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媒体

　　电视媒体是指以电视为宣传载体，进行信息的传播的媒介或是平台。电视媒体是媒体的一种分类，电视媒体与平面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户外媒体和手机媒体共称为六大媒体。与其他媒介相比,电视媒体具有以下优势：1、信息传播及时 2、传播画面直观易懂，形象生动。3、传播覆盖面广,受众不受文化层次限制。4、互动性强，观众可参与到节目中来。电视媒体的不足之处是线性传播，转瞬即逝，保存性差。电视的缺点(1)稍纵即逝，难以把握；线形传播。 (2)电视节目制作受时间顺序、场地、设备条件的限制。 (3)电视节目的制作、传送、接收和保存的成本较高。　　广播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的新闻传播工具。通过无线电波传送节目的称无线广播，通过导线传送节目的称有线广播。广播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优势是对象广泛，传播迅速，功能多样，感染力强；短处是一瞬即逝，顺序收听，不能选择，语言不通则收听困难。广播是靠声音来传播的。声音的魅力在于，它不仅传播了信息，还对这些信息融进了传播方的认识，从而对人们理解、接受信息提供帮助，加以引导。主持人主持节目的风格，对节目的把握，能大大增强节目的吸引力。他们对稿件的再创造、再提高，能对听众认识、理解、接受信息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声音为传播特色，其魅力还在于，无论受众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广播适合所有的人。广播还有可移动性和便携性。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很方便地从广播中了解最新的信息。广播媒体的优势：1、费用最经济的媒体2、传播速度快捷而有效3、听觉获得新闻信息的媒体。广播媒体的劣势：选择性和保留性差。传播效果稍纵即逝，耳过不留，信息的储存性差，难以查询和记录。线性的传播方式，即广播内容按时间顺序依次排列，听众受节目顺序限制，只能被动接受既定的内容，选择性差。广播只有声音，没在文字和图像，听众对广播信息的注意力容易分散。　　相同点：都属于传播媒介，有着一定受众群体，传播效果有相似之处（即时性）　　不同点：　　1．报道形式不同。广播通过电波传送的是声音，电视通过电波传送的是声音和活动图像。　　2、携带便利的程度不同。广播的接收器(收音机)现在也可以随身携带；携带电视却没那么方便。　　通过比较可知，广播、电视这两个媒体各有特点和优势，在短期内相互取代不了，它们还要互容共生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专家分析，“移动人群”具有强大的购买力。统计显示，在乘坐出租车的人群中，22%的高频率乘客表示他们曾在出租车上做出购买决定。广播目标人群的新定位，也使广播广告走出吃喝玩乐的窠臼，汽车、电脑、移动通信等广告多了起来。 受到经济环境改变的影响，普通大众更加渴望通过权威大众媒体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讯以指导日常生活，并形成有力的投资及经营建议。广播，作为传统媒体中唯一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伴随性媒体，在这样的受众需求下开始发挥突出的作用。目前，全国广播人口覆盖率高达93.56%，同比增长0.22%，收听率平均上升5%。从听众规模来看，北京、上海、广州位居各大城市的前三位。 尽管受众对于广播的媒体需求逐渐变得旺盛，但对于媒体的信任和忠诚程度还不够高，换言之，受众对于广播媒体自身的公信力的认可程度还有待加强。 西方主流商业新闻媒体把公信力视为媒体生存与发展的生命。 媒体资本家们发现，追求经济目标与达成一定的社会目标具有和谐统一的一面，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形象将有助于媒体企业的经济运作。因此，他们普遍认为：“公信力是一种信赖，也是一种品牌”。 媒体公信力的外化形态是公众信赖与媒体影响力，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联系的。信赖意味着消费者对媒体的信任和长期忠诚，它是媒体影响力的来源；而媒体影响力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媒体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媒体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影响力。 广播媒体公信力的构成 作为主流媒体之一的广播，应该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公信力，是 “媒体之本，力量之源”。 有数据显示，全国有7500万居民在获取信息时首选广播。正是由于广播媒体其本身具备的特殊地位，媒体公信力对于该媒体的意义和作用更为显著，广大受众对其公信力的要求也更高。借鉴西方主流媒体测量公信力的五个标准说来，广播媒体公信力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广播媒体的公信力首先包括受众对该类媒体的信任程度，该信任程度又由“信息真实程度”和“它是否值得信赖”两个维度构成。其中“信息真实程度”就是我们一贯倡导的新闻真实性原则。“宣传功能”是我国现阶段广播媒体最主要的媒介功能之一，任何不负责任、不真实的言论都会严重扰乱社会舆论环境，进而影响老百姓的经济文化生活，后果严重。只有信息真实、言论负责的媒体才能获得受众的广泛认同，进而增进此媒体公信力的提升。而“它是否值得信赖”主要强调的是媒体的影响力，媒体能在多大范围内获得受众的信赖和推崇，就能在多大范围内赢得公信。受众的信赖和信息的真实程度密切相关，越是强调报道真实性的媒体，越是能获得受众的认可，从而在受众中产生舆论影响力。 其次广播媒体的公信力还包括受众对该类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认可程度，这又包括“媒体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程度”和“是否冒犯了公众的隐私”，以及“为了社会利益，它究竟关注什么”三个维度构成。“媒体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程度”，是衡量广播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大局意识的重要指标。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广播媒体要始终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列，要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否冒犯了公众的隐私”则是强调媒体维护公众利益的特性；“为了社会利益，它究竟关注什么”，反复强调的是广播媒体的舆论导向，也可以侧面反映广播媒体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程度，突出媒体的事业属性。 广播媒体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组成，除了从以上两个方面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外，还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从理顺管理体制入手，着力解决广播媒体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增强广播媒体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彻底根除媚俗、低俗、虚假广告、人为炒作、贪图虚假政绩的短期行为，让其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流媒体。 提高广播媒体公信力的具体举措 结合广播媒体运营经验和媒体公信力的五大衡量指标，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广播媒体公信力：一、 通过内容真实、权威等优势提高受众的依赖性。 在当今中国，一个有影响的广播媒体其垄断优势并不在于对信息的搜集，而在于对信息的整理和分析。广播媒体在和电视、报纸等媒体竞争过程中，应该努力提供背景信息、趋势性信息、观点性信息、评析性信息，从信息的快速、便捷、真实、权威等角度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其中占有大量的权威专家资源，并能够对信息进行深度整理和分析，使媒体成为受众参与经济生活的绝对选择。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媒介失去了维系其公正性的真实性，就意味着媒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受众认同。这样，媒介在失去了生存的社会基础的同时，也失去了市场基础。所以，恪守内容真实、权威既是对媒介的伦理道德要求，也是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现代社会中最广泛和最典型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只有当各方都能相信另一方会以一种可预见性和可依靠的方式行事时，这种相互信任的交易关系才能给受众带来重要的益处，可以保证受众得到可依赖的、真实、客观、准确的信息，购买的信息有使人满意的质量，并能及时提供。 当受众从收听广播的过程中受益，并且收听到的信息越真实、越权威时，受众对媒体的“黏度”也就越高，媒体的公信力相对应越高。 二、 通过主办权威栏目和公益活动体现广播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对于广播媒体而言，除了通过信息给受众“用处”外，还应该从维护社会安定、强调社会公平和和谐发展的角度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权威栏目和自办公益活动成为体现媒体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载体。 在现在的广播媒体中，最具有权威性的栏目为专业性栏目和谈话类栏目。专业性栏目需要对所面对领域有清晰了解和精深见解，即强调其专业性。而谈话类节目则要更多地体现事实的力量。广播节目中提供大量的观点信息、分析性信息，就能使思想的力量成为形成强势的主要力量，影响力也就随之加强。 另一方面，媒体是公益活动的放大器。当今社会，大众传播媒体在整合社会资源，组织社会活动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大众传媒由于受众覆盖面广，传播内容和形式更能贴近群众，因而功效更加明显。媒体也是公益精神的传播者。公益慈善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友爱爱精神，是人类美好情感的集中表现。广播媒体作为现阶段普通百姓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参考媒体，其主办的公益性活动对提高群众的道德素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有着显著的意义。 三、 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随着媒体资源不再稀缺，媒体竞争日益加剧，一些媒体逐步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和压力，开始努力寻求突破，这原本是好事。然而在这种嬗变中，一些主流媒体不顾大局，唯经济利益是图，放弃社会责任，极不珍惜几十年来依托党和政府换来的社会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一味贪图虚假政绩搞短期行为，一味迎合低级趣味，虚假广告泛滥成灾，人为炒作层出不穷，加速了主流媒体公信力的迅速下滑。在具体实践中，广播媒体更应该“洁身自好”，站在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观上看待媒体的经济创收问题，积极运作符合国家政策的良性广告，坚决抵制危害社会、影响百姓生活的假冒伪劣广告，把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营造和谐社会作为广播媒体的首要任务。 迅速提升广播媒体公信力既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党和政府的明确要求。值得引起媒体高度关注的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媒体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今后，谁是主流媒体，完全取决于市场，过去习惯上的主流媒体早已经重新洗牌，排列顺序也已经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这个市场固然与媒体的传播手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媒体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过去那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历史，在如今的主流媒体中早已风光不再。既然谁是主流媒体由市场说了算，那么要想成为主流媒体，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不仅让党和政府离不开，更要赢得人民群众的关爱，而不是靠政府指定，更不能靠行政权力划定。

　　摘 要：不同于大众传媒组织化、机构化的传播特征，自媒体强调传播者的主动性和传播内容的个性化与自主性。活跃于自媒体平台的网民，通过主动拉取和创造信息，使自己从被动的受众变为积极的“产消合一者”，实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构。其信息传播方式由大众传媒的“教堂传播”模式发展为“集市传播”模式，在信息传播控制方面，则体现出先“出版”后“过滤”的特点。 　　关键词：自媒体；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控制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94-03 　　 　　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自媒体传播形态的多样性，如以图文为主的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和以视频为主的播客等，目前博客、播客、微博成为中国主要的自媒体平台。文章在解析自媒体内涵的基础上，对自媒体的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传播控制等信息传播特点加以探析，从而深化对自媒体信息传播规律的理解。 　　一、自媒体内涵解析 　　自媒体这一概念源于美国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Dan Gillmor），2001年9月28日，他在个人博客上首先提出了journalism3.0的概念。根据他的分类，journalism1.0指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是单向的线性传播形式；journalism2.0指的是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传统媒体的网络版以及新闻门户网站等，这一阶段的新闻传播速度更为快捷，但仍然是一对多的新闻传播形式；journalism3.0指的是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点对点的、双向互动的新闻传播形式，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主体由专业传播机构转为普通公民。2003年1月，他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发表了《下一代的新闻业：自媒体来临》（New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here comes ‘we media"）的文章。2004年7月，丹?吉尔默出版了他的专著《草根媒体》（We the Media - grassroots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本书探析了未来新闻业的转变，认为普通公民将成为新闻制造者。 　　由上可见，丹?吉尔默先后提出了自媒体（we media）与草根媒体（we the media）两个术语，区别在于定冠词the，由此也暗含了自媒体与草根媒体在新闻主体方面的区别，即自媒体的新闻传播主体是非新闻工作者，而草根媒体的新闻传播主体是非新闻工作者中的普通公民，不包括政治人物、娱乐明星等社会知名人士。由此可见，自媒体的覆盖面大于草根媒体，因此笔者倾向于使用自媒体。目前国内学界将自媒体与草根媒体（grassroots media）、公民媒体（citizen media）、参与式媒体（participatory media）等交换使用。 　　笔者认为，所谓自媒体（we media），是指传播者通过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平台，以点对点或点对面的形式，将自主采集或把关过滤的内容传递给他人的个性化传播渠道，又称个人媒体或私媒体。不同于大众传媒组织化、机构化的传播特征，自媒体强调传播者的主动性和传播内容的个性化与自主性。对信息时代的传播方式，传播学鼻祖施拉姆早就做出预测，“这个革命的信息时代的一个趋势是……更多着重点对点而不是点对面的传播，和个人越来越大的使用‘媒介"的能力而不是被‘媒介"所利用”[1]。 　　二、自媒体的信息传播者：由被动的受众到积极的“产消合一者” 　　大众传播有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即大众媒介的效果与大众媒介的使用，大众媒介的效果侧重研究大众媒介对其受众做了什么（what can the message do to the audience），而大众媒介的使用则侧重研究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what can the audience do with the message）。在20世纪大众媒介的效果研究过程中，出现了魔弹论、有限效果论和强效果论，1959年，围绕媒介对受众做了什么这一研究主题的循环往复，贝雷尔森发出了“传播研究看来将要死亡”的说法。而卡茨却认为，正在死亡的是大众传播的说服研究领域，而研究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是解救媒介研究的另一条康庄大道。 　　1964年，雷蒙?鲍尔在其《顽固的受众》（The Obstinate Audience）这一经典研究中，提出受众通常是相当主动的。1974年，卡茨、布拉姆勒、格里维奇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这一经典论文中，列举出1968年两位瑞典研究者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的模式（uses and gratification model）包含的两个重要要素：其一，受众使用大众媒介是有目标导向的并被设想为主动的；其二，大众传播的使用过程中，受众掌握着主动权，能主动将需要的满足与媒介的选择联系起来[2]。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恢复了受众在传播研究中的本原地位，认为传者和受众的关系是平等的。此后，大众传播内容的积极解读者（active reader）、积极的、主动的受众（active audience）这些概念，取代了被动的、消极的受众（passive audience）概念，得到更多研究者的认可。人们使用媒介的目的各异，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者是有控制权、选择权的。而自媒体平台上的网民，是对传统传受关系的颠覆。从信息的主动解读到信息的主动创造，自媒体传播改变了受众的被动地位。荷兰电讯传播专家包德维克和万肯（J.R.Bordewijk and B.van Kaam）于1986年提出了训示、交谈、协商与登录四种传播模式，著名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认为，训示模式是典型的大众传播的“旧媒介”所采取的模式，随着新媒介的发展，从传播者到接收者的传播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他认为，根据对内容提供和选择进行控制的能力的不同，传播关系有所区别，趋势是由训示向协商或交谈模式转变，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