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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内容中包含的链接未经审核，可能存在风险，暂不予完整展示！红网连续报道之一：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胡昭程
作 者： 林之乐 吴通清
栏 目： 湖南要闻
日 期： 2001-09-10
稿 源：
正 文： 教师节来临前的一天清晨，在湖南省桂东县，一队队少先队员、青年团员胸戴白花，自发来到位于县城西南方的宝塔山上，在一座坟墓前，他们庄严肃穆地献上他们亲手制作的花环。
这里，长眠着他们敬爱的一个人——桂东县原教育局局长胡昭程。
一个埋头数十年，在边远的贫困山区创造了教育奇迹的人。
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心，却又对自己的家人极为“冷漠”的人。
一个视事业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人。
为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直到将自己52岁的本应健硕的身躯滋养他脚下深爱着的土地。
在这第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红网特推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胡昭程》大型连续报道，谨以此文献给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胡昭程同志。今天刊发第一篇《大山里的奇迹》。
地处湘粤赣边区的桂东县是国家级贫困县，17万人口之中至今仍有3.6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郴州市，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不通，去桂东”。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连鸟都飞不过”的地方，却创造了教育的奇迹：这里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3%，巩固率99.9%；初中入学率100%，巩固率98.1%。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80%以上的干打垒校舍得到改善；引进香港“苗圃行动”资金598万元，建成“苗圃希望小学”29所。2000年，全县高考录取率达85.48%；今年高考，仅桂东一中就有76人上了本科录取线。
由于教育的长足进展，促成该县党政一班人下定决心，每年以80%的财政收入作为教育投入。在当今教师队伍人心不稳之际，全县教师流失率却仅为千分之零点几。1998年，桂东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实现“两基”目标，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评为“两基”先进县；1999年4月，湖南省委、省政府在桂东召开“全省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现场会”,下发了《关于学习推广桂东县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通知》，全国各地数百个团组、数万名党政干部和教育工作者先后到桂东来参观学习。
漫步在田间地头，只见一座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学校高高矗立，有如镶嵌着一粒粒明珠。此时此际，你怎么也不相信，这里是素有“湖南西藏”之称的桂东。难怪1999年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同志前来视察工作时，由衷地说：“桂东在贫困落后的地方办出了发达地区的教育，真了不起！”
http://www.g***.com/zcjs/hzc2/red091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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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县委书记牛向阳近日在全县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专题报告会上指出，要结合宣传身边的榜样，以典型引路，把先进性教育活动落到实处，为凤台率先崛起和在全省率先跻身全国百强县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本刊今天刊发的长篇通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郭新吉》和《王志文：三十八年的平凡 三十八年的奉献》，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他们为共产党员如何在新时期保持先进性做了新的诠释。党员领导干部要以郭新吉为榜样，对照自己，自觉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上找差距。普通党员要以王志文为楷模，反思自己，如何在本职岗位默默奉献，实践党的宗旨。进一步增强实干意识、创新意识、奉献意识，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实现凤台的新崛起发挥应有作用。
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郭新吉
历史跨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党中央重提学习焦裕禄，激荡着亿万人民的心。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广袤辽阔的皖北大地上，涌现出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他就是原凤台县委书记郭新吉。
“为群众办事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
1972年秋冬，皖北凤台县遇上了罕见的内涝灾害：全县50多处内河堤坝纷纷溃破，30万亩粮田顷刻被淹，粮食急剧减产，许多灾民等待救济。
就在第二年的3月，郭新吉肩负党组织的重托，出任凤台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生产。到县上任的第二天，东方还没泛起鱼肚白的时候，郭新吉就到内涝最严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
一路上，看到受淹的粮田，就赤脚蹚水而过，了解灾情；碰上农民，就地一蹲，向农民问寒问暖；走进村庄，就往农家茅屋里一钻，往农民床沿上一坐，亲热地同农民聊起来……
在乡下跑了一圈，郭新吉认准了影响凤台经济发展的是水。他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凤台受害于水，治穷必先治水。”然而，凤台水利现状究竟如何？正确的治水良策是什么？大家的心里都没有底。郭新吉建议：“成立水利普查队，对全县水情深入调查，再作治水决策。”
于是，有100多人参加的县水利普查队宣告成立。郭新吉率领大家背着水壶，带着干粮，扛着标杆出发了。他们穿水田，过河湾，宿村头，象地质队员那样，辛苦踏勘着凤台县的山山水水，岗岗洼洼。
日复一日的奔波，通宵达旦地熬夜，使郭新吉患了颈椎骨病。为了不影响下乡，他瞒着大家不去医院就诊，嘱咐家人保密，自制了一个颈椎骨牵引套，走到哪带到哪儿，利用夜晚吊在门框或床头上牵引。两个月过去了，牵引套换了一个又一个，郭新吉的颈椎骨病没有好转，后颈部的头发却被牵引套磨去了大半。
一天深夜，奔波一天的郭新吉颈椎骨酸疼难忍，老伴心疼地说：“你病成了这个样子，住院休息几天吧！”郭新吉说：“我这点病是小事，全县水利普查才是大事。”第二天清晨，郭新吉又和水利工程师严正出了县城。他俩从禹王山下跨淮河，过东风湖，沿着焦岗湖绕了大半圈，足足走了35公里。一路上，郭新吉走村串户，兴致勃勃，直到下午4点钟才简单吃了顿午饭。回城的路上，颈椎骨阵阵酸疼，他仍然咬着牙走着、揉着。严工程师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要硬撑了，打个电话让县委小车来接一下吧！”郭新吉不同意：“为群众办点事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我们走着回去，还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就这样，他俩一路边走、边看、边问，直到晚上9点多钟才走回到县里。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奔波，郭新吉率领水利普查队，跑遍了全县的山水岗洼，终于摸清了全县境内五大自然水系的源和流，一个“岗洼结合，排灌结合，旱涝兼治，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水利建设蓝图绘制出来了。一场全县动员，干部、群众齐上阵的兴修水利高潮从此兴起。
在凤台，提起贯穿全县南北的“永幸河”，人们总会想起郭新吉。
1977年晚秋，永幸河枢纽工程方案一出台，就有人提出异议：“这次工程要切开淮北大堤，搞不好会掉脑袋的！”刚接任县委书记的郭新吉坚定地回答：“枢纽工程一定要上，不上，永幸河等于白挖。出了问题，我负责！”郭新吉深深知道，淮北大堤切开后，必须在汛期到来之前重新合拢，否则将直接危及两淮煤田、京沪干线，责任重大啊！为了抢时间，争速度，郭新吉和县委一班人吃住在工地，拉着装满石头的板车，行进在运石队伍最前列。
一场浇灌闸板的硬仗打响了。整整三天三夜，郭新吉没有离开过工地，饿了他就啃一口干馍，困了就靠在木板上打个盹，就在第一块闸板竣工之际，郭新吉因疲劳过度倒在闸板上，头脸摔青了几块，左臂韧带严重损伤。县委的同志要送他进医院，郭新吉哪里肯：“这里就是战场，我决不能离开！”就这样，他拖着摔伤的身体，一直坚持到淮北大堤汛前安全合拢，枢纽工程顺利建成。
凤台县委的同志都知道，每年夏秋时节的防汛工作消耗了郭新吉大量精力。凤台是沿淮低洼地区，每临汛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都令郭新吉夜不能寐。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战斗在防汛最前线，夜里守在电话机旁休息；他曾在险要地段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直到水退堤安；他曾带着县委一班人，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到灾区察看水情，把救灾物资送往灾区。
有年秋天，江淮地区连降大雨，沿淮各地相继溃堤、行洪。就在东风湖行洪的第二天，郭新吉担心行洪区还有人没撤离，又冒险乘木船前往察看。船行至行洪口处，由于水位落差很大，船体打横、倾斜，船上4根缆绳一下崩断3根。在危急时刻，郭新吉沉着指挥，仅靠一根缆绳的拉力，将船划出急流漩涡。事后，人们才知道郭新吉不会游泳，都埋怨他不该去冒险。郭新吉却认真地说：“我不去看看，就不放心，就是失职呀！”
“把根深深扎在群众之中”
凡是跟郭新吉一块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的特点：越是边远、贫困的乡村，他越爱去，而且总是徒步下乡。一次，郭新吉去边远的尚塘乡，办公室派了吉普车，郭新吉不肯：“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我们坐小车下乡会脱离群众。再说，徒步下乡也易于接近群众，了解情况。”这一天，他徒步走了80多里地。
每当下乡，他总是便饭从简或带上水壶和干馍，从不给村干部和农民添麻烦。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讲：“大吃大喝就把共产党人的本色给吃光了，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吃掉了。”一次，郭新吉到钱庙乡检查防汛工作，跑了一天没吃饭，村干部很不过意，瞒着郭新吉抓只家养的鸡杀了。菜端上来，郭新吉坚决不吃：“小鸡端走，下碗青菜面，不然我走了。”村干部无奈，只好照办。
毛集乡小花庄因为穷，是全县有名的“光棍村”。郭新吉到村里访农户，跑田头，帮助村里分析原因：一是水利设施差，无抗旱排涝能力；二是水稻面积少，粮食产量低，打这以后，郭新吉常来小花庄，带领群众修水渠，建电站，旱田改水田，扩大水稻面积。两年后，小花庄水利配套，稻花飘香，农业生产打了个翻身仗，邻乡的姑娘也一个个嫁到了小花庄。
徐桥村是凤台县有名的穷地方，郭新吉在徐桥蹲点，帮他们规划了两座电灌站，发动群众挖了5条引水渠。1977年秋，徐桥人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第一次不吃救济粮了。秋后的党支部会上，人们情不自禁地谈起了郭新吉，决定派老党员徐文良送50公斤最好的大米给郭书记尝尝。谁知老徐竟被郭新吉挡在门外。老徐说，“这米是你带领咱们栽下的，今年水稻丰收，大伙都有这份心意，你不收，俺无法向支部和乡亲们交待！”郭新吉很受感动，他按国家大米价格付了钱和粮票，留徐文良吃了顿饭。老徐临走时郭新吉交待：“今后不准再送米来。”
东风湖行洪区群众的居住问题，始终是郭新吉的一块心病，目睹洪水泛滥后的断垣残壁，郭新吉流下了眼泪。他沉重地对乡干部说：“不能改变行洪区的面貌，党派我们来干什么！”
随后，郭新吉带领县委、县政府调查组进驻行洪区，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和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因地制宜、分而治之的方案：靠近便峡段行洪堤的河口、张王、何台村就地筑庄台；紧靠淮河大堤的塘沿、刘岗、大桥村全部迁入大堤内；董岗、徐大郢、三拐、后拐村因面积大、人口多，筑保村圩；石湾村因淮河干道拓宽迁往河东山上。
“认准的事坚决干！”郭新吉和县委一班人上工地参加劳动，带领群众大干了两个春秋，改变了行洪区的面貌。1983年秋后的一天，郭新吉带领县委一班人到东风湖察看水情，一位老大娘拉着郭新吉的手感激地说：“这下好喽，洪水治住了，咱们的日子好过了，还是共产党好啊！”郭新吉深情地对大家说：“咱们办了一点应办的事，老百姓都忘不了。党的干部只有把根深深扎在群众之中，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依赖！”
“打铁需要本身硬”
早在1987年，郭新吉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不收受贿赂礼品。这“三不”，始终融贯在他的言行中，影响着县委一班人。
郭新吉刚调入凤台工作时，老伴和6个孩子都没有工作，全家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经济上比较紧张。有关部门的同志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想给郭新吉老伴安排干临时工。郭新吉知道后制止说：“我老伴不识字，不够条件，不能因为我是书记就照顾她。”
郭新吉“文革”中受冲击，他的大女儿当时年岁小，因惊恐刺激过度，后来患有精神病。有位厂长想减轻他一点家庭负担，准备给他大女儿安排个工作。郭新吉闻讯，找到这个厂长：“女儿不能工作，不能白拿国家的钱！”
郭新吉的六弟从小脸被狼咬去半边，父母又早年去世，一直由郭新吉抚养。前些年与外地一位农村姑娘成了家。郭新吉调到凤台工作后，有人好心背着郭新吉将其弟媳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郭新吉发现后，立即找到公安部门，将弟媳的城镇户口注销了。回到家，老伴哭着说：“六弟从小残疾，好不容易成了家。这户口一销，不是拆散了这个家吗？！”
郭新吉鼻子一阵发酸，但他仍坚定地同老伴和六弟说：“我不能因为是领导就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你们不是也恨不正之风吗？我若这样搞，你们恨不恨？你们不恨群众恨！”郭新吉的肺腑之言，得到了亲人的理解。不久，包括郭新吉六弟媳在内的清理农转非名单张榜公布出来，引起了很大震动，不仅教育了广大干部，也促进了全县社会风气的好转。
有年冬天，郭新吉四弟的女儿从河南老家赶到凤台求伯伯给找个工作。侄女在家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老伴沉不住气了，便把这事跟县福利院院长方志平透露了。老方快人快语：“行！跟老郭通通气，我把你侄女安排到福利纸袋厂做临时工。”谁知郭新吉听了一口回绝：“不行！她没受这个照顾的资格。”郭新吉的四弟知道了这件事，生气地瞒着郭新吉找老方让侄女当上了临时工。一个月以后，这事被郭新吉发现了，他先是对老伴发了一通火，然后又找到方志平，让老方辞掉了侄女。
在凤台县直机关，人们至今谈起郭新吉两封家信的事，仍赞不绝口。那日郭新吉任县委书记期间。有一天，他开会抽不出身，就让公务员帮寄两封家信，同时交2角钱买邮票。公务员说：“办公室邮票现成的，干嘛还要买？”郭新吉认真地说：“公是公，私是私，我这是私人家信，不能用公家的邮票。”
郭新吉在县委工作十几年，自己很少坐小车，对于家属、孩子要求更严，就是顺便搭一下车也不准。1980年，郭新吉在阜阳工作的一个儿子回来探亲，回去时恰好赶上县委小车去阜阳办事，司机提出车上有空位，可以把他带回去。可郭新吉却去买了张车票，让孩子挤上长途汽车。郭新吉说：“这对家属、孩子有好处，不能让他们养成一种优越感。”
原县委党校食堂的4间草顶泥墙仓库，郭新吉一家老小在里面一住就是11年。1984年，县里有计划地翻修危房，其中也包括郭新吉的住房。当时，县里安排郭新吉暂时住进招待所，郭新吉诚恳地说：“不必添麻烦了，这点困难我自己能克服。”三九寒天，郭新吉借来一块油布，搭起了一间帐篷，一家人在里面住了一个冬天。
打铁需要本身硬。郭新吉始终认为，作为县委书记，只有严以律己，带头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才能要求大家清正廉洁，克己奉公。
他时常嘱咐老伴和孩子，任何人送东西都一概拒收。一天晚上，郭新吉家来了一位基层干部，拎了一包土特产品，想请郭新吉为他爱人的“农转非”说说话。郭新吉直言相告：“你爱人能不能转为城镇户口，这要看符不符合户口政策，要由公安部门来研究决定，不是我能帮忙的事。请你把东西拿走。”这位干部执意要把土特产留下。郭新吉火了，不客气地说：“你若放在这里，我明天拎到县委门口给你曝光。”这位干部很尴尬，只好拎着东西走了。这件事传开后，人们都知道郭新吉是个软硬不吃的“怪人”。再也没有人敢给他行贿、送礼了。
“人离休了思想不能离休”
1986年12月，郭新吉离休了。离休后，为了让子女们集中精力工作，他主动分担了家庭购买煤、粮、菜的任务。一天，他拉着板车去几里外的煤场拉煤，因为买煤的人多，他就拉车站在最后面排队。煤场的认出是郭书记，惊讶地说：“老书记，你这样大岁数，自己来拉什么煤，待会儿我们给你送去。”郭新吉说：“谢谢你们，别人能排队拉煤，我为什么不能。”他硬是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一个人把煤拉回家。
郭新吉离休后，家里也曾热闹过一阵子。有人给他送来了顾问之类的聘书，有人来请他挂个名誉职务。郭新吉一一谢绝。一天晚上，一位自称是某公司经理的人来到郭新吉家，想请他帮忙“办点事”，并保证“不会亏待”。郭新吉回绝后，这个人指着郭新吉破旧的家具说：“你马列了一辈子管什么用？现在离休了，也该活套活套了。”郭新吉说：“我人虽然离休了，但我思想不能离休，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不能干给党抹黑的事。”
凤台淮河大桥建设期间，郭新吉工作过的阜阳县一个建筑单位的同志来找他说：“老领导，大桥建设工程量大，劳驾你动动嘴给我们搞一个工程干，办好了给你2000元辛苦费。”郭新吉眉头一皱，说：“这事我绝对不能干，那不是共产党员干的事。况且我已经离休了，不管大桥建设的事。”他还劝告说：“作为老领导，我要求你不要拿这钱去腐蚀别的干部。”一席话，说得那位同志尴尬而去。
然而只要是党的需要，郭新吉总是主动请战，不讲价钱。去年10月下旬，王集乡东朱、王郢两个村的干部多次向县里反映，由于新集煤矿征地，两村之间的水系被打乱，直接影响了1000多亩土地的水利灌溉，急需县里帮助解决，县里为此请郭书记“出山”作参谋。“老水利”郭新吉实地察看后，提出在两村两边建一个电灌站，既能避开塌陷区、工矿区、生活区，又不影响领近村。县政府很快批准此方案，建成了电灌站，有了好的效益。当地农民感激地说：“老书记又为俺们办了桩好事！”
城北乡岗湖、南金两个村群众的温饱问题一直没解决，郭新吉离休后始终记挂着这里的群众。1988年春，郭新吉将儿女们给他买冰箱的3000元钱拿来，又从亲戚朋友家借来2000元钱，牵头承包了九里湾内的62亩沼泽沟塘。当初的九里湾杂草丛生，蚊虫多。郭新吉每天起早揣上两个馒头，带上一壶白开水，晚上披着余晖归。烈日下，他光着脊梁板在鱼塘拔苇根，除杂草。脚被苇根扎破了，撕块布条缠一缠；腿被虫咬肿了，抹上一点红药水、风油精；细雨中，他披块塑料布，肩扛大铁锹，看渠放水。他曾三下焦岗湖，四上城北湖，向渔业工程师求教，回来边学边实践。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斗，62亩精养鱼塘终于出现在九里湾内。当年投放的400万尾毛仔，当年就有了效益。去年夏，郭新吉按股份第一次分得九里湾养鱼红利500元，他家都未回，悄悄把这笔钱送给岗湖村小学。
在郭新吉的示范带动下，九里湾内的2000亩沼泽洼塘得到了全面开发，两年时间，精养鱼塘由62亩发展到170亩。同时，随着鱼塘的开发，水源问题的解决，带动了九里湾内蔬菜生产的大发展。长达2.5公里的鱼塘两岸，四季蔬菜郁郁葱葱，种菜面积已达400亩。九里湾内的老百姓每年人均增加收入150元。看到两个村的农民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今年4月，郭新吉主动将62亩鱼塘连同固定资产全部移交给县水利部门。岗湖等村群众动情地说：“多好的县委书记呦，离休了还想着咱老百姓。”
今年春天，县里决定利用焦岗湖的水面资源，加快开发鱼场。为了摸清焦岗湖的资源情况，给县委提供决策参考，郭新吉打算同县人大几位领导一起去实地考察。不巧，这时天连降大雨，他的关节炎复发了，又患了前列腺炎。连解小便都疼痛难忍。一天清晨，县人大一位同志来邀他出门，老伴小声说：“老郭病得厉害，不能出门！”
躺在床上的郭新吉听到了，硬撑着下了床，冲着老伴说：“你怎么说我不能出门，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老伴生气地说：“你早已离休，还操那么多心，不要命啦！”
郭新吉急了，对老伴说：“离休就不能革命了？咱们县还不富裕，我这个老党员还能为老百姓办点事。”
老伴拗不过他，心疼地望着他消失在雨雾中……
http://www.ft.g*.cn/zwgk/topic_view.php?id=49&t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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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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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段练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一位副书记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副书记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副书记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进行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持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从这里开过……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个地区，在一个月内曾经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订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闭塞眼睛捉麻雀"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120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调查。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调查中，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泞里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固阳公社回县城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察看洪水去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不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区。三个青年恳求他："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一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连连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5000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36万人和2574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善于从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汲取营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他常觉得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多么重要！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的要求和呼声，看到许多社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27户人家的生产队。1962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12两红高梁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27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8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7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1963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就干半天，不能翻一锨就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1963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8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1963年9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会议，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服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36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1963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13天雨，雨量达250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紧急的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像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利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呼扇着。那时候，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疼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9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许楼，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像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靠毛泽东思想。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
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2000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24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他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下，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疼得蹬不动车，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肝区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看来还是神情自若的样子，说：
"说，往下说吧。"
1964年的3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