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例法

判例法就是习惯法习惯法主要是依据判例.

一、成文法优点：严格，稳定，便于查找，易于操作；缺点：易僵化，死板，对文字词义的依赖性强。二、判例法优点：灵活，逻辑性强。缺点：非专业人士较难理解和掌握，论证过程需要负责的推理，实践操作不便。

判例法（Caselaw）由具有约束力的各法庭判决（court decision）组成。由于根据法庭判决所建立起来的法律规则通常只是隐含于该判决之中，所以判例法有时又被称为"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 在普通法系的法律体系中，法庭针对个案所做出的判决被视为法律的正式渊源之一，其总和即为判例法。因而，法庭判决不仅解决业已发生的争端，而且被作为先例，对以后发生的所有同类案件具有法律效力。这一效力来自于遵循先例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同类案件相同对待。在美国法律中，判例法有两种：普通法中的判例法（common law caselaw）和阐释制定法的判例法（caselaw interpreting enacted law），二者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相同。类比推理 需要指出的是，在判例法中使用演绎推理并非完全象在制定法中那样毫无限制。除非待审案件涉及与某一先例相同的事实，否则演绎推理本身在决定从先例中获得的法律规则是否适用于待审案件时作用甚微。 （1） 类比推理的步骤 类比推理涉及两个步骤：首先，比较待审案件与作为先例的案件中案件事实的异同；其次，决定待审案件与先例在涉及与裁决事项密切相关的重要方面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如果相似，先例将被遵循；如果相异，先例将被区分开来。 事实上，判例法中经所用的类比推理，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类比推理并无二致。比如，你为十岁的儿子定了一条规矩：周末晚上必须十点以前睡觉。当你命令六岁的女儿在八点以前入睡时，她会与前者作比较，要求十点休息。她也许会指出两种情形下的相似性，如他们都是小孩，第二天都不用上学。你也许会拒绝女儿的要求，因为你觉得年龄上的差异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的相似性，而年龄的不同对于决定儿童的休息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年龄越小，就越是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 显然，类比推理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权衡相同点与不同点的重要性。而这个问题不能抽象的去对待，而要看具体的案情以及待裁决的事项。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以"他叫张三你叫李四"为由来拒绝年龄较小的孩子的要求，虽然是基于事实上的差异，即姓名的差异，但是这一差别并不能作为解决该问题的有效依据，因为它与确定睡眠时间无关。相反，这一差异对于解决以姓氏笔划排名问题则是至关重要的。 （2） 估量判例法中的事实差异 通常，普通法判例法中的重要问题大多是通过分析比较一系列类似案件及其所包含的法律原则来解决的。此处仍以前述盗车出售等系列案件为例加以说明。假设法庭已对案件一做出了判决，现在正在审理案件二。通过对案件一的分析，法庭发现，支持案件一的法律理念是：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有利于社会，对其大力保护，可以鼓励所有权人对其财产的周密保护和投资利用。但是同时，法庭也认识到商品的自由交易对于社会发展也很重要，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原所有权人可能随时站出来主张所有权这样的风险负担加之于善意第三人身上，是十分不合理的。显然，在案件一中，法庭还是把这一风险加在了善意第三人身上，为的是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并使盗窃后的销赃变得很困难。 与案件一相比，案件二则有显著的不同。因为对所有权人来说，通常防盗比防欺诈更容易。一个人可以通过要求确认支付手段的合法性来防止被欺诈，然而却无法提防无法预料的随时可能发生的盗窃。而且，作为第三人的买方，其防骗能力比防窃的能力要小。在商品交易中，买方鉴别对方所有权真伪的能力一般都很有限，而要鉴别卖方以欺诈方式获得的物品的所有权，就更加困难了。从表面上看，交易完全合法有效，如果不是原所有权人事后发现支票是假的，该交易具有合法买卖的一切特征，包括所有权人在交付财物时自愿转让占有的主观意愿。根据以上分析，现在假设法院判决买方胜诉。法院指出，与在盗窃中所有权并未转移不同，欺诈活动具备了合法买卖的许多要件，包括所有权人转让财物的意愿。可以说，买方至少取得了可撤销的所有权。因此，所有权人本可直接起诉欺诈方以撤销其对该物的权利并追回原物，如在欺诈方的权利被撤销之前，该物被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所购买，则所有权随之转移给第三人，原所有权人不得追回原物。 现在，假设案件三发生了。除了买方有理由怀疑交易物的合法来源外，案件三与案件二并无不同。但是这一事实差异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案件二的判决背后的思想是：买方在欺诈案件中要发现卖方权利的缺陷是极为困难的。此外，法庭更为重要的考虑，是涉案各方行为人的可谴责性。案件一中，法庭部分地考虑到增加盗窃的难度；案件二中，所有权人无可争辩地拥有自欺诈者手中追回其财物的权利；案件三中，从他人欺诈行为中获利者，比盗窃者或欺诈者好不了多少。 （3） 演绎推理还是类比推理：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 对于法官和律师来说，何时采用演绎推理，何时采用类比推理，取决于包括个人思维习惯以及决策方式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演绎推理对于解决较为简单的案件或案件中较为简单的部分比较有效。对于较为复杂的案件而言，或许也会以演绎推理开始，但是关于某一合成规则是否适用于本案，甚至这一规则是否真的存在之类的争议很快就会出现。此时，问题的焦点迅速转为对本案与先例的案件事实的比较，并通过类比推理来决定先例中所确立的判例法规则是被遵循还是被区分开来。 3．阐释制定法之判例法的推理过程 当法官适用制定法审理案件时，他必须首先检阅该制定法的文本以及一切可用的解释，同时，他还应当考虑阐释该制定法的已有判例。这些判例中的法庭裁决以及多个法庭裁决的综合的作用相当于比该制定法次一级的法律规则，他们可以以演绎推理的方式被用来处理较简单案件。例如，多数刑法典对于携带致命武器伤害罪的处罚都会比一般伤害罪重一些。假如法官在审理一个被告人在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警察要求停车时企图开车压死警察的案件时，发现在先前的判例中认定汽车属于或不属于致命武器，那么，这一判例规则将如同该制定法关于致命武器的定义一样有效。 阐释制定法的判例法的适用方法与普通法判例法大体相同，即都采用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两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在运用类比推理判定本案与先例在案件事实方面的异同的重要性时，普通法判例法所依据的，是先例中阐明的原则或普通法中的基本原则，而阐释制定法的判例法的判断标准则要受到该制定法本身的立法标准的限制。这一立法标准通常可以在其文字表述，立法目的以及立法过程中寻求。

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判例可以作为疑难类似案件的指导。最高法每年公报上的判例及出版的指导案例都具有判例作用。

你好，首先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判例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其次，如果将判例作为证据的话，也往往会因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而不被法院所采纳。因此，如果一定要引用判例，可以在法庭陈述或者辩论中适当引用，供法庭参考。

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的。

法律分析：区别：（1）美国是有两套法律并行的，联邦法和州法。每个州有不同的法律，有的州的法律规定甚至是冲突的。而我国只有一套法律，就是人大制定的法律。（2）美国法律条款很细，但是每个州可能法律都不全一样,有期徒刑不止20年的话可以累积，判200年都可能。而中国法律条款很粗，很多时候法官的主管判断就能改变结果。死刑只有枪毙和注射。（3） 中国属于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美国属于英美法系，是判例法。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法律分析：不是。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包括①宪法；②法律；③行政法规；④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⑤规章；⑥特别行政区的法律；⑦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此外，在法学上一般也认为，习惯应视为我国法的非正式渊源。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三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

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内容力定性用范围。由于宪法惯例作为一种具有历史传统的习惯性做法一直被人们所遵循，所以不将宪法惯例明确地规定在宪法典中或者是宪法性法律中，有时更能体现这些宪法惯在实施宪法过程中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有些宪法惯例的规范性的约束对象非常具体，不将其规定在宪法典或者是宪法性法律中，在实践中可以更好地发挥这些宪法惯例的作用。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二）监督宪法的实施（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中国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比较重视成文立法的工作。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成文法为武器（如郑国的子产铸刑鼎、邓析编竹刑，晋国赵鞅的铸刑鼎等），战胜奴隶主贵族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一了中国的秦国全面采用奉行成文法主义的法家理论（如《韩非子·心度》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及汉承秦制等一系列特定因素，使中国最终走上了法典化国家的道路。 另一方面，奉行成文法主义的中国，也始终没有抛弃判例，否定判例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相反，中国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明确认可判例的法律效力，并开展了对判例法的研究活动。 一 秦汉时期中国的判例法研究活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秦代的延行事 在中国，早在商代，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便已出现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尚书·盘庚》：“有咎比于罚”）。到了西周，进一步出现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语。（注：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至春秋战国时代，判例的运用进一步频繁，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也更为扩大，《左传》和《国语》等文献中曾多处记载了这些运用判例的事件。（注：参见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但先秦时期判例的运用，都只能理解为是判例法的萌芽。判例法的正式出现，是进入秦汉时期审判组织发达和诉讼活动规范化以后的事情。（注：武树臣和汪世荣都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时期即战国以前，曾经历了一个判例法时期。此观点似可商榷。笔者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主要是适用习惯法，是一个习惯法时期。因为习惯与判例尽管有许多相同点，但判例法主要是与法院的审判活动一起成长的，而战国以前，中国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处在萌芽时期。） 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少数场合也称“行事”）。在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廷行事多处出现。它是在秦王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需要变通或修改，或者使法律规定更为具体和明了等情况下被使用的。从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完整的秦代判例法的汇编或对判例进行研究的作品，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对廷行事的熟练运用的情况可以推知，当时对廷行事已有了某种汇编，司法官吏对其也都知晓。 （二）汉代的引经决狱和决事比 进入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汉代并未完全消失。《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注引刘敞云：“汉时人言‘行事"、‘成事"，皆已行、已成事也。”（注：转引自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另一方面，在汉代又出现了新的判例形式：决事比。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注：廷行事和决事比的称谓虽不同，但其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比照以往的判例作出新的判决。然而，引经决狱除了在技术层面上与此相同外，还显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即试图通过引经决狱，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这是汉代的判例法区别于秦代判例法的地方。） 1.汉代的引经决狱 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至宋以后即已失传，散见于各史籍，现在所能看到的仅剩下三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董）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注：语见《诗·小雅·小宛》，意思为螟蛾有幼虫，蜾蠃（guo luo，一种细腰的土蜂＜寄生蜂＞）将其捉回巢。由于蜾蠃产卵于螟蛉的幼虫体内，吸取其养料，蜾蠃的后代即从螟蛉的幼虫体内孵出，所以古人误以为蜾蠃养螟蛉为子，并进一步将螟蛉引申为蜾蠃的养子。）《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子，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侮辱）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注：以上均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4页。） 上述判例，第一个依据儒家“亲亲相隐”作为判案的原则，只是扩大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自然血亲扩大到拟制血亲）；第二个判例强调了儒家的父慈子孝，以及父母子女关系中的事实上的扶养、赡养关系，并以此限制了汉律杀父罪的适用范围；第三例则强调了犯罪人的主观动机，再次肯定了儒家的“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 除董仲舒之外，汉代的其他官吏也频频运用儒家的经义来处理重大的狱讼案件。 （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胶西王（刘）瑞议曰：（淮南王刘）安废法度，行邪僻，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叛）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刘）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当伏法（《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达十一次，还与姑妈刘园子通*）有司案验，因发*乱事，秦（刘）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闰门之私，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天子由是浸而不治（《汉书·文三王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zhào＠①，（注：颜师古注曰：“zhào＠①，旌旗之属，画龟蛇曰zhào＠①。”）衣黄zhān＠②yú＠③，著黄冒（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注：颜师古注曰：“公车，主受章奏者。”）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隽）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注：颜师古注曰：“蒯聩，卫灵公太子。辄，蒯聩子也。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出奔晋。及灵公卒，使辄嗣位。”辄继承王位并拒绝蒯聩回国一事，得到了《春秋公羊传》的肯定。）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迭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徭（由）是名声重于朝廷（《汉书·隽不疑传》）。 在这些案例中，第一个以《春秋》大义中“臣下不得伤害君主，伤害者必诛”（臣毋将，将而诛）的原则，为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个以《春秋》中“为亲者讳”作为包庇梁王刘立的理由。第三个判例则以《春秋》记叙的辄拒绝蒯聩回国继位的事例，作为逮捕冒充卫太子的根据。由于《春秋》包括其他的儒家经典内容极为丰富，所以统治阶段可以从中寻找各种各样的根据和理由，来处理一些疑难案件。据程树德汇集，除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之外，汉代其他重大的引经决狱案件还有二十多起。（注：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5～170页。） 引经决狱（“春秋决狱”），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方面，引经决狱是汉代士大夫（儒者）实现其公平正义之社会理想的一个途径，如前述董仲舒审理的第三个案例，如果按照汉律的客观归罪原则，判决误伤父亲乙的儿子甲为殴父罪，处以枭首的话，那肯定是极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引经决狱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在法律、法规都阙如的情况下，依据儒家经义使案仲得以妥善处理。此外，引经决狱也为当时已经甚为酷烈的司法实践注入了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刑峻法的局面。 但是，引经决狱也具有相当的消极性。首先，董仲舒在引经决狱中确立的“原心定罪”的原则，即使对封建的法制而言，也是极具破坏力的。尤其是该原则运用到极端之后，甚至出现了“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注：桓宽编：《盐铁论·刑德》）的状况。其次，在引经决狱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封建正统的法学世界观来任意改变法律的规定，从而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法律进一步失去其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法律虚无主义开了门户。再次，引经决狱使儒家思想中许多消极因素（如“三纲五常”等）得以扩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2.汉代的决事比 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比，既是一种比较成事或相关法律进行判案的行为，也是所引用的案例、成事本身。《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八年》称：“择善而从之曰比。”在《汉书·刑法志》“所欲活则傅（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句下，颜师古注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在“奇请它比”句下，颜师古注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在《礼记·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条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注：《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3页。）决事比，就是可以引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和成事等。 决事比的运用，在西汉时期就已较广泛。《汉书·刑法志》称：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注：颜师古曰：“见知人（知道他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吏）部主（犯人所在部门的主管官员）有罪并连坐也。”）缓深故之罪，（注：孟康曰：“孝武《汉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急纵出之诛。（注：颜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其后*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注：颜师古曰：“浸，渐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由于决事比在司法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由于适用决事比的混乱，因此，从西汉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决事比的汇编整理。《魏书·刑罚志》记载：汉宣帝时“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 至东汉，决事比的汇编活动进一步活跃，并出现了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对决事比进行编纂删定的判例集《辞讼比》。《东观汉记·鲍昱传》称：东汉章帝时，“司徒辞讼，久者至数十年，比例轻重，非其事类，错杂难知，昱奏定《辞讼比》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齐同法令，息遏人讼也。”（注：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页。）《后汉书·陈宠传》谓：陈宠“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数为（鲍）昱陈当世便宜，昱高其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晋书·刑法志》也称：“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 关于决事比的内容，主要是在法律阙如的情况下，依据以往的旧例、成事，或者儒家的经义来处理一些疑难案件，这一点从《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记载的《辞讼比》三则佚文中可以得到证明。 二 秦汉时期，中国判例法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将相关的判例予以汇编，使其成为司法人员手中比较方便的工具 如汉武帝时的死罪决事比，于定国删定的死罪决事比，东汉司徒鲍昱删定的关于婚姻嫁娶的辞讼比，以及其他相关案件的同类决事比等，使人们在处理死罪、婚姻家庭纠纷以及其他案件时，有了较为齐全的判案根据。此外，从上面提到的三则《辞讼比》佚文中也可以看到，决事比的编纂原则是依同类相汇集，三则判例（决事比）中，有两则是处理并无恶意的游戏。只是由于决事比的大量佚失，我们已无法得知其全貌了。 （二）用儒家的经义指导办案，将具体的判例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 如前述董仲舒《春秋决狱》中的三个案例，就将具体的殴父、藏匿杀了人的义子等犯罪行为纳入到儒家的父慈子孝、亲亲相隐等原则之中。在上述胶西王刘瑞、太中大夫谷永、京兆尹隽不疑等处理的案件中，也将淮南王刘安谋反案、梁王刘立*乱案、冒充卫太子案等纳入《春秋》之义“臣毋将，将而诛”，“为亲者讳”等经义之中。此外，在汉代引经决狱的其他一系列案件中，也贯彻了《春秋》之“诸侯不得专地”，“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以功覆过”，“原心定罪”，“功在元帅，罪止首恶”，“诛君之子不宜立”，“选人所长，弃其所短，录其小善，除其大过”，“子不报仇，非子也”等精神。 （三）通过对判例内容的分析，总结出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如《史记·张释之传》载：上（汉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张）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这里，司马迁通过对此案整个过程的详细描述，总结出了：“法律应为天子与天下共同遵守”，“法必须取信于民，否则，国家的统治就不能稳定”这些封建地主阶级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又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秦）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戌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君县城，铄（熔化）其兵（器），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人。使人奉职，四方辐辏（凑），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这里，司马迁通过对这一场狱案的描述，论证了“非所宜言”（不是你们所应说的）罪名的确立，堵住了大臣讲真话的嘴，使秦二世的一意孤行达到了顶点，从而既破坏了国家的法制，也加速了秦王朝灭亡的深刻教训。 如果说司马迁不是法学家，他在上面也不是有意识地对判例进行分析和评述的话，那么，汉代的另一位大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则是有意识地对历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出了有利于当时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比如，班固通过对汉文帝审理太仓令淳于公一案，废除了肉刑，但却加重了笞刑，从而造成了死者更众一事的叙述，得出了汉文帝废除肉刑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论断，提醒统治者在进行司法改革时，应采取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措施。 （四）通过对判例的研究，得出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技术以指导办案 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的“经死”（吊死）一案，作者就抽象出了关于吊死的法医特征，它有利于对其他相关案件的处理。 报案记录：某里的里典甲说：“本里人士伍丙在家中吊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前来报告。”当即命令史某前往检验。 令史某检验记录：本人和牢隶臣某随甲同丙的妻子和女儿对丙进行检验。丙的尸体悬挂在其家东侧卧室北墙的房椽上，面向南，用拇指粗的麻绳做成绳套，束在颈上，绳套的系束处在颈后部。绳索向上系在房椽上，绕椽两周后打结，留下的绳头长二尺。尸体的头上距房椽二尺，脚离地面二寸，头和背贴墙，舌吐出与嘴唇齐，流出屎溺，沾污了两脚。解开绳索，尸体的口鼻有气排出，像叹息的样子。绳索在尸体上留下瘀血的痕迹，只差颈后两寸不到一圈。其他部位经检查没有兵刃、木棒、绳索的痕迹。房椽粗一围，长三尺，西距地上土台二尺，在土台上面可以系挂绳索。地面坚硬，不能查知人的遗迹。绳长一丈。身穿络制的短衣和裙各一件，赤足。当即命甲和丙的女儿把丙的尸体运送县廷。 作者评述：检验时必须首先仔细观察痕迹，应独自到达尸体所在地点，观察系绳的地方，系绳处如有绳套的痕迹，然后看舌是否吐出，头脚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有没有流出屎尿？然后解下绳索，看口鼻有无叹气的样子？并看绳索痕迹瘀血的情况，试验尸体的头能否从系在颈上的绳中脱出；如能脱出，便剥下衣服，彻底验看尸体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吐出，口鼻没有叹息的样子，绳的痕迹不瘀血，绳索紧系颈上不能把头脱出，就不能确定是自缢。如果死去已久，口鼻也有不能像叹气样子的。自杀的人必有原因，要询问他的同居，使他们回答其原因。（注：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9～270页。） 三 与其他时期相比，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首先，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是在推敲案情、探讨处理结果时，总结出了一些对后世法制建设影响深远的原则。从分散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北史》等史籍中春秋决狱的判例来看，这些原则主要有： 1.王者无外原则。“春秋王者无外”，“诸侯不得专地”，“春秋之义，海内无不统焉”。 2.君亲无将原则。“春秋议，*以事君，常刑不舍”，“春秋议，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3.为尊者讳原则。“春秋义，父为子隐”，“春秋为亲者讳”。 4.大义灭亲原则。“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春秋之典，大义灭亲”。 5.刑不*滥原则。“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勿滥”，“赏不僭溢，刑不*滥”。 6.罪不相及原则。“春秋之义，恶恶止其身”，“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7.罪止首恶原则。“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己”，“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 8.原心定罪原则。“春秋之义，原情定过”，“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 9.以功覆过原则。“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以功补过”。 10.善及子孙原则。“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注：参见刘恒焕：《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三部曲”说》，载李启欣、杨一凡主编：《中外法律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当然，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成果不多。秦代的判例法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已如前述，而汉代由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陈宠的《辞讼比》，陈忠的《决事比》，应劭的《决事比例》等都已佚失，我们无法得知其全貌。但从分散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各个判例来看，论述者尚局限于对判例作出过程的描述，虽也得出上述若干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指导司法实践的原则，但其法理的分析和总结还是很不够的，尚未抽象出一套关于判例的确立、适用、修订等基本制度和方法。 其次，秦汉时期中国的判例法研究虽然尚处在草创阶段，还不成熟，但毕竟已经取得了若干经验。这些经验对后世的判例法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在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将相关的判例汇集在一起，以利于司法实践部门的适用。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将许多法医检验的判例汇编在一起；汉代的于定国、陈宠、陈忠等，则将各种决事比按罪名排列在一起。以后唐宋时代在编纂判例集时，遵循了秦汉时期创立的这一原则，如《明公书判清明集》，就是按照官吏门、赋役门、文事门、户婚门、人伦门、人品门、惩恶门等分门别类编排的。 另一方面，受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影响，汉代判例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出发点完全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控制，其结果便是一则判例往往成为一项儒家原则的体现，成为对人民进行德治教化的范例和教材。这一传统对后世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是《明公书判清明集》，还是《折狱龟鉴》，其道德教化的内容都随处可见。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代判例法研究中的一大特色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旌去生加兆 ＠②原字衤加詹 ＠③原字衤加俞

法律分为很多法系，如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罗马法系等！英美法系采用的就是判例法！具体就是

在我国，只有（特别行政区 ）才有判例法

是。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它是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而言的。判例法泛指可作为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通常与制定法 (statute law) 相对而言，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根据判例法制度，某一判决中的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该案，而且往往作为一种先例而适用于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所管辖的案件。只要案件的基本事实相同或相似，就必须以判例所定规则处理。这就是所谓“遵循先例” (stare decisis) 原则。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它是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而言的。判例法的来源不是专门的立法机构，而是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它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司法者创造的，因此，判例法又称为法官法或普通法。判例法的基本思想是承认法律本身是不可能完备的，立法者只可能注重于一部法律的原则性条款，法官在遇到具体案情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和法律条款的实质，作出具体的解释和判定。其基本原则是“遵循先例”，即法院审理案件时，必须将先前法院的判例作为审理和裁决的法律依据；对于本院和上级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所处理过的问题，如果再遇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在没有新情况和提不出更充分的理由时，就不得做出与过去的判决相反或不一致的判决，直到将来某一天最高法院在另外一个同类案件中做出不同的判决为止。判例法制度最早产生于中世纪的英国，目前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判例法的国家。美国法院对判例的态度非常灵活，即如果先例适合于眼下的案例，则遵循；如果先例不适合眼下的案例，那么法院可以拒绝适用先例，或者另行确立一个新的法律原则而推翻原来的判例。那么美国判例法的约束力何在呢？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在同一法律系统，下级服从上级，如果涉及另一系统的问题，则要互相尊重。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区别主要为：判例法和成文法是不同的法律渊源。判例法是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也就是英美法系的法律以判例为主，制定法为辅，承认判例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而成文法是大陆法系的法律渊源，以制定法为主，习惯法为辅，并且不承认判例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判例法泛指可作为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通常与制定法相对而言，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根据判例法制度，某一判决中的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该案，而且往往作为一种先例而适用于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所管辖的案件。只要案件的基本事实相同或相似，就必须以判例所定规则处理。这就是所谓“遵循先例“ 原则。成文法又称制定法，指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表现为条文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习惯指经有权的国家机关以一定方式认可，赋予其规范效力的习惯或者惯例。现行我国大部分法律为制定法。制定法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国家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法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表现为成文形式的法律，又称为成文法。成文法典是社会法律的主要存在形式，标志着法的最高发展阶段。历史上各个时期存在的成文法典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少部分人主观意愿支配大部分人客观实际的国家暴力机关做后盾的不平等条文。【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成文法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制定发布的具体系统的法律文件。成文法是“不成文法”的对称。国家机关依立法程序制定的、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我国历代律法以及当今的宪法、普通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都是成文法。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它是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而言的。判例法的来源不是专门的立法机构，而是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它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司法者创造的，因此，判例法又称为法官法或普通法。扩展资料成文法是经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并以法律条文作为表现形式的法律的总称。成文法又称为制定法。成文法最高的以及最完善的形态是法典。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是对旧的法律观念、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使法律制度逐步具有客观性和规范性，走向公开化，开创了古代法制建设的新纪元，是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将改革的成果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成文法又称为制定法，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制定发布的具体系统的法律文件。成文法是“不成文法”的对称。国家机关依立法程序制定的、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我国的宪法、普通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都是成文法。成文法最高的以及最完善的形态是法典。判例法，是指由某一类法院的判决或由某一类法院法官的判决中所含有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对其他法院甚改并至本法院以后的审判具有作为先例的约束力或说服力。判例法的基础是“遵循先例”原则，其创制是通过法官的司法活动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核斗迹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销液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18字）

成文法又称为制定法，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制定发布的具体系统的法律文件。成文法是“不成文法”的对称。国家机关依立法程序制定的、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我国的宪法、普通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都是成文法。成文法最高的以及最完善的形态是法典。判例法，是指由某一类法院的判决或由某一类法院法官的判决中所含有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对其他法院甚至本法院以后的审判具有作为先例的约束力或说服力。判例法的基础是“遵循先例”原则，其创制是通过法官的司法活动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所谓判例法,就是基于法院的判决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这种判定对以后的判决具有法律规范效力,能够作为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据. 　　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它是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而言的.判例法的来源不是专门的立法机构,而是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它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司法者创造的,因此,判例法又称为法官法或普通法. 　　判例法的基本思想是承认法律本身是不可能完备的,立法者只可能注重于一部法律的原则性条款,法官在遇到具体案情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和法律条款的实质,作出具体的解释和判定.其基本原则是“遵循先例”,即法院审理案件时,必须将先前法院的判例作为审理和裁决的法律依据；对于本院和上级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所处理过的问题,如果再遇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在没有新情况和提不出更充分的理由时,就不得做出与过去的判决相反或不一致的判决,直到将来某一天最高法院在另外一个同类案件中做出不同的判决为止. 　　判例法制度最早产生于中世纪的英国,目前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判例法的国家.美国法院对判例的态度非常灵活,即如果先例适合于眼下的案例,则遵循；如果先例不适合眼下的案例,那么法院可以拒绝适用先例,或者另行确立一个新的法律原则而推翻原来的判例.那么美国判例法的约束力何在呢?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在同一法律系统,下级服从上级,如果涉及另一系统的问题,则要互相尊重. 　　【判例法在中国】 　　早在西周就开始运用判例法审理案件,当时称为“事”,“事”是法律规范的重心.所谓“议事以制,不以刑辟”,即选择以往的判例作为现时审判的依据,不预先制定成文法典;秦朝的“廷行事”就是法庭成例;汉朝的“决事比”就是判例,是正式的法律形式之一.在与英国普通法形成几乎同时期的宋代,出现了《熙宁断例》、《元丰断例》等案例汇编,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到明清两代,判例的作用与地位更为重要.清同治九年编成的《大清律例》汇集了1892个案例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出现了律、例并行的局面.

成文法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制定发布的具体系统的法律文件。成文法是“不成文法”的对称。国家机关依立法程序制定的、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我国历代律法以及当今的宪法、普通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都是成文法。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它是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而言的。判例法的来源不是专门的立法机构，而是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它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司法者创造的，因此，判例法又称为法官法或普通法。扩展资料成文法是经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并以法律条文作为表现形式的法律的总称。成文法又称为制定法。成文法最高的以及最完善的形态是法典。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是对旧的法律观念、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使法律制度逐步具有客观性和规范性，走向公开化，开创了古代法制建设的新纪元，是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将改革的成果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就是如果法律上没有规定的，依照前面已有的相同案件的判决来裁判。中国实行制定法不实行判例法，并且禁止适用类推。

判例法泛指可作为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通常与制定法(statutelaw)相对而言，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根据判例法制度，某一判决中的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该案，往往作为一种先例而适用于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所管辖的案件。案件的基本事实相同或相似，必须以判例所定规则处理。这就是所谓“遵循先例”(staredecisis)原则。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它是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而言的。判例法的来源不是专门的立法机构，而是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它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司法者创造的，因此，判例法又称为法官法或普通法。

我的理解是判例法一般出现在英美法系国家，作为重要的法律渊源。法官裁判案件的时候必须遵循，做到同案同判。而案例，指导性案例一般出现在我们国家，作为法律渊源的非正式渊源的一部分，与习惯，政策，道德观念等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而在我们国家，指导性案例原则上不要求法官必须援引。

英、美、加拿大、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法律制度均属于判例法系（也叫英美法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所谓判例法简单的说来就是法院以前判过的案子具有法律效力，后来的案件可以依照以前判过的类似的案子来判决。

性质。1、判例法泛性质指可作为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2、司法先例性质是指法官倾向于以另一个法官已经在一个同样案件中作出裁决的方式来作为裁决案件的标准。

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区别主要为：判例法和成文法是不同的法律渊源。判例法是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也就是英美法系的法律以判例为主，制定法为辅，承认判例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而成文法是大陆法系的法律渊源，以制定法为主，习惯法为辅，并且不承认判例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判例法泛指可作为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通常与制定法相对而言，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根据判例法制度，某一判决中的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该案，而且往往作为一种先例而适用于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所管辖的案件。只要案件的基本事实相同或相似，就必须以判例所定规则处理。这就是所谓“遵循先例“ 原则。成文法又称制定法，指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表现为条文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习惯指经有权的国家机关以一定方式认可，赋予其规范效力的习惯或者惯例。现行我国大部分法律为制定法。制定法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国家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法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表现为成文形式的法律，又称为成文法。成文法典是社会法律的主要存在形式，标志着法的最高发展阶段。历史上各个时期存在的成文法典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少部分人主观意愿支配大部分人客观实际的国家暴力机关做后盾的不平等条文。

判例法一般是指高级法院的判决中所确立的法律原则或规则。这种原则或规则对以后的判决具有约束力或影响力。判例法也是成文法，由于这些规则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创立的，因此，又称为法官法（judge-made law）。

以法源属性为根据，我国判例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指导性案例、示范性案例以及一般性判例；其法源属性分别为约束性法源、引导性法源及智识性法源。三种不同法源内在地决定着各类型判例的不同功能。作为约束性法源的判例，主要指的是指导性案例。尽管对指导性案例的约束效力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但无论从制度规定中的“应当参照”，还是从学术理论中“规范拘束力”“事实拘束力”“强制约束力”“柔性约束力”“事实上的效力”以及“具有一定制度支撑的说服力”等多种表述来看，指导性案例的约束性是难以否定的。与当下指导性案例数量尚少、涉及领域尚不宽泛相关，学术界以及实务界对指导性案例意义的评价或功能期待并不很高。然而，如果我们把握住指导性案例作为约束性法源这一属性，并推断其在更长时域中扩展的必然性，将不难看到它对我国司法规范体系完善的深刻影响。更明确地说，对指导性案例意义或功能的认知，不应局限于其在当下的具体运用价值，更应看到的是，它历史性地为我国成文法体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规范类型，从而丰富了我国司法规范的整体结构，为我国司法规范体系的完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18字）

判例法是指与制定法(成文法)相对应的以判例为基础,以遵循先例为原则的法律体系。我想这足够精练的概括了判例法。通俗的来讲，所谓判例法，就是基于法院的判决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这种判定对以后的判决具有法律规范效力，能够作为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据。判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是由专门的立法机构创立的，而只是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它不是出自立法者之手，而是出自司法者之手。所以对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的素质的要求很高。因此，我们又称判例法为法官法。而判例法的基本原则——“遵循先例”则是判例法的核心所在。而判例只是指一个个的案例

判例法，是指由某一类法院的判决或由某一类法院法官的判决中所含有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对其他法院甚至本法院以后的审判具有作为先例的约束力或说服力。判例法的基础是“遵循先例”原则，其创制是通过法官的司法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判例法也被称为“法官法”。成文法又称为制定法，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制定发布的具体系统的法律文件。成文法是“不成文法”的对称。国家机关依立法程序制定的、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我国的宪法、普通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都是成文法。成文法最高的以及最完善的形态是法典。判例法法官从涉及相同事实的案例中归纳出法律原则，并巧妙的适用于后来的案例，法律完全生长于实际生活中，保证了法律与现实情况的最大契合。同时法官在适用法律上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其独立性受到司法制度的保障。这种因素决定了法官在断案过程中能够公正合法地处理案件，并因此而创设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良好司法判例。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