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迁-
长江：
长江流域为长江人类居住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在安徽省江北发现直立人化石，数处包含人类遗迹的遗址，尤其是在太湖周围，也已被发现。虽然中国政治史多以华北和黄河流域为中心，长江地区却以其农业潜力而对历代王朝始终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大运河就是建来用以从长江流域将粮食运往北方的大都市；可能运河最南段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已得到利用，许多河段是在公元7世纪兴建的。
长江上游除成都平原外，东至三峡地区，西北至甘孜、阿坝境内，西南至安宁河、雅砻江流域，均有遗址发现，初步统计约数十处，其中最著名的属巫山大溪文化遗址，经1959年和1975年两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14座，出土器物有石斧、石镜、石凿、网坠、鱼钩、箭链、纺轮等生产工具；釜、罐、曲腹杯、碗等生活用具，还有耳坠、抉等装饰品，代表了新石器时期从中期到晚期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布江汉地区，尤以江汉平原分布为密，仅湖北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450多处，经发掘和试掘的有60多处，多集中分布在汉江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交汇的江汉平原上。早中晚期文化特征都具备的屈家岭文化，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器、彩陶纺轮、交圈足豆等为主要文化特征，还出土有大量的稻谷及动物遗骸，畜牧业也相应发展。饲养的动物种类增多，并已有了渔业。该文化的影响范围甚广。
位于长江中游的江西万年 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有着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过度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完整而清晰的地层堆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美合作农业考古，在遗址新石器早期地层中，发现了距今1万年前的水稻栽培稻植硅石，把世界水稻栽培种植的历史提前了几千年，成为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水稻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同时，该地层中还发现了距今17000年前发展有序的大量原始陶片，是目前世界已知的最早原始制陶的发源地。
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可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洪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位于杭州湾附近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于1973年，曾先后两次发掘，出土的约7000件珍贵文物中，有成堆稻谷、稻壳遗存，出土大量“骨耜”，证明已脱离“火耕”，开始用骨耜翻地；还出土了大片木构建筑，已出现榫卯，是迄今已知最早的“干栏式”木构建筑。
20世纪50年代，在长江流域陆续发现了一批殷商文化遗址。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的出土文物说明“蜀”与殷商中期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为以后的科学考察奠定了基础.
长江中游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已发现的长江流域第一座商代古城，距今3500多年。城邑和宫殿遗址壮观齐全，遗址、遗物、遗骸中明显反映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分群。属于商晚期的大冶铜绿山古铜矿是我国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的古铜矿。江西清江的吴城遗址是长江下游重要的商代遗址。1989年江西新干出土大量商代的青铜器、玉器、陶器，距今约3200多年，具明显的南方特色。这些遗存对于了解至今仍较为模糊的长江流域商代文化，十分有含金量,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黄河：黄河流域在公元前3000～2000年间（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至安阳殷墟）的地理环境适宜于植被的生长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开展，高出约2℃的气候环境为农作物和植被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条件。在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有雷夏泽、大野泽等大量的湖泊存在。《孟子·滕文公上》曾记载黄河流域“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关中平原直到中国战国时期依然有着“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力多”（《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史念海，1981年）。
战国以后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秦国经济中心向关中迁移，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的植被开始遭到破坏。由于黄河流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中心之地（《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2002 年），加之以古代中国重农轻牧的现象，黄河流域植被破坏成为长期、大量的现象。随着公元11世纪气候转冷的开始，伴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迁，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开始减少，然而森林覆盖已经难以恢复到公元前3世纪的状况。并随着植被的破坏，黄土高原开始受到黄河的侵蚀而被卷走大量的土壤，形成千沟万壑的地表形态。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自远古以来即为多泥沙河流。公元前4世纪黄河下游因河水浑浊即有“浊河”之称。公元1世纪初，有人指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这些泥沙中的一部分堆积在下游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淤高，全靠堤防约束，时久形成悬河。每逢伏秋大汛，防守不力，轻则漫口决溢，重则河道改徙。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三至四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河道因泛滥大改道共26次，决口一千多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对中国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影响巨大。
就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特点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 战国筑堤以前
上限大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北山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北流到永定河冲积扇的南缘，向东经过雄县、霸县一线，到今天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今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互为主次，或同时存在，但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在古代，“河”就是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都可能是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② 公元前 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
战国中期，下游大规模修筑堤防后，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汉书2地理志》里记载的大河，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改道频繁的局面，我们暂时作为黄河第一次重大的改道。
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 (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又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③公元1～10世纪(东汉至唐末)
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以上决口，河水一直泛滥至清河郡以东数郡。当时，王莽因为河决东流，可使他在元城的祖坟不受威胁，就不主张堵口，听认水灾延续了近六十年，从而造成黄河史上第二次重大的改道。
此后，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偶而有决溢,也未造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
一，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退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
二，公元70年，在王景领导下，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才固定了一条新的河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从长寿津（今濮阳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与古漯河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
三，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沿途更有一些大小湖泊和沼泽洼地，都起着分洪、排沙与调节流量的作用。
④ 公元10世纪～1127年（唐末至北宋末）
经近千年的堆积，到唐末开始，黄河下游河口段已逐渐淤高。公元 893年（唐景福二年）河口段，发生近百里的改道。到五代时期，决口的频率明显增加，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泛决。
至11世纪初，在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河道又"高民屋殆逾丈"。此后决口地点又上移到澶州（今河南濮阳）、滑州（今滑县东旧城）一带。总的趋势是，河道逐渐向北摆动。五代末年、北宋前期决出的赤河、横陇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
1048年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史称“黄河北派”。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的改道。（黄河北流大的共有三次：商胡埽、小吴埽、内黄口）
⑤ 1128年～16世纪中叶（金元至明嘉靖万历时）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为阻止金兵南下，宋东京留守杜充竟然在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使黄河东流经豫东北、鲁西南地区，汇入泗水，夺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滑一带的故道，不再进入河北平原，在此后的700多年中，以东南流入淮为常。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黄河第四次重大的改道。
浚、滑之间原是黄河下游的窄道，由于这一段河道的控制，以下河道决口后摆动的范围，基本上限制在太行山以东、山东丘陵以北的河北平原上，离开了这段河道以后，下游河道折向东或东南，摆动于豫东北至鲁西南地区。在金代，有记载的12次决口中，决后河道摆动在该地区占10次。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10月，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祥符、杞县、睢州、陈留、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等15处决口。大致可以分成三股；一股在中牟境内折而南流，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水入淮；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地，由涡入淮。我们将其称为黄河历史上第五次大改道。 从金元至明中叶，黄河变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决口地点西移。起初决口多在今山东境内(12世纪50、60年代)，以后西移至今河南汲县、阳武（今原阳东部）、延津一带（12世纪80、9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14世纪40年代，决口已移至新乡、原武(今原阳西部)、荥泽（今郑州市西古荥镇）一带，几至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顶端。
第二，河道干流逐渐南摆。12世纪中期以后河道经豫东北、鲁西南，至今山东梁山县境流入泗水。以后逐渐南摆进入豫东开封、商丘地区，经安徽砀山、萧县至江苏徐州夺泗入滩。金元之际两次人为决河，先后由濉夺泗或由涡入淮。13世纪后期有一段河道夺颍河入淮，达到黄河下游扇形平原的西南极限。
第三，下游河道除干流外，同时分出几股岔流,迭为主次，变迁无定。自12世纪下半叶（金大定年间）开始，即出现“两河分流”的局面。以后又分成3股，大致均流经今废黄河一线以北汇入泗水，夺泗入淮。到13世纪下半叶(元初)，下游又出现了夺濉、涡、颍入淮的几股。嗣后，或东流入泗，或南流入淮，时而又东北决入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今山东东平以下黄河）入海。经常数股并行，迭为主次，变迁极为混乱。元末（1351）贾鲁治河时，曾整治一条从河南封丘东至徐州夺泗入淮的河道，史称贾鲁河。不久即告废坏。
⑥ 16世纪中叶～1854年（清咸丰五年）
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至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中叶)基本结束，“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这是河势的一大变化。后来在万历初年，潘季驯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下游河道方始基本固定，即今图上的废黄河。其后虽有决溢。但旋即恢复故道。清前期经大筑堤防。河南境内河道出现过一段相对安流时期，而山东、江苏境内河段决口次数增多。江苏徐州至淮阴河段兼作运河，是“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潘季驯治河重点即在这一河段上，如大修两岸缕堤、格堤、月堤、遥堤，重修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蓄清刷黄等工程。到清初河患的重心下移淮阴至河口段,这是因为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断延伸，使坡降变化,加速河口以上河道的淤积。故18世纪以后徐州以下河患最为集中。19世纪以后，河道淤废不堪，决口连年发生，更兼国内政治动荡，治河不力，发生新的改道已不可避免。
⑦ 1855年 （清咸丰五年）～20世纪 50年代以前
1855年6月，黄河在河南省兰阳铜瓦厢决口，先向西北淹到封丘、祥符各县村庄，又往东漫流至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成3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运；一股经长垣县，流到东明县雷家庄，这里就分成了两股，都东北流到张秋镇；三股河汇合后，穿过张秋运河，经不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这是黄河第六次大改道。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照现时中国行政区域划分，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濮阳，后经山东的曹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入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安、涟水、阜宁、滨海然后入黄海。但在改道后，于铜瓦厢缺口后，黄河冲破原有的河道，改东北走向，在山东境内借大清河入渤海。这次决口，使黄河下游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其后的20年内，洪水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洲冲积扇上自由漫流,水势分散,正溜无定。直至1876年全线河堤告成，现今黄河下游河道始基本形成。下游河道中自铜瓦厢至陶城埠一段，决口经常发生，故有"豆腐腰"之称。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人为扒开花园口大堤，企图用洪水来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西进。这次决口，使黄河南泛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成灾严重，史所罕见。这也是黄河史上的第七次大改道。
最近因为风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专家说，如果人类再滥砍滥伐的话，黄河的源头很可能会被淹没在风沙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起源，但是这条被誉为母亲河的源头今天却被荒山大围斩，风沙处处。
专家指出，人类违反自然的生活方式滥砍滥伐是破坏水源的主要原因，使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生态系统面临崩溃，也很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破坏下的另一个遗址。
正是黄河频繁泛滥成灾的特点，造就了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性格。中华文明也是从大禹治水、导河入海的艰难奋斗中开始的，以至于许多朝代都设有治河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设有“黄河水利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这在世界大江大河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黄河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引导中华文明走向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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