批判理论”则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现行劳动分工的限制之外，使人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旨在推翻这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传统理论”实证主义地从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出发，得出同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的“顺从主义”的结论。

1、批判理论否定和排斥实证主义及其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是与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一种独立的、主流的研究范式，但实证研究“科学方法”突破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被引入社会研究。针对实证主义及其科学方法的“客观化、中立化、实证化、定量化、操作化”，批判理论进行了否定，认为这种科学的方法破坏了人类世界的整体性和意义，否定了人对世界的建构及在此过程中人的价值参与。批判理论认为，任何“事实”都经由了人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主观性、相对性和价值判断。2、批判理论以“利益”为研究中心，寻求“启蒙”社会批判理论主张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加以启蒙，启蒙即揭露个人及团体的真正利益所在，利益则是指特殊团体（优势的、弱势的）的需求与关切，尤其是指在自利的意识与原则下对既得利益或不利地位的关注。对于优势群体来说，他们总是维持既得利益，从属的的、弱势的团体则倾向于改变困境，争取权力和利益。批判理论就是要揭露这种不平等，并启发人们为争取平等而战。所以，在批判理论学者的眼中，社会生活的核心是冲突的、紧张的。3、批判理论的目标在于促成“解放”批判理论认为，从属的（实质上是被统治的）团体因为某些因素的束缚而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难以控制自己的生活并达到幸福。批判理论试图揭露束缚个人自由的因素，如特权的操控、权威的限制等，在启蒙社会的基础上并指导人们摆脱束缚，达到自由，即获得解放。解放是该理论的主要诉求，也是作为一种理论对于“做些什么”提供指导的价值所在。4、批判理论批判工具理性人类对现代科技的过度使用使自身陷入了科技宰制的泥淖。工具理性是科技主义宰制的同义语，它关心方法、效率而非目的，偏爱知性而无视感情，使得事实与价值被生硬地剥离。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核武器的威胁都是工具理性泛滥的后果。批判理论批评工具理性为一种控制欲支配的欲望，造成个人与社会的扭曲、变形。核武器威胁、教育领域对效率原则的偏信、经济判断标准的涉入、市场导向等都是工具理性的反映。5、文化是批判理论研究的重心在文化研究上，批判理论关注高级文化、大众文化、青少年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尤以大众文化为研究的核心。该理论指出，高级文化是统治者或优势团体的精英型文化，是维护特权和排斥弱势阶层的工具，它使弱者陷入对高级文化的憧憬而放弃追求的沉默中。对于大众文化研究，批判理论重在文化工业批判。文化工业即文化的商品化，它被批判理论学者看成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更隐蔽、更有成效的统治方式，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它使受众产生被动、顺从和虚假的舒适之感，并相信社会是公正的，同时忘却了自身的不利处境和对自由的追求，从而有利于垄断资本主义控制。青少年文化是被批判理论学者寄予厚望的次文化，因为它具有成人大众文化所不具有的反抗的积极性，马尔库塞甚至将解放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身上。在文化与自然关系上，批判理论谴责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促使人对大自然的奴役和破坏，强调动物与人的平等权。6、意识形态的“常识化”意识形态渗透于人类日常生活中，如家庭、学校、友情等，是一种充满常识性假设和日常经验的意识。它以常识的形式遮蔽着人的真正利益，压抑和消解了人的觉醒意识和塑造社会的能力，从而服务于特定团体的利益，助长着社会的不公。批判理论致力于解释和揭露常识掩盖下的意识形态，使人认识到常识的本质，并获得启蒙和走向解放。7、关怀美学，即精英知识所有的美学形式等都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特殊的社会过程而被生产、分配和评价的。批判理论努力寻求美学评价的社会标准，并确认美学所服务的利益。最初的批判理论学者相信高雅的艺术具有自由、解放的意向和内质，艺术质疑不公平，嘲讽特权，所以他们称赏“诗人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但后来批判理论改变了对美学的观点，批判美学艺术不过是维护特权利益的工具，“莎士比亚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场所之一”。8、心理分析理论是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批判理论的形成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例如，批判理论受心理分析学说关于潜意识的概念影响，指出社会表面下隐藏着强力的思潮和结构；心理分析重视分析人的精神畸形，批判理论则关注社会事实的扭曲；前者希望通过心理分析治愈患者，后者则相信批判理论本身可以促成解放。此外，批判理论引用了心理分析的人格分裂概念，指出阶级、性别、文化竞争等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呈现分裂状态，因此社会是冲突的，而非和谐的。批判理论试图揭露这种分裂、冲突，使弱势团体发现社会扭曲的原因，进而实现自我治愈，即解放。9、批判理论的解释层次对一事件进行解释时应结合三个层次：层次一，即个人角度；层次二，即制度角度；层次三，即结构角度。例如在引言里所提到的问题，为何不同学生的学业成绩会差异迥然？按三层次相结合的观点，首先应考虑到个人的因素，如努力程度、智商高低等；其次，应考虑差班与好班的因素，或者同一班内的座次等因素；最后则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等因素。尽管批判理论主张三个层次应结合起来，但实际上它更多地从层次三来分析问题。

研究运动文化的社会建构、支配性运动的替代形式、体育仪式的权力分析等问题。根据查询学海网官网显示，批判理论主要研究运动文化的社会建构、支配性运动的替代形式、体育仪式的权力分析等问题。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类行为的选择以人们互动时创造的意义为基础。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以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G.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阿多诺进而赋予“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认为它是一切可能的社会认识之基本原理，从而在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确定了认识论根据。在这些基本原理中,批判理论同社会理论,归根结底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虚假事物”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这样，客观的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观点与主观的唯意志论的自由观点之间的二难抉择便被引申为社会的辩证法。在对现代社会的判定上，“否定的辩证法”把认识论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一种“统治”和“意识形态”，它通过支配自然界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因此，要在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批判理论与社会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上都与现代社会学具有紧密关系，它的社会理论观点被看作是批判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观点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知识社会学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并对当代有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家K.曼海姆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批判理论继承了德国人文科学的精神传统，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从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针对这一点，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会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据此，他们指出西方社会学必须正视“价值重估”的问题。批判理论在诘难社会学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即“价值中立”时，把反对实证主义发展到断言现代科学技术是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对自由主义推进到左派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立场，充分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取向。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积极参与了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他们就晚期资本主义的前景、社会学的价值前提以及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K.R.波普尔和结构功能主义者T.帕森斯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辩。双方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概括总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一国和社会学一门学科和范围。理论的演变与学派的解体　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哈贝马斯按照知识的旨趣把科学分为分析的科学、解释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他把社会学和心理分析视为批判的科学，想通过社会学的批判能力来唤醒人们从崇拜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或阿多诺时期相比已大为改观：它已包含有实证科学的概念和因素，近似于一种实用―心理分析的知识社会学，又接近于一种解释学的“沟通行动理论”。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如施密特仍在力主保持“批判理论”前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内格特还在坚持极端左派的见解，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概念最早见于1936年他与居特曼合写的《被神秘化的意识》一书。列斐伏尔正是在此书中首次提出日常生活批判概念，并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系统地建立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列斐伏尔正是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理解和重新解释来引申出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理论和‘全面的人"的理论仍然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指针”，但是要通过日常生活批判而使之具体化。异化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酵素，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辩证法学说，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和阐发，把马克思只应用于经济领域的异化理论扩大化，扩大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他认为异化无往而不在，表现在生产力、生产、意识形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其本性的关系，充斥于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应该重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的琐碎性、重复性和规定性是导致异化的重要原因，他反对将日常生活看作为一个位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领域，而是把它视为独立于经济与政治两个“平台”之外的一个新的“平台”，并且日常生活这个“平台”已经处于比生产更重要的主导性的位置，取代了马克思的工厂车间而成为社会的核心，扮演了过去“经济”的角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压迫的核心地区，是新革命的源泉。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列斐伏尔之所以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渊源，那就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针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机械理解经济因素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列斐伏尔指出：“正如日常生活所表现的那样，经济和意识形态只有在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刻才能提高到政治意识的水平。……那时候，社会实践中、自发意识中、群众生活和阶级生活中的一切因素都凝结在政治生活上。除了这些时刻外，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便互相分离，甚至分道扬镳。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尤其如此。这时候，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东西，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一方面已把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等等包容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它们掩藏和隐匿起来。所以一定要撕破面纱才能接触真相。这种面纱总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着，不断地再生产着；并且把日常生活内含的更深刻、更高级的本质隐蔽起来。”（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erso,1991，pp?66～67）列斐伏尔看来，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隐含着深刻的内容，从一个女人购买半公斤砂糖这一简单的事实，通过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最后就能抓住资本主义，抓住国家和历史。这样，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什呈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个人的偶然小事；一方面是更为丰富的社会事件。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才能揭示简单事实的丰富社会内容。

波普尔哲学的主干是他的科学哲学,他自己称之为“批判理性主义”,有时又称之为“证伪主义”.一、对归纳主义的批判波普尔是一个激烈的反归纳主义者,他的经验证伪原则就建立在对归纳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波普尔把科学哲学叫做“科学发现的逻辑”,即分析经验科学的方法.他指出经验科学的特征在于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并不是经验主义所主张的归纳法.波普尔认为归纳法是根本不存在的,从单称陈述中归纳出普遍陈述,这是不可能的.他举了三个例子:(1)过去太阳每24小时内升落一次,现在已被马赛人在比戴河发现“半夜的太阳”而推翻了.(2)“几人必死”或“每一代生物要死”,已被细菌(癌细胞)自身分裂繁殖而不死所否定了.(3)“面包给人以营养”,但由于法国农村发生麦角中毒事件而被反驳了.上述三例说明归纳只能告诉人们过去,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他认为归纳原理是没有根据的,它本身就是用过去推导出未来的原理.归纳主义用归纳法来证明这个原理,实际上就是用自身尚待证明的论据论证其自身.波普尔不仅反对归纳法能保证我们获得必然性知识的传统归纳主义观点,而且也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归纳法具有或然性的见解.其理由是:(1)过去重复,不能保证今后或然重复,也许今后不再重复了.地球因其自转每天日出东方,将来某一天,地球毁灭了,也就不再重复了.(2)从数学观点看,无论过去重复多少次,它只是一个有限数,而未来是无限的,一个有限数与无限数之比其所得概率只能是零,有限不能代表无限.根据上述理由,波普尔认为归纳法不是科学的方法,既不能给人们以未来的必然性知识,也不能给人们以未来的或然性知识,人们应把它拒斥于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应该看到,波普尔对归纳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离开演绎,纯粹的归纳的确无法提供给人们以必然性的知识,但以此来否定归纳法的作用,这就割裂了辩证思维中的归纳与演绎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二、经验证伪原则既然归纳法不是科学的方法,那么经验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波普尔认为是假说、演绎法.科学的任务在于建构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用观察与事实来检验它们.这种检验不是为了证实理论以提高假说的概率,而是提高假说的可检验性,增加经验内容.波普尔正是在反归纳法的基础上,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提出了著名的“经验证伪原则”.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只能被经验证伪.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普遍有效性,因而任何科学命题的陈述都必然是普遍命题或全称命题.如“任何两物摩擦都会生热”等等.但是从经验中所观察到的事实都是个别的陈述或单称的命题,由于个别是不能通过归纳法上升为一般的,因而经验不能通过证实个别而证实一般.就像人们能通过观察而证实“这只天鹅是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