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没有提出“人性”思想？

　　这里给出了楼主提到的孔子的“人性”思想，以及其主要思想精髓，望对楼主有用。

　　1.【【【关于孔子提出的“人性”思想】】】

　　孔子对人性的基本设定是人的本性普遍切近，习养造成了千差万别：“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是一个颇为关键的运思理路，也是领会孔子人性理论的钥匙。这里，把孔子的话切割成两个部分分析。

　　前半句说，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具有不同于木石禽兽之性的人性，即人作为与众不殊的类属已形成不同于一般生物之性的独特个性，且这个性在人自身系统内是共同的。人性虽是共同的，丝毫不意味着所有的人性须彼此一模一样，完全可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要不孔子怎么会拈出一个“近”字说性？王弼对孔子的孤心诣旨体悟深深：“孔子曰：性相近，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异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异，……虽异而未相远也。”（《王弼集·论语释疑》）他认为孔子是这样思考的，人性在环绕着某个共同大前提的基础下可以有具体的小差异，在存有具体小差异的情况下仍旧会环绕着某个共同的大前提。应该说，王弼的阐述符合孔子的原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孔子当观察到并真正理解了人与人之间在种性相似的基础上存在着实然的分别，故他在肯定人性有共点的同时，又能承认人性有差异。这个差异乃是合理性差异。据此我们就能理解孔子有些理论看起来互相抵牾，实际严格遵守其合理性差异的原则。如孔子一处说“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一处说“我未见好仁者”（《论语·里仁》），还有一处则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从第一句可体味出孔子相信人性本善；第二句给人感觉是，孔子承认人性本恶；第三句中，孔子的态度又有明显变化，上智和下愚隐然涵摄着善恶的味道，就是说孔子既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恶之别，又认为善恶之别先天存在，无法通过其他方法更改。从表征看，三句话泾渭分明，但实际上，它们遵循了合理性差异的原则。三句话又好像分别与后来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品第论等论调遥契。有人由是认为孔子在操两可之辞，为各家各派的人性论提供了回旋余地。方光华说：“孔子对

　　主体情感的重视肇始了众说纷纭的人性说。”〔4〕(p.39)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孔子根本无意开启众说纷纭的人性论，如果说有，那也只是后人对孔子的一种误读（误读多出于当下解释的需求，不等同于错），一种创造性发挥而已。我们只要抓住“近”字就不会随心所欲地牵线搭桥了。“近”既不是同，也不是不同，而是不同于一般的同，有异于一般的异。归根结底，它是大同小异，差异太大不能说近。那些认为孔子为各色人性论提供依援的看法恰恰忽视了孔子人性论具有大同的特点，即孔子的人性论有主要指向，离开这个主要指向的任何阐释都不符合孔子原意。那孔子人性论的主要指向是什么？换言之，孔子用什么归约人性？这就需要对《论语》作整体的把握和阐释，不能瞅着只言片语随意发挥或引申。只有通过整体关照，才能理解孔子认为的“性相近”到底相近在何处，即何处才是人性的契合点。笔者以为，只要不带有色眼镜看《论语》，完全能发现，孔子基本观点是人性本善，就是说，他把善当作人性的大前提。

　　孔子为何把人性的前提定位在善的基点上？或许在于他一直把人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杨国荣说：“按照孔子的看法，人作为一种文明化的存在，总是内在于社会群体之中。” 的确，孔子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他自始至终想把人措置在互相关联的社会群体里，不希望哪个个体凸显出来。他强调“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就是对逸出群体之个体的不满。在整体意识的影响下，他说：“朝闻道，夕死矣。”（《论语·里仁》）就是说个体的暝灭并不可怕，只要把个体生命投入到为整体的奋斗中，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就会随着整体生命的绵延而长存不朽。既然孔子认为人以整体的方式而存在，那他必须同时认为这个整体是善的，否则这个整体就不值得组建，不值得维护，更不值得追求。一旦整体只能是善的，整体的构成者——人，就必须是善的，一个善的人群才能构成一个善的整体。故他只有把人性设定在善上，才使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随风优游的沙子上。人在整体上是一个善的集合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须是善的，也不意味着善是人性里的惟一层面，相反，有的个体或层面可能会逸出这个集合，表现出非善的特性，这恰恰体现了大前提下可存有小差异的合理性原则。这样，孔子又给个别的人性或人性的个别层面留下了生存空间。前半句意思理顺了，后半句便迎刃而解。人性虽大体相近，但大体相近的善之人性只是一种潜质，这种含而未宣的潜质为多数人的“ 成人”（《论语·宪问》）提供了条件，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向恶的方向靠拢。打个比方说，它就是一个深广的磁场，吸引着人这个整体奔向善的境界。但也因为它只是一个磁场，只具有吸引的可能性，人究竟能不能达到理想的人格，最终还取决于人们的不同习养。就是说，人的发展会随着现实践履的不同而不同，相近的本性在纷杂云乱的习养下，会形成一个个独具特色甚至截然不同的个体——习相远。 三、孔子对人性善的信仰孔子无疑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了诸多理想的政治道德原理，支撑这些原理的基本前提就是人性本善，如仁的原理、礼的原理、治理原理、修己原理、中庸原理等。换言之，孔子关于仁、礼等许多致思都是以性善作为依凭，从性善的前提推导出来的。虽然孔子对这个前提本身并没有进行正面的论证，但完全可以从他归约出的结论反推出这个前提。没有对人性本善的坚定信仰，孔子简直无法进行他的理论探讨。仁是孔子思想的不可动摇的阿基米德点。《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余师徐克谦教授说：“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孔子所理解到的传统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6〕（p．48） 仁的内涵虽很丰富，丰富到可以描述种种的品格，然而它始终有个基本的指向：表征道德之完善。在孔子看来，仁不仅仅是值得追求的一种未来目标，也是人的本然素养。尽管生活中难以找到至仁的人，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遵循仁的方向去行事，毋需外来的压力。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仁是一个人自觉的精神状态，内在于生命中，不是附加的条件；同时，仁虽是设定的目标，可这个目标亦非遥不可及，一样内在于生命之中，因而可以说“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自我本身是仁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力量；既然仁是人的本然素养，那实现了仁就不单纯是实现的问题，更具有 “回归”的意味，仿佛失去的东西重新获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说的正是此意。诸如此类的表述在《论语》里比比皆是。孔子既然认定作为道德完善象征的仁内在于生命中，那他虽未说仁是人性，实际已承认人性是善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识力的思想家已察觉到孔子言及的仁就是人性，《庄子·天道》有段精彩的对话。这个对话虽是虚构，可它仍表明了时人对孔子之仁的定位。一天，老子问孔子：“大谩，愿闻其要。”孔子回答说：“要在仁义。 ”老子又问：“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答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把人性视为仁性，合乎孔子思想，也正揭橥了孔子性善的倾向。一般想来，礼是外在的形式，与作为内心本然的善似乎没有太大干系，不过孔子言及的礼不仅仅是作为皮相的礼，而是包含仁这一深沉意蕴的礼，换言之，孔子所说的礼是有意味的礼。故孔子言及的礼同样具有善的特质。礼具有善的特质，使用礼的人自然也应具有善的特质，否则，礼的实施便不可能或者说没有丝毫意义，简言之，礼的实施具有道德价值正在于实施礼的人相信礼是人们生命情感的内在需求。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通过让实现，而不是通过政治压力或其他压力得以实现；经历施压实现了的礼在某种意义上已不是真正的礼，只是一种空虚的形式，源于生命情感需求的礼才是真正的礼。孔子反反复复地表述了类似的理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些表明，孔子之所以要用礼来规整约束人们，是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人性本善。〖JP〗所谓的治理原理就是孔子关于治理国家及天下的弘阔构拟。怎么样才能使社会达到理想和秩序的状态？孔子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治理方案，一是德治，一是无为而治。德治的“德”从何处来？源于人的内心深处，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意思是，德先天就存在于人的生命中，是生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德源于人本身，故孔子反对法治而主张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人自有廉耻之心，在德面前，每个人都会真正地心悦诚服，何必舍弃德治而任用法治？孔子德治基于对人性本善的无限信赖，无为而治同样基于对人性本善的无限信赖：“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提倡无为而治实际肯定了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善性，因为只有人人具有善性，无为而治才成为可能，假如人们具有的不是善性而是恶性，又怎能实施无为而治？对孔子来说，无论是德治还是无为而治（事实上德治和无为而治并无二致，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政以德”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都基于那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人性本善。 修己原理理所当然地涵摄仁礼两个要素，不过仁礼在孔子思想中较为厚重，所以，上面单独论之。孔子说：“学者为己。”（《论语·宪问》）这不是一种自私观点，而是指通过自我的努力最终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即自我的完全实现。显然，孔子相信自我能够实现自我。自我能够实现自我正是基于人性本善的认知。同时，为己的过程也实现了对他人的帮助：“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由自己的成功影响他人，使善以不可抵挡的力量造福于人。如何修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内省。不言而喻，内省作为精神性反思仍基于人性本善的信仰。无此信仰，何需内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正因为人有反省能力才证明了善藏诸人的生命之中，也正因为善藏诸人的生命之中，才可以宣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 卫灵公》）。

　　2.【【【关于孔子思想精髓】】】】】

　　孔子的教育思想的精髓用成语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具体实施方法是【因才施教】、【有教无类】，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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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然不能不提他,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在世界上的骄傲,孔子的部分思想在当今还是有其实际意义的,懂得变通,还是可以拿来用的吗.主要是因为孔子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在今天一样适用。比如：

　　按人格境界，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等；

　　按心理范畴，把人分为智者、勇者和仁者三类；

　　归纳为九种境界：

　　小人之智者（小智），

　　小人之勇者（小勇），

　　小人之仁者（小德）。

　　君子之智者（大智），

　　君子之勇者（大勇），

　　君子之仁者（大德）。

　　圣人之智者（圣智），

　　圣人之勇者（圣勇），

　　圣人之仁者（圣德）。

　　翻开教科书，人们可以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在修身。其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以《论语》中“仁者爱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言论可以看出，“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宝贵的思想情操，也是一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值取向，所以，“仁政”成为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为政以德，取信于民，勤政爱民，节用恤民，与民共忧，等等，都可以说是施行仁政的最基本的要求；“礼”的中心含义不仅包括“礼品”、“礼仪”等内容，而且更广泛地指一整套维系国家、社会正常秩序的礼法制度及其观念。

　　毫无疑问，以“仁”、“礼”为中心内容的孔子思想，在中国、世界华人圈里、甚至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政府一度号召人们要“破四旧”，“打倒孔夫子”，理由是孔子思想“太封建”、“忠效思想太重”、观念“太中庸”，等等。“那是一个特殊的由于政治原因而曲解孔子文化的时代。”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长丁晨说，“如何理解其中的精华与糟粕，需要一个民族去思考。”

　　然而，时至今天，展望中国，人们对孔子思想的重视随处可见：

　　中国政府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中，提倡公正，所谓“政者，正也”；同时，重视仁义，提倡在保持法制精神的前提下，“以德治国”。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主张中，最终的落点是“群众的利益”。在此方针指导下，目前，各级各地政府都把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当成了自己的施政纲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的思想，对于世界各国的施政者都有指导意义。”山东省人事厅办公室副主任张祝秀说，“无论哪个政权，如果它不公平、不公正，不为群众的利益考虑，这个政权就不可能保持长久。”

　　在文化领域，孔子的影响力在2500多年之后，依然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中学、曲阜实验小学等中国数以千计的大、中、小学校园内，孔子的塑像十分醒目――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圣人、大教育家，孔子在学子们心中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

　　除了校园，孔子在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力堪称无出其右：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单位创办的《孔子研究》、《孔子与中国》刊物发行遍及世界各地；由国家旅游局举办的国际孔子文化节盛况一年超过一年，包括多位国际知名文化大师、中国政府高官、外国使节在内的贵宾都曾到会参与；以弘扬孔子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有关孔子的各类网站达100多家；孔子故里曲阜“三孔”，已经被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无以数计的单位、企业把孔子的思想言论，框裱挂墙，作为公民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市民素质、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教材，供人学习、体会……

　　在经济领域，孔子的许多思想被人们广泛提倡、运用。生产企业讲究依靠产品质量打市场，正如孔子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要求员工们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正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企业讲究诚信经营，孔子有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其实，除了思想上的借鉴、运用以外，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人们对孔子的崇拜更是无处不在：“孔府家酒”成为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中档白酒；“孔门豆腐”、“诗礼银杏”是所有到曲阜旅游的人必须一尝为快的名吃；“阙里宾舍”是曲阜市最受海内外游客喜爱的四星级宾馆，而曲阜市与孔子名字相关的酒店更多达76家；上海市一位企业家投资数千万元，在曲阜市建了一所孔子中英文学校，其生源来自中国数个省市；此外，用与孔子名字有关的字体命名的香油、煎饼等各类产品达100多种；每年，有300多万海内外游人到曲阜拜孔、祭孔，带来的门票收入仅今年“五一节”就近1500万元人民币……

　　今年30多岁的孔子第76代孙孔令文，是“孔氏手工布鞋坊”的老板。一开始，他没有注册品牌，只是自产自卖，但生意一般；后来，他受别人指点，自建“孔氏手工布鞋坊”网站，生意很快越做越大。他说，孔子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他的后人，我们首先是想借祖先的影响来打产品的知名度，其次，这也是对祖先影响力的扩大和延伸。他透露，自己的布鞋就是比别的牌子卖得好，“不服都不行”。“孔子的思想包含了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孔范今说“在当今这个社会，从政府到普通百姓，大家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它，只是说明，孔子思想中有值得人们这么做的理由，其中，‘仁义、诚信"的内容更是符合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

　　1988年，当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

　　“应该说，至今为止，人们也许只体会到了其中一部分的真谛。”今年79岁、一生中有60多年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世界著名孔子研究专家、原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孔繁银说，“时光茌苒，在未来的时间里，人们对此将体会更深。”

孔子对人性的基本设定是人的本性普遍切近，习养造成了千差万别：“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是一个颇为关键的运思理路，也是领会孔子人性理论的钥匙。这里，把孔子的话切割成两个部分分析。

前半句说，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具有不同于木石禽兽之性的人性，即人作为与众不殊的类属已形成不同于一般生物之性的独特个性，且这个性在人自身系统内是共同的。人性虽是共同的，丝毫不意味着所有的人性须彼此一模一样，完全可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要不孔子怎么会拈出一个“近”字说性？王弼对孔子的孤心诣旨体悟深深：“孔子曰：性相近，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异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异，……虽异而未相远也。”（《王弼集·论语释疑》）他认为孔子是这样思考的，人性在环绕着某个共同大前提的基础下可以有具体的小差异，在存有具体小差异的情况下仍旧会环绕着某个共同的大前提。应该说，王弼的阐述符合孔子的原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孔子当观察到并真正理解了人与人之间在种性相似的基础上存在着实然的分别，故他在肯定人性有共点的同时，又能承认人性有差异。这个差异乃是合理性差异。据此我们就能理解孔子有些理论看起来互相抵牾，实际严格遵守其合理性差异的原则。如孔子一处说“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一处说“我未见好仁者”（《论语·里仁》），还有一处则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从第一句可体味出孔子相信人性本善；第二句给人感觉是，孔子承认人性本恶；第三句中，孔子的态度又有明显变化，上智和下愚隐然涵摄着善恶的味道，就是说孔子既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恶之别，又认为善恶之别先天存在，无法通过其他方法更改。从表征看，三句话泾渭分明，但实际上，它们遵循了合理性差异的原则。三句话又好像分别与后来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品第论等论调遥契。有人由是认为孔子在操两可之辞，为各家各派的人性论提供了回旋余地。方光华说：“孔子对

主体情感的重视肇始了众说纷纭的人性说。”〔4〕(p.39)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孔子根本无意开启众说纷纭的人性论，如果说有，那也只是后人对孔子的一种误读（误读多出于当下解释的需求，不等同于错），一种创造性发挥而已。我们只要抓住“近”字就不会随心所欲地牵线搭桥了。“近”既不是同，也不是不同，而是不同于一般的同，有异于一般的异。归根结底，它是大同小异，差异太大不能说近。那些认为孔子为各色人性论提供依援的看法恰恰忽视了孔子人性论具有大同的特点，即孔子的人性论有主要指向，离开这个主要指向的任何阐释都不符合孔子原意。那孔子人性论的主要指向是什么？换言之，孔子用什么归约人性？这就需要对《论语》作整体的把握和阐释，不能瞅着只言片语随意发挥或引申。只有通过整体关照，才能理解孔子认为的“性相近”到底相近在何处，即何处才是人性的契合点。笔者以为，只要不带有色眼镜看《论语》，完全能发现，孔子基本观点是人性本善，就是说，他把善当作人性的大前提。

孔子为何把人性的前提定位在善的基点上？或许在于他一直把人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杨国荣说：“按照孔子的看法，人作为一种文明化的存在，总是内在于社会群体之中。” 的确，孔子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他自始至终想把人措置在互相关联的社会群体里，不希望哪个个体凸显出来。他强调“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就是对逸出群体之个体的不满。在整体意识的影响下，他说：“朝闻道，夕死矣。”（《论语·里仁》）就是说个体的暝灭并不可怕，只要把个体生命投入到为整体的奋斗中，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就会随着整体生命的绵延而长存不朽。既然孔子认为人以整体的方式而存在，那他必须同时认为这个整体是善的，否则这个整体就不值得组建，不值得维护，更不值得追求。一旦整体只能是善的，整体的构成者——人，就必须是善的，一个善的人群才能构成一个善的整体。故他只有把人性设定在善上，才使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随风优游的沙子上。人在整体上是一个善的集合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须是善的，也不意味着善是人性里的惟一层面，相反，有的个体或层面可能会逸出这个集合，表现出非善的特性，这恰恰体现了大前提下可存有小差异的合理性原则。这样，孔子又给个别的人性或人性的个别层面留下了生存空间。前半句意思理顺了，后半句便迎刃而解。人性虽大体相近，但大体相近的善之人性只是一种潜质，这种含而未宣的潜质为多数人的“ 成人”（《论语·宪问》）提供了条件，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向恶的方向靠拢。打个比方说，它就是一个深广的磁场，吸引着人这个整体奔向善的境界。但也因为它只是一个磁场，只具有吸引的可能性，人究竟能不能达到理想的人格，最终还取决于人们的不同习养。就是说，人的发展会随着现实践履的不同而不同，相近的本性在纷杂云乱的习养下，会形成一个个独具特色甚至截然不同的个体——习相远。 三、孔子对人性善的信仰孔子无疑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了诸多理想的政治道德原理，支撑这些原理的基本前提就是人性本善，如仁的原理、礼的原理、治理原理、修己原理、中庸原理等。换言之，孔子关于仁、礼等许多致思都是以性善作为依凭，从性善的前提推导出来的。虽然孔子对这个前提本身并没有进行正面的论证，但完全可以从他归约出的结论反推出这个前提。没有对人性本善的坚定信仰，孔子简直无法进行他的理论探讨。仁是孔子思想的不可动摇的阿基米德点。《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余师徐克谦教授说：“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孔子所理解到的传统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6〕（p．48） 仁的内涵虽很丰富，丰富到可以描述种种的品格，然而它始终有个基本的指向：表征道德之完善。在孔子看来，仁不仅仅是值得追求的一种未来目标，也是人的本然素养。尽管生活中难以找到至仁的人，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遵循仁的方向去行事，毋需外来的压力。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仁是一个人自觉的精神状态，内在于生命中，不是附加的条件；同时，仁虽是设定的目标，可这个目标亦非遥不可及，一样内在于生命之中，因而可以说“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自我本身是仁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力量；既然仁是人的本然素养，那实现了仁就不单纯是实现的问题，更具有 “回归”的意味，仿佛失去的东西重新获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说的正是此意。诸如此类的表述在《论语》里比比皆是。孔子既然认定作为道德完善象征的仁内在于生命中，那他虽未说仁是人性，实际已承认人性是善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识力的思想家已察觉到孔子言及的仁就是人性，《庄子·天道》有段精彩的对话。这个对话虽是虚构，可它仍表明了时人对孔子之仁的定位。一天，老子问孔子：“大谩，愿闻其要。”孔子回答说：“要在仁义。 ”老子又问：“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答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把人性视为仁性，合乎孔子思想，也正揭橥了孔子性善的倾向。一般想来，礼是外在的形式，与作为内心本然的善似乎没有太大干系，不过孔子言及的礼不仅仅是作为皮相的礼，而是包含仁这一深沉意蕴的礼，换言之，孔子所说的礼是有意味的礼。故孔子言及的礼同样具有善的特质。礼具有善的特质，使用礼的人自然也应具有善的特质，否则，礼的实施便不可能或者说没有丝毫意义，简言之，礼的实施具有道德价值正在于实施礼的人相信礼是人们生命情感的内在需求。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通过让实现，而不是通过政治压力或其他压力得以实现；经历施压实现了的礼在某种意义上已不是真正的礼，只是一种空虚的形式，源于生命情感需求的礼才是真正的礼。孔子反反复复地表述了类似的理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些表明，孔子之所以要用礼来规整约束人们，是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人性本善。〖JP〗所谓的治理原理就是孔子关于治理国家及天下的弘阔构拟。怎么样才能使社会达到理想和秩序的状态？孔子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治理方案，一是德治，一是无为而治。德治的“德”从何处来？源于人的内心深处，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意思是，德先天就存在于人的生命中，是生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德源于人本身，故孔子反对法治而主张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人自有廉耻之心，在德面前，每个人都会真正地心悦诚服，何必舍弃德治而任用法治？孔子德治基于对人性本善的无限信赖，无为而治同样基于对人性本善的无限信赖：“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提倡无为而治实际肯定了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善性，因为只有人人具有善性，无为而治才成为可能，假如人们具有的不是善性而是恶性，又怎能实施无为而治？对孔子来说，无论是德治还是无为而治（事实上德治和无为而治并无二致，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政以德”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都基于那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人性本善。 修己原理理所当然地涵摄仁礼两个要素，不过仁礼在孔子思想中较为厚重，所以，上面单独论之。孔子说：“学者为己。”（《论语·宪问》）这不是一种自私观点，而是指通过自我的努力最终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即自我的完全实现。显然，孔子相信自我能够实现自我。自我能够实现自我正是基于人性本善的认知。同时，为己的过程也实现了对他人的帮助：“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由自己的成功影响他人，使善以不可抵挡的力量造福于人。如何修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内省。不言而喻，内省作为精神性反思仍基于人性本善的信仰。无此信仰，何需内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正因为人有反省能力才证明了善藏诸人的生命之中，也正因为善藏诸人的生命之中，才可以宣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 卫灵公》）。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在他看来，中庸不偏不倚，恰好达到德的最高境界。德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毋庸置疑，至善是德的最高境界。不过，中庸虽然符合至善的尺度，却没有因此排斥未达中庸的品格。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意思是狂和狷虽未达到中庸的境界，但狂和狷都包含某种程度的合理性：狂者有锐意进取的优点，狷者有不做坏事的优点，二者尽管不符合至善，二者所包含的合理性却仍然是人本然的内在的善性。孔子不是用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去确定人性以及善，而是承认在各种各样的人性中均存有不同程度的善，所以孔子只说“性相近”，而不说“性相同 ”。他评说“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论语·阳货》)，同样在承认人的品格有差异性的情况下，认可了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善，也就是说，孔子相信善是人们共同拥有的财富，因为善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综上可见，孔子不仅提出了人性命题，且我们从孔子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爬梳出孔子认同的人性命题答案，那就是性本善。它像雪泥鸿爪一般清晰可见。一部《论语》正是从各个角度说明并展现了人性本善

孔子对人性的基本设定是人的本性普遍切近，习养造成了千差万别：“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是一个颇为关键的运思理路，也是领会孔子人性理论的钥匙。这里，把孔子的话切割成两个部分分析。

前半句说，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具有不同于木石禽兽之性的人性，即人作为与众不殊的类属已形成不同于一般生物之性的独特个性，且这个性在人自身系统内是共同的。人性虽是共同的，丝毫不意味着所有的人性须彼此一模一样，完全可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要不孔子怎么会拈出一个“近”字说性？王弼对孔子的孤心诣旨体悟深深：“孔子曰：性相近，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异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异，……虽异而未相远也。”（《王弼集·论语释疑》）他认为孔子是这样思考的，人性在环绕着某个共同大前提的基础下可以有具体的小差异，在存有具体小差异的情况下仍旧会环绕着某个共同的大前提。应该说，王弼的阐述符合孔子的原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孔子当观察到并真正理解了人与人之间在种性相似的基础上存在着实然的分别，故他在肯定人性有共点的同时，又能承认人性有差异。这个差异乃是合理性差异。据此我们就能理解孔子有些理论看起来互相抵牾，实际严格遵守其合理性差异的原则。如孔子一处说“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一处说“我未见好仁者”（《论语·里仁》），还有一处则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从第一句可体味出孔子相信人性本善；第二句给人感觉是，孔子承认人性本恶；第三句中，孔子的态度又有明显变化，上智和下愚隐然涵摄着善恶的味道，就是说孔子既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恶之别，又认为善恶之别先天存在，无法通过其他方法更改。从表征看，三句话泾渭分明，但实际上，它们遵循了合理性差异的原则。三句话又好像分别与后来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品第论等论调遥契。有人由是认为孔子在操两可之辞，为各家各派的人性论提供了回旋余地。方光华说：“孔子对

主体情感的重视肇始了众说纷纭的人性说。”〔4〕(p.39)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孔子根本无意开启众说纷纭的人性论，如果说有，那也只是后人对孔子的一种误读（误读多出于当下解释的需求，不等同于错），一种创造性发挥而已。我们只要抓住“近”字就不会随心所欲地牵线搭桥了。“近”既不是同，也不是不同，而是不同于一般的同，有异于一般的异。归根结底，它是大同小异，差异太大不能说近。那些认为孔子为各色人性论提供依援的看法恰恰忽视了孔子人性论具有大同的特点，即孔子的人性论有主要指向，离开这个主要指向的任何阐释都不符合孔子原意。那孔子人性论的主要指向是什么？换言之，孔子用什么归约人性？这就需要对《论语》作整体的把握和阐释，不能瞅着只言片语随意发挥或引申。只有通过整体关照，才能理解孔子认为的“性相近”到底相近在何处，即何处才是人性的契合点。笔者以为，只要不带有色眼镜看《论语》，完全能发现，孔子基本观点是人性本善，就是说，他把善当作人性的大前提。

孔子为何把人性的前提定位在善的基点上？或许在于他一直把人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杨国荣说：“按照孔子的看法，人作为一种文明化的存在，总是内在于社会群体之中。” 的确，孔子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他自始至终想把人措置在互相关联的社会群体里，不希望哪个个体凸显出来。他强调“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就是对逸出群体之个体的不满。在整体意识的影响下，他说：“朝闻道，夕死矣。”（《论语·里仁》）就是说个体的暝灭并不可怕，只要把个体生命投入到为整体的奋斗中，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就会随着整体生命的绵延而长存不朽。既然孔子认为人以整体的方式而存在，那他必须同时认为这个整体是善的，否则这个整体就不值得组建，不值得维护，更不值得追求。一旦整体只能是善的，整体的构成者——人，就必须是善的，一个善的人群才能构成一个善的整体。故他只有把人性设定在善上，才使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随风优游的沙子上。人在整体上是一个善的集合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须是善的，也不意味着善是人性里的惟一层面，相反，有的个体或层面可能会逸出这个集合，表现出非善的特性，这恰恰体现了大前提下可存有小差异的合理性原则。这样，孔子又给个别的人性或人性的个别层面留下了生存空间。前半句意思理顺了，后半句便迎刃而解。人性虽大体相近，但大体相近的善之人性只是一种潜质，这种含而未宣的潜质为多数人的“ 成人”（《论语·宪问》）提供了条件，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向恶的方向靠拢。打个比方说，它就是一个深广的磁场，吸引着人这个整体奔向善的境界。但也因为它只是一个磁场，只具有吸引的可能性，人究竟能不能达到理想的人格，最终还取决于人们的不同习养。就是说，人的发展会随着现实践履的不同而不同，相近的本性在纷杂云乱的习养下，会形成一个个独具特色甚至截然不同的个体——习相远。 三、孔子对人性善的信仰孔子无疑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了诸多理想的政治道德原理，支撑这些原理的基本前提就是人性本善，如仁的原理、礼的原理、治理原理、修己原理、中庸原理等。换言之，孔子关于仁、礼等许多致思都是以性善作为依凭，从性善的前提推导出来的。虽然孔子对这个前提本身并没有进行正面的论证，但完全可以从他归约出的结论反推出这个前提。没有对人性本善的坚定信仰，孔子简直无法进行他的理论探讨。仁是孔子思想的不可动摇的阿基米德点。《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余师徐克谦教授说：“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孔子所理解到的传统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6〕（p．48） 仁的内涵虽很丰富，丰富到可以描述种种的品格，然而它始终有个基本的指向：表征道德之完善。在孔子看来，仁不仅仅是值得追求的一种未来目标，也是人的本然素养。尽管生活中难以找到至仁的人，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遵循仁的方向去行事，毋需外来的压力。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仁是一个人自觉的精神状态，内在于生命中，不是附加的条件；同时，仁虽是设定的目标，可这个目标亦非遥不可及，一样内在于生命之中，因而可以说“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自我本身是仁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力量；既然仁是人的本然素养，那实现了仁就不单纯是实现的问题，更具有 “回归”的意味，仿佛失去的东西重新获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说的正是此意。诸如此类的表述在《论语》里比比皆是。孔子既然认定作为道德完善象征的仁内在于生命中，那他虽未说仁是人性，实际已承认人性是善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识力的思想家已察觉到孔子言及的仁就是人性，《庄子·天道》有段精彩的对话。这个对话虽是虚构，可它仍表明了时人对孔子之仁的定位。一天，老子问孔子：“大谩，愿闻其要。”孔子回答说：“要在仁义。 ”老子又问：“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答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把人性视为仁性，合乎孔子思想，也正揭橥了孔子性善的倾向。一般想来，礼是外在的形式，与作为内心本然的善似乎没有太大干系，不过孔子言及的礼不仅仅是作为皮相的礼，而是包含仁这一深沉意蕴的礼，换言之，孔子所说的礼是有意味的礼。故孔子言及的礼同样具有善的特质。礼具有善的特质，使用礼的人自然也应具有善的特质，否则，礼的实施便不可能或者说没有丝毫意义，简言之，礼的实施具有道德价值正在于实施礼的人相信礼是人们生命情感的内在需求。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通过让实现，而不是通过政治压力或其他压力得以实现；经历施压实现了的礼在某种意义上已不是真正的礼，只是一种空虚的形式，源于生命情感需求的礼才是真正的礼。孔子反反复复地表述了类似的理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些表明，孔子之所以要用礼来规整约束人们，是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人性本善。〖JP〗所谓的治理原理就是孔子关于治理国家及天下的弘阔构拟。怎么样才能使社会达到理想和秩序的状态？孔子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治理方案，一是德治，一是无为而治。德治的“德”从何处来？源于人的内心深处，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意思是，德先天就存在于人的生命中，是生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德源于人本身，故孔子反对法治而主张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人自有廉耻之心，在德面前，每个人都会真正地心悦诚服，何必舍弃德治而任用法治？孔子德治基于对人性本善的无限信赖，无为而治同样基于对人性本善的无限信赖：“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提倡无为而治实际肯定了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善性，因为只有人人具有善性，无为而治才成为可能，假如人们具有的不是善性而是恶性，又怎能实施无为而治？对孔子来说，无论是德治还是无为而治（事实上德治和无为而治并无二致，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政以德”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都基于那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人性本善。 修己原理理所当然地涵摄仁礼两个要素，不过仁礼在孔子思想中较为厚重，所以，上面单独论之。孔子说：“学者为己。”（《论语·宪问》）这不是一种自私观点，而是指通过自我的努力最终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即自我的完全实现。显然，孔子相信自我能够实现自我。自我能够实现自我正是基于人性本善的认知。同时，为己的过程也实现了对他人的帮助：“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由自己的成功影响他人，使善以不可抵挡的力量造福于人。如何修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内省。不言而喻，内省作为精神性反思仍基于人性本善的信仰。无此信仰，何需内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正因为人有反省能力才证明了善藏诸人的生命之中，也正因为善藏诸人的生命之中，才可以宣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 卫灵公》）。

在《论语》中，孔夫子直接说到“人性”的地方，除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外，还真的不多。但间接提到的地方却不少，譬如：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上述，皆是关于“人性”的意思。

在其他书中，孔夫子也多处提到过“人性”的问题。譬如《中庸》中说的”天命之谓性”，等等。

在《论语》中，孔夫子直接说到“人性”的地方，除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外，还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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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