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发展的阶段特征

一、文艺复兴时代

以佛罗伦萨为中心。拉丁文是共享文字。

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成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焦点在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一部份；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焦点集中于自然，即科学的模式，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焦点是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这种区分只是可以用多种方式组合的三种倾向之间的区分，没有严格的界线，更不是如孔德的三阶段规律的另一个翻版：人文主义模式超越神学模式、科学模式又超越人文主义模式，因为这三种模式都陆续有代表，继续发挥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竞相自称垄断真理与不同形式的共存之间摇摆。

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尖锐攻击经院哲学的，是它们一心扑在逻辑范畴和形上学的问题，其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脱离人的日常生活。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想用另一种哲学思想来代替经院哲学，他们只想把经院哲学所忽略的作用复活起来。

人文主义讨论中最喜欢谈到的话题，就是积极活跃的生活、和沈思默想的生活孰优孰劣？沈思默想的生活不再像中世纪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第二个话题是命运的无常，和拒绝对之屈服的精神。这种要制服命运的决心，产生对人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兴趣，因此肖像画、自画像、传记和自传数目越来越多，而且是用写实笔法，而不是象征或比喻风格。

我们无法回避奥古斯丁笔下充满罪恶的存在，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之间的冲突。大多数文艺复兴人没有对这冲突困扰，继续把信仰基督教视为理所当然。

至于少数感到困惑的，可以采取两条道路：新伯拉图主义和圣经人文主义，它们以不同方式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中的宗教因素。

新伯拉图主义认为和谐匀称是宇宙的根本原则，人通过沈思默想这种最高的人类活动，可同这两个原则求得一致，这种信念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宇宙的等级层次中，人是创造的中心，同所有已被创造的东西联系的环节，是属于物质的较低层次，但仍能够再提高自己与上帝求得相通。

从新伯拉图主义很容易走到神秘主义，所以文艺复兴对魔术、占星术也很着迷，并有兴趣于毕达哥拉斯式数字象征主义、神话及寓言，这都对欧洲的文学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圣经人文主义，就是把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应用到圣经的文本、以及教会元老著作的研究。对他们而言，文艺复兴尽管以人为中心，但宗教性不一定就弱。圣经人文主义以北欧为主，也因此，北欧就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最主要的泉源之一，许多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开始都抱有改革教会的目的，他们认为精通古典研究，并把它用于圣经，是恢复基督教导的本来面目的钥匙。而且，路德对牧师的中间角色，以及他坚持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很可以被看做是人文主义的自然发展，正如他坚持把圣经译成各国当地语言一样。

日耳曼境内，路德对初生的民族感情有吸引力，但出了日耳曼，其它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要追随他，至少得排除两大障碍：1.路德在放弃教会传统与信念方面，越来越走极端，最后干脆与教会决裂。2.路德和卡尔文复活了对人的罪恶本性 的强调；这最后会与人文主义彻底不兼容。

布克哈特有句名言：文艺复兴，是在发现世界、发现人。回归自然、回归古人，是一切看的见的景物的模仿者。

他们描绘具体而普遍的东西，把普遍真理与具体经验结合。

1527罗马遭到洗城之劫后，那布勒斯与佛罗伦萨继之遭到围城之难，接着又是饥荒与鼠疫。意大利剩下最后的一个共和国是威尼斯，它能幸存是因为善于适应时势的变化。

当布勒哲尔画《死神的胜利》之时，早期人文主义对人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信心肯定，成了对实际状况的一种讽刺。这种讽刺会在十八九世纪对进步的信心，到二十世纪瓦解后，再度出现。在这种幻灭中若仍要坚持信念，就得安于悲剧。这就是出现莎士比亚悲剧的背后原因。莎士比亚不再相信勇气、美德能掌握命运，人所能做的，不过是以坚毅不拔的态度面对他的失败。

共和国公民精神的失败，也导引出马基维利的《君王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们看待人物，不再如新伯拉图：像神，或米开朗机罗：像英雄。不过，尽管如此，人仍位居中心。

宗教战争期间，不管新教改革、或天主教反改革，都着手压制人的精神自由，也不再强调今生今世的生活。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因此作为历史力量，它有明显的软弱性，而当某些人组织起来把它当作异端邪说或虚妄幻想加以压抑时，这种软弱性就更加明显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思想，他对人的经验和价值的中心地位，对人的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压制，尽管在十六世纪末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未来站在它们这一边。

二、启蒙时代

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的松散、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联合，巴黎是中心，法语是共享语言。

启蒙时代开启之前，已经有哥白尼与伽利略、培根，探险航海。

宗教战争，使所有思想开始跟神学分家。笛卡耳、史宾诺沙，以及霍布斯。霍布斯把道德社会的基础置于自我保存，最能看出英国内战造成的焦虑感。

启蒙时代开始的十八世纪，开始从宗教战争的怀疑论走出，其乐观，是建立在试验性科学。培根曾在十七世纪时预料到此点，他于1626年去世，结果牛顿诞生了。牛顿生于1642年，死于1727年。大自然开始从神秘中走出，变成可知。

启蒙运动影响力最大的，是运用自然科学的冲击力，让人文学科也脱离神秘的宗教启示。

洛克：政府是一种契约关系，信托是可以撤回的。因此帮英国革命提出辩解。洛克反对笛卡耳所说的人类思想来自天生，他认为来自我们的感官印象。他像牛顿发现自然世界的科学规律一样，发现人心的科学规律。

牛顿和洛克都是英国人，他们在启蒙运动第一期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这是英国比较早享受到自由的结果。

启蒙时代开始攻击笛卡耳的唯理论。他们谈到理性，都是在谈对智力批判性、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他们是经验论者。

因此启蒙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是有连续性、而不是同一性的。他们的解决办法不同。文艺复兴仍可把古典思想和哲学，跟基督教信念、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或多少互相容纳起来，神圣，仍是他们的中心主题。

而启蒙时期，宗教复兴已经失去了势头了。尽管宗教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仍旧存在，包括财富、迫害异己、剥夺思想自由、垄断教育等等。因此启蒙人士，对教会用尽力量攻击的。

如今他们可以得到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成功的科学方法，以及批判、怀疑、经验主义的支持，这种用新的思想方法扩大到人类状况和人类社会的改造，是一门人和社会的科学。

而伏尔泰或牛顿，其实都是对上帝虔敬的人。只是他们从人类是堕落救赎的面向，转到上帝的慈爱，一种更跟自然宗教（我们或可称为创造论，韵琳注）结合的观点。

当然这种批判理性，也就用于权威、传统、习俗，不管它们是来自宗教、法律、政府、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提出问题、要求进行实验、不接受过去一贯所作所为或所说所想的东西，就是启蒙时代的方法论与时代精神。

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有雄心，想为人类和社会研究，做牛顿在十七世纪为自然研究做的事，这样一个设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他们最大胆、最有影响的思想之一，已经成为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份。启蒙运动成败参半的纪录，对后世是有预言效果的。

经济学：杜尔戈、亚当‧思密

孟德思鸠：「法意」可说是现代社会学的启蒙，对气候、法律、宗教、治理原则、过去事例、习惯风俗等等形成社会总精神的一切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尽管这会导致社会决定论、历史相对论，他却将自由在道德上的必要性，置于决定论相对论之上，而他也违反自身前后逻辑的，坚持反对专制统治，认为它是不合道德的。对英国宪法分析出「分权」的基础。

在人性的心理和道德分析方面，没有取得像在社会分析方面那样多的成功。

十七世纪的理性时代和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启蒙时代推翻理性前提，提出经验论。

休谟使用理性一词，只限于得出思想关连的推论和辨别真假，同道德判断所关心的行动、价值、动机和感情，都没有关系。道德的前提，是感情——追求快乐幸福、回避痛苦不幸，我们认可动机行为，均来自感情，而非理性或天启。任何信念或价值，除了人类经验，没有别的。因此要找到最大多数人都想要的幸福。「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比之「契约」，对政治、政府、法律来说，是个更好的基础。

休谟影响了下一代的边沁，他在法国大革命1789年出版的《道德原则与立法工作入门》中提出，立法和制度的试金石，是能否最大限度的增进最大多数的幸福，后来就成为他和哲学界激进份子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鼓吹的立法、政治、经济改革的动力。

启蒙时代的新转折，是鲁索。鲁索声称，从感情、感觉、心灵学到的经验的教训，是理性心智永远学不到的真理，也是唯一能提供正确行动指导的真理。 鲁索刺激了情感的复活和对感性的崇拜。

道德的根源不是理性，也不是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或功利原则，而是「内心的呼声」。痛恨文明社会的腐蚀性，要回返自然，人性本善是大自然的意志，道德来自没有教化的良心。因此跟人是堕落有罪的彻底对立。

根据他的观点创作的「社会契约论」，推导而出：主权在民、全体人民，全体人民要尽力表达普遍意愿。他是第一个阐释人民主权的人，其它启蒙思想家瞩目于开明的君主政体，不信任民主政体。鲁索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人性论一致。

鲍姆加登美学史，让美学独立出来。

温克尔曼开创了艺术史。

十八世纪七零年代，在德国出现了狂飙运动，反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谴责理性主义把感情的自发性、人的个性、天才的灵感从属于冷冰冰的古典主义理性化规则和不自然的趣味。他们也反对法国霸权。

代表人物是哥德。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赫德。将科学研究的理性方法，跟人类现象研究分开，研究人类，英通过历史科学：群体和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法律、文学、宗教信仰、神话和象征、制度等，认为每一个时期、民族、文化、社会按期特点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普遍理想与普遍人性，有的只是多元性，强调个别性、多样化。

这种知识领域需从内部掌握，透过想象性的同情，把自己放在其活动的人类群体或社会之中。

最后是康德，康德书房中的肖像是鲁索。

康德沟通了理性与经验。他的哲学研究一样集中于人，而不是超验的或自然的世界。人的思考、人的经验、人的想象力创造。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在人的经验中接触到的东西，人的思考能力对待经验不是随便任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模式和范畴，这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桥梁。

而后出现了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是思想革命，他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除了鲁索，对群众并不信任，但它对旧制度的破坏，使革命成为可能。法国革命主要并不是意识型态的，是很多现实因素的结合，但激进派用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把它变成了口号：公民、社会契约、普遍意愿、人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

文艺复兴时代以反人文主义的宗教战争做结。启蒙时代以反人文主义的恐怖统治做结。

三、十九世纪（1789-1914）

理性、自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运用，使这个阶段永远的影响了二十世纪。当时的人相信，让所有的人的能量彻底释放，世界会永远进步向前，充满了乐观的心情。

科学替代哲学和收到挑战的宗教，提供精神上的保障和对大自然的掌握，牛顿当年寻找的「原动力」，被从神学中释放，而用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来解释。

孔德企图把自然科学中奏效的方法，应用到社会和道德研究。思宾赛和马克斯都自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得出了可以与牛顿的运动定律相比的一套决定论定律，不容有偶然性、神的干预或个人选择的余地。达尔文则废除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研究的分界线。

达尔文的理论基础是进化和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过程观点，这结束了人的特殊地位，把人与动物等同。

法国：政治上的运用

第一个预见到平等的要求是无法抗拒的，并且继续提出民主将会有什么后果的，是年轻的诺曼贵族托克维尔，1825出版《美国的民主》，从他对美国的观察，他预见到「为了要保障平等，人们会要求增加国家的中央集权，从而即使出于无心，也会造成新的形式的暴政，他们为了要平等而谋求自由，但是平等越是藉自由之助而确立，自由本身就越难获得，这适成反比。」「人们越来越指望国家，为他们提供安全，预见到他们的需要而供应他们必需品，便利他们的娱乐，指导他们的工业，规定他们财产的继承和遗产的分配，只差没有为他们代劳省得他们思想和生活了。」「或许这正是上帝的意旨，宁可让全体人类得到程度稍差的幸福，不让少数人达到十全十美的边缘。」托克维尔认为拥护自由就是拥护人类的尊严，因此他终生致力于参与反对党、强调分权。但他亲眼目睹短命的第二共和国1848-1852 之后，政府被拿破仑的政变推翻，他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建立了第一个全民表决的独裁政体，第二共和国把选民从二十万扩大到九百万，但是新选民心甘情愿的把权力交给那个对人人许诺一切的人，而他唯一的本钱就是有一个伟大的名字。他代表了条件平等和暴政权力的结合。

托克维尔因此写书证明，中央集权化政府机构不是革命创造的，而是革命之前的旧制度建立的，法国革命不但没有推翻它，反而继续了它，政权变异，但中央集权的结构依然故我。

社会主义则更往前进一步。原先社会主义者基于人道主义一直强调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但马尔萨斯阐明工资不能调高到超过维持生活的水平，否则任何增长都会因为它带来的人口增长而抵销掉。

直到马克斯才把社会主义放到另一个不同但坚实的基础上，他引用的是历史决定论。其实这基础跟人文主义传统正好背道而驰，但马克斯创造了对待社会和历史的全新态度，给人类知识一个新途径。

德国：艺术上的运用

德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艺术中找到表现途径，音乐达到了完美的古典形式，把人类的深刻感情和新形式发展中的无与伦比的创新力量做了完美的结合。

哥德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特点。刻意培养平衡与和谐，让文学和其它学科结合，研究自然科学，用客观世界来制约过度主观的时代通病，因着科学研究，也就有了有机体的观念，不相信机械原理可以用到任何活的东西，也不相信可以用分析的方法，把有机生命本体存在分解开来。

制约自然中的形式规律，和制约一首诗、一支曲子或者一件艺术品的形式规律是一样的。人应当把所有能力——感官、理性、想象力、理解力——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统一体，他对其中任何一种能力本身都不信任，不论是想象的、还是抽象的、或者是意志的。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席勒。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德国对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以及个人自我修养的能力有着共同的信仰。

席勒特别相信，艺术形式——在他身上自然是诗歌和戏剧——的经验比别的东西更能唤醒人们，「通过美的晨门，我们进入真的领域。」

德国因着重视自我修养，所以被托克维尔和弥尔批评不关心不投入时局。

洪堡投入教育。

至于施莱马赫，对日耳曼新教影响仅次于路德。

他提出一种人文主义观点的宗教，对上帝的信仰不是通过神学论据或者基督教教条——通过基督的受难而获赎罪——而是来自个人的人性意识：「个人内心中神的最高指示，邀请到时间领域之外去过不朽的生活，不受时间的严格规律的约束。」要发现人内心中会起作用的神，也就是人性最崇高的发现，需要有意识通过培养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并在行为中表现出来。这是「感觉的神学」。 （赫德、黑格尔、马克斯）

英国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英国诗歌的伟大主题。随着工业化的污染，这主题更被加强了。雪莱、济慈、华兹华斯。

柯立芝矫正之前边沁的观点，认为边沁观点只能用于经济，但对社会与历史与文化的哲学，柯立芝强调有机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严重忽略了人之身为人的价值。

弥尔非常欣赏柯立芝。弥尔的「论自由」。

如果仅仅强调一般男女能够达到尊严、善良和伟大的潜在能力，而忽视我们大多数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人能够达到人应当达到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说不通的。

小说家就是在扮演这个角色。透过小说呈现出丑陋人性与苦难世界。

女作家乔治‧爱略特，和诗歌、评论家阿诺德。

评论家拉斯金、莫里斯对社会中产阶级的批判。

一般称呼一八七0到一九一四年这个时期是自由主义的顶峰时期是完全有理由的，人文主义传统对此做了不少贡献。但是此后它就丧失了继续成长的力量和气势。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纷起。

四、二十世纪

1883年，丹麦批评家布兰迪斯（George Brandes）出版《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Men of the Modern Breakthrough），从此「现代」一词流行起来。 尼采激起对非理性的着迷，伯格森的直觉主义、索列尔的暴力说、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和梦境的探索。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崇拜，进行各种试验，一场感官的混乱。这一切都对人文主义传统造成混乱，因为没有客观性对主观性的制约。

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1849-1912），剧中的人物：「 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比以前更强烈的歇斯底里、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代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灵魂中一样。」他自己的人生也是一场地狱危机、一场精神崩溃。（他影响了伯格曼）他的读者群在战后大量出现。

简而言之，开始出现异化、无连续性、非理性、分裂化、经常绝望的世界观，来代替理性、乐观与秩序。

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是不能分家的，否则各自都有偏狭化的危险。

现代社会学的两个领袖人物，涂尔干按照法国理性主义传统，对历史表现出不信任，偏向以定义和分析来进行研究；韦伯则按照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对定义表现出不信任，偏向于根据历史情况来进行理论探讨。前者是让社会学变成实证理性科学，要让社会学超脱历史人文的主观性，后者则是要将它与历史人文结合起来。

宗教心理学：威廉‧詹姆士，容格

心理学：弗洛伊德、阿德勒

现代艺术文学透过他们的新形式，实现双重革命：一是承认人类的分裂本性和非理性因素，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二是承认意识的破碎性、经验的暧昧性和真理的相对性。

于是，构成人文主义的新版本出现了。

但文人主义的核心要素不变：那就是1.人为中心，2.人有价值与尊严，为了让人有价值与尊严，需透过教育和争取自由，让人有选择能力与意志自由。3.重视思想，既不让思想孤立于社会和历史背景，也不想简单的归因，不管是归因于阶级利益、经济利益、性或其它本能冲动。

理性既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也成为辩论的主题，它一再被拿出来辩论：到底它的范围和成就是什么？鲁索和哥德就已对过份高抬理性提出质疑了。极端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有违人文思想所需要的平衡性。

人文思想核心要素的三点，都不妨害人文主义拥有宗教向度。历史以多次证明教跟人文思想的结合。人文思想跟宗教最不同可画出界线的地方，其实不在世俗性，而是在人类堕落的理论、和人文主义对人类能力的信任。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显现在神学家巴特坚持人和上帝之间没有通路、和罗素坚持人类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在对人类充满敌意的宇宙中，为理想奋斗，也只有理想是值得尊敬的。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充满宗教与人文思想的结合。从伊拉斯膜斯的人文主义治学方法，到自然宗教、感情宗教，甚至会跟不可知论结合。

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和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史怀哲的尊重生命、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全都兼容，甚至是他们哲学思想中的必要成分。

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者，若相信宇宙中存在一个比我们自己伟大的力量，并可以指望他给我们帮助，就结合了宗教信仰。

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还要面对的另一个大课题，就是它跟科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人永远不能等同于研究人的生理载体。 最初由维科提出，而后伏尔泰、卡西尔等德国思想家，到克罗齐、柯林乌发展的观点，一再提出自然世界以外的人类文化世界，它需要用人文学，也就是社会科学来掌握和了解。哥德主张的平衡，正是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

二十世纪人文主义面对的未来，正是需要把这种大分家的情势结束，二者结合、又能不失各自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五、人文主义的未来

在十九世纪八零年代到二十世纪三零年代之间，一种新版本的人文主义开始出现，打破了较早时期的乐观假定，认为出发点应该是承认人性的双重性质，承认个人和社会身上的非理性力量，这是由易卜生、弗洛伊德、韦伯这样的先驱者早就阐明了的。

任何一种关于人的哲学，在经过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没有一种能保持完整无损的，同人文主义的观点一样，基督教、马克斯主义、科学的观点都是这样，都要经过一番斗争，才能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的经历所揭示的人类苦难的深沈和人性邪恶的不可测。因此势必会有新版本出现。

有人宣称人文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阶段的一种意识型态，但这种情况只在人文主义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出现，不仅古代世界的人文主义、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都无法套入这种说法中；它还明显忽略掉人文主义中对经济个人主义的批判态度，这种经济个人主义，终于在一再被批判后，出现了政府干预的政治纲领。

因此实在没有理由把经济个人主义，和具有根本意义的人的个体性等同起来；而后者对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性。个体性并不是原子式的孤立，相反的，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社交的冲动、发展人际关系的愿望、关怀和合作的需要、要想属于某个人群团体的需要，这一切都是人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要求，个人的身份仍是不完全的。

与别人结合在一起采取行动是人类最大的潜在资产之一，人不仅是各有不同特性的个体，而且是社会的存在。

六百年来人文主义传统代表的东西：拒绝接受决定论或简化论的关于人的观点，坚持认为人虽然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掌握着选择的自由。但是人文主义态度并不保证大家都会做出好的选择，正确的预见结果，或者避开灾祸，而只保证，如果我们能找到勇气和意愿来作选择，那么仍有很多选择供我们去作。

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若就其粗线索勾勒，可分为西塞罗时代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三个阶段的人文主义其具体内容或容有差异，然就它们的基本性格而言，皆不能担当领导西方文化生命的使命，则系其共性。因为它们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与不足。关于西方人文主义的限制与不足，牟宗三在其《人文主义的完成》一文中有详细的分疏与指陈。

　　首先，看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一概念，在希腊并未成立，其成立在西塞罗时期的罗马，故西塞罗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意识到人文主义内容及其价值的人。他之所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牟宗三认为：“是由于罗马原是一野蛮民族”，故西塞罗的人文主义自觉“正表示野蛮无文的民族开始自觉到自己之野蛮，自己之纯为赤裸裸的原始生命之不足，反省到自己之寒伧，而想要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西塞罗的人文主义，正尽了这个责任。”但因这个责任只落实在“现实生活之重自由、尊理性、富美感，这种广泛意义的生活情调”之上，因此，这时的人文主义只注意到广度方面的礼仪规范之上，并没有由此复向内向深处开发，以彰显出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文化生命的最后根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人文主义自觉，正如唐君毅所说，是基于由外在的观解而来的补漏救弊，并非直接从人之自身而要求自立起来。这实际上并不是自觉，而是他觉，依他而觉。这样一来，此时的人文主义则既有其成就，亦有其限制。其成就在：这种人文主义能极成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其限制在：这种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只是外在的重秩序、尚和谐，实不能凝聚收摄于人的生命中而得以最后的贞定。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所成就只是外在的、形式的、美的人间境观，而这种美的人间境观因是外在的、形式的，因而是松散的、虚脱的，随时可以滑坠堕落。这是因为，人文主义若只落实在现实的生活情调之上，即是松散的、无“本”的，而无“本”，则自身并不能挺立得住。

其次，再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之得到世界的意义，是在这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依然承继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桎梏的对治和超克。故此时的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补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觉自立。Renanissance的本来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从神的蛰伏之下解救出来。所谓“再生”，依牟宗三的理解，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自我，个性的自我，有一种春天之情的喜悦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人间爱”。这样，因重视个性的自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因对治基督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乃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对人的特殊的气质之性的肯定，同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尚只停留在外在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美的境观之上，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收摄到人自身上来，这是人文主义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对于人文主义来说，这是逐渐回归到“人”这个“本”上来了。但必然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生命的反省若只到这种程度，而把人文主义得以成立之“本”建基在人的气质之性上，则依然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这种限制——依牟宗三的看法——主要表现在：此时的人文主义尚不能由个性之我进一步内透反显出一个与“神”通的普遍的自我。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总是同基督教神学对显而成立，其个中关键是：此时的“人”，即个性自我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尚缺乏反省的破裂、超越的分解的内在工夫，而见一个超越的普遍自我，以作为个性自我的领导原则。这样一来，“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虽表示人性的觉醒，个性自我的觉醒，然其所谓人性仍只是对自神本落下来而说，而落下来自其自身而观之，又只是一个浑沦的泛说，而个性自我亦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因此亦只偏于就才情气而说”。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彩由此出焉，其流弊亦由此出焉。其精彩处乃在：能尽人之才情的个性创造，而产生出伟大的科学和艺术；而另一方面，正如唐君毅所言，也使得“人之一切自然本能，蛮性的权利意志，向外征服欲，得一尽量表现之机会；而形成近代文化中另一种人之神性与其兽性之纠缠”。这便是其流弊之所在。

　　最后再来看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的知性”的反抗而成立。而启蒙思想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反省而作的凝敛、收缩与沉着。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执着于生命个性的欢欣而成就了伟大的科学和艺术，但这种成就是基于个体生命对大自然的爱好与追逐，它并没有收缩回来在主体内作一超越的反省与分解。因此，这个时期的科学成就大多尚处于经验层面，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知识之学并没有成立。启蒙思想就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那种个体生命的爱好中收缩回来，沉着而为知性的精神。所谓知性，就是逻辑数学所规定的“思想主体”（注意，这个“思想主体”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因为它——若按康德的哲学来讲——实只是一些先天形式，如时空或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的范畴等，故它是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样一来，“知性”一出现——依牟宗三的看法——“则人之心灵之具体而浑全的活动即被破裂分解而为各方面的形态。知性与直觉分开。因此，了解人的本质亦以‘抽象的理性"视为人之本质”。主体为纯知性，客体为纯自然，知性为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这种收缩回来的基于主体的超越的反省与分解，使得“学之为学”的知识之学得以成立。这是启蒙思想的最大贡献。但另一方面，正如牟宗三所言，使得启蒙思想脱离了人文主义的母体，而成为“非人文的”。因为，若仅以“抽象的知性”视为人的本质，则势必将人的丰富而质实的内容拉空，而人文主义必须从整全性、丰富性和质实性来看人。这是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起来反抗启蒙思想的根本原因。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起初是由一批文学家所发起，被称为狂飙运动。他们从一种新的生命感情出发，而反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知性”的僵化、空疏。尽管狂飙运动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一样，均是从一种生命之情而进入，但狂飙运动有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地方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对立，与宗教不相融；而狂飙运动则通过对生命的深深体验，则见出了宇宙大生命的无限性与弥漫性，从而有一种泛神论的倾向。尽管这与真正的宗教精神尚有很大的距离，但可以见出此时的人文主义与神本并非绝对地不相容了。但这，正如牟宗三所言，毕竟是基于文学情调的主体主义的浪漫精神，这是一种绝对的主观主义，然人文主义必须由主观主义而进到客观主义，主体的客观主义。后来的莱辛、歌德适时地提出“人格”的概念，就是要把人文主义由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牵引。 他们借用柏拉图哲学中的Idea（理型）概念，把“人格”作为生命的理型而内在化于生命之中，导入人文主义之中，从而使人文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的浪漫精神而走向客观主义。这样，人在其自身之中有其内在的形成法则，各个人都是从内的无限发展达到其整严规定的个性。牟宗三认为：“有了人格概念，先把自己的生命内在地客观化，然后始能肯定人间的一切人文活动，见出其能完成人格的教养作用。这就是移向客观主义”。

　　所以，在歌德的基于人格的人文主义看来，人格的发展是个性，同时也是整全性。完全的个性，不能不是“全人”，但不是全知全能，而是人的一切能力都得到充分而健全的发展。这便克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对单纯个性的喜悦，而使得人的能力虽得以充分发展，却又与兽性相纠缠的弊端。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贡献。然而，歌德等人根据柏拉图哲学的“理型”而提出“人格”的概念来进入人文主义，其弊端也是极其明显的。生命诚然要客观化，从而开出其意义与价值。但歌德等人取途于柏拉图的“理型”，则是不够的，因为柏拉图的“理型”是从对象方面，以一种美学情调的观解，再佐以逻辑思辩，而把握的“体性学的有”，一种纯“形式的有”。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由此而进入人文主义并不能尽其全蕴，因为人文主义必须依仗生命自身的觉悟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也就是说，依据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并不能尽人性主体之切义，不能树立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性”，并以之真正开辟出价值之源与理想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