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论外几-
根据推断，这首诗应该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王维所作。
《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选自《王右丞集笺注》，是王维题友人皇甫岳所居的云溪别墅所写的组诗。五首诗每一首写一处风景，接近于风景写生，而不同于一般的写意画，或许是一处景点。《鸟鸣涧》，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
《鸟鸣涧》中，不仅可以看到春山由明月、落花、鸟鸣所点缀的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而且还能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皇甫岳，乃皇甫恂之子，王维的朋友。
根据皇甫恂和其夫人墓志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皇甫恂五世祖皇甫明，南朝梁武陵内史、建安侯；高祖皇甫仲延，隋朝南顿县令；曾祖皇甫珍义，唐朝歙州休宁县令，朝散大夫资州长史，资、建、陵三州刺史；祖父皇甫文房，朝散大夫太子舍人，洺州司马，黄门侍郎；父亲皇甫镜几，字晤道，唐高宗麟德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终于私第，春秋二十三；母亲琅邪王氏，卒年不详。父母二人以唐睿宗文明元年八月五日同迁祔于洛阳邙山西原先君之茔。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以镜几为文亮子，今据皇甫镜几、皇甫恂、皇甫慎三人墓志，可证其为误系也；而文亮、知常、慎为祖孙三代。又唐宪宗朝宰相皇甫鎛，为镜几弟邻几之孙。
自“弱冠”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至玄宗开元十三年去世，官,场,浮,沉40余载，官至从三品级，也算得上地位显达。但他最终死于贬谪之地，未以荣名而终；身后子孙亦未见显达者，故正史无传。
皇甫恂唐高宗麟德元年出生，1岁多即丧父而孤。
武后光宅元年， 21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此后20余年间，历任同、汾、雍州判司，富平县令等职。
唐中宗景龙四年，47岁。由雍州富平县令升任东宫武官左率府郎将，再升右虞侯率，成为皇太子李隆基的亲信之臣。
案唐中宗于景龙四年六月驾崩，韦皇后临朝摄政，欲效其婆母武太后故事。临淄郡主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等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及其亲党，拥护其父睿宗即位。李隆基因功被立为皇太子。是年十一月，葬中宗于富平县定陵。
唐睿宗景云二年，48岁。皇妹太平公主擅权用事，欲动摇太子，皇甫恂出任外州刺史。玄宗先天元年，49岁，升任夏州都督，成为执掌,地,方,军,政的高,级,官,员。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命太子监国，但迫于太平公主之怒，将支持太子的宰相姚崇、宋璟贬为远州刺史；十月，又从太平公主之请，将韦安石、郭元振、张说罢相。先天元年八月，睿宗退居太上皇，玄宗即位称帝，而朝中宰相7人中有5人出自太平公主之门。先天二年七月，太平公主与其党徒阴谋废立，被玄宗先发制人而诛,灭。
“朔方道元帅代公”是指代国公郭元振，早在武则天时就是名震陇右、西域的一员大将。景云二年正月，他以太仆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月，又兼兵部尚书；十月为吏部尚书，罢知政事。延和元年六月，出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节制诸军，防御漠北后突厥。先天二年七月，玄宗诛,灭太平公主集团，郭元振参与定计和行动，因功封爵代国公，兼御史大夫；十月，玄宗讲武于骊山，郭元振因军容不整，坐流新州 。
皇甫恂出为渭州、银州刺史的时间，约在景云二年二月皇太子李隆基监国前后；他受郭元振器重而推荐担任夏州都督的时间，当在先天元年六月郭元振出任朔方道大总管之后，或在当年八月玄宗即位前后 。
唐代的都督府一般置于“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 ，都督的职责是“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 即主要任务是统筹数州镇防行政事务。同时负有镇抚辖区内“羁縻都督府州”的责任。夏州都督府始置于太宗贞观二年，领有夏、银、绥3州，武后圣历元年又增领盐州防御使。案夏州在唐代是横山北麓的军事重镇 。夏州所在的“河曲”是古代农、牧族类交融频繁的地域，唐前期在“河曲”活动过的游牧部族先后有突厥、薛延陀、铁勒、粟特、吐谷浑、党项等。到玄宗开元初年，在这里的游牧族类主要是突厥和党项诸部，所以，皇甫恂所任夏州都督“兼押党项突厥卌二蕃”。
玄宗皇帝即位在先天元年八月；而皇甫恂自景云二年初由东宫官员出为外州刺史到“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之时，已届开元二年之初，这即是玄宗下诏给皇甫恂的时间。因何有此诏赐？早在开元元年十月，器重并推荐皇甫恂担任夏州都督的郭元振已遭贬谪，而皇甫恂难免心惧牵累，此时下诏，安慰勉励，使其感恩戴德，忠勤国事。
又案“戎狄伺边，御捍是切。”“蠢兹猃狁，侵我疆场。”是指漠北后突厥汗国。其默啜可汗在位时，有控弦之士40万，是唐朝的北方勍敌。延至开元二年，后突厥因内乱而势衰，其部落纷纷降唐。开元四年六月，默啜可汗死于征途，其所属拔野古、回纥、同罗等五部皆南来降附。
玄宗开元四年，53岁。出为万州别驾，稍转荣州刺史，又迁雅州都督；又除益州大都督府司马兼剑南道支度营田副使。
不久，他又迁升剑南道荣州刺史，再升任雅州都督。可见他虽遭贬黜，但又很快官复原位，受到重用。案雅州为下都督府，开元三年置，都督生羌、生獠等羁縻州19个，其后增至50余州。 在雅州西面的山地，有三条通往吐蕃的道路：夏阳、夔松、始阳，沿路皆为诸蛮部落错居之地。 雅州地处益州的西面，以金川为界与吐蕃相接，是剑南道边防第一线。不过，在玄宗开元初年，唐朝与吐蕃的战事重心，是在陇右道“黄河九曲”地带。
一般大都督由亲王遥领，而长史（从三品）主其政。皇甫恂所任益州大都督府司马，属都督府官员中的上佐； 他所兼剑南道支度副使是负责财政会计的职务；营田副使是主管屯田、营田的职务。
玄宗开元七年，56岁。自益州大都督府司马“征还本朝”，除司御率兼朔方军副使。开元八年，57岁。擢授右金吾将军兼充剑南道山泽使。
据唐官制，左、右司御率为太子东宫武官，“掌东宫兵仗羽卫之政令。” 右金吾大将军、将军职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
史载：开元八年正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頲改任礼部尚书，罢知政事，俄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按察节度剑南诸州。时前司马皇甫恂使蜀，檄取库钱市锦半臂、琵琶捍拨、玲珑鞭等，頲不奏诏书，因上奏言：“遣使衔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泽赡军费意。”或谓頲曰：“公今在远，岂得忤圣意！” 頲曰：“明主不以私爱夺至公，吾可以远近废忠臣节邪！”玄宗不加罪，优诏为停。
案玄宗即位之初，求治心切，为了禁抑自武则天晚年以来朝野上下奢侈淫靡的“浮竞”之风，于开元二年七月下令在正殿前焚烧珠玉锦绣，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天下更不得再制作；还下令销毁乘舆服御和金银器玩，以供军国之用。但从皇甫恂使蜀的作为却可看出，玄宗的刻厉节俭，只不过是为了表率群臣而做的宣传示范，并未能坚持始终。而且，皇甫恂这件事在当时影响不小，直到百余年后的敬宗（李湛）朝中，仍被大臣所提及。
玄宗开元九年，58岁。除将作少匠。开元十年，59岁。除殿中少监加银青光禄大夫。
史载开元四年六月，太上皇（睿宗）驾崩；七月，有大臣上奏以太庙七室已满，请迁中宗神主于别庙而奉睿宗神主祔太庙，从之；八月，敕令于太庙西少府监赐坊，别造中宗庙，隶入太庙署；十一月，徙中宗神主于西庙，祔睿宗神主于太庙。至开元十年六月，增置京师太庙为九室，迁中宗神主还正庙，诏曰：“今中宗神主犹居别处，详求故实，当守不安，移就正庙，用彰大典。仍创置九室，宜令所司择日启告移造。” 这“所司”其中就有将作监，掌管国家土木工程营建事务；凡山陵、郊庙、城门、省、寺、台、监、十六卫、东宫、王府诸官舍，谓之“外作”；凡修理宫庙，太常寺先择日以闻，然后兴作。
开元十三年，62岁。因“韦宾事件”被贬为锦州刺史，是年十一月卒于官。
史载此年十月，玄宗尝不豫（生病），薛王隆业（睿宗第五子）妃弟韦宾时任太子东宫内直郎，与殿中（少）监皇甫恂，“私议休咎”（吉凶，即涉及皇位问题），事发，玄宗下令杖杀韦宾，左迁皇甫恂为锦州刺史。薛王惶惧而不敢入谒，妃子亦“降服待罪”。玄宗急令召业，降阶执手，温言相慰，设宴款待，并慰谕业妃，令复其位。
早在开元八年十月，岐王隆范（睿宗第四子）因“好学工诗，雅爱文学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而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尚睿宗女霍国公主）坐与岐王游宴，“兼私挟谶讳之书”，配流岭南新州，并离其妻（公主）。还有京兆府万年县尉刘庭琦、太常寺官员太祝（正九品上）张谔，因常与岐王饮酒赋诗，庭琦被贬为雅州司户，张谔被贬为山茌县县丞。而玄宗对岐王不加责问，恩情如故。
案在“家天下”的古代社会中，臣民“妄议休咎”，乃是触犯“政治高压线”的敏感事件。而唐玄宗即位之际的重大社会背景之一，就是宗室与朝臣相结发动宫廷事变的风气。因受武则天“革唐为周”之影响，自神龙元年到开元元年的8年间，四易皇帝，七次政变，可谓政局动荡，气氛险恶。且玄宗本人并非嫡长之身，属于“因功而立”。因此，他称帝后对频繁政变深恶痛绝，大加整肃。为了树立皇威，稳定政局，玄宗采纳宰相姚崇建议，以翊赞功臣和宗室诸王为整肃重点。 当然，贬谪功臣是出于“姑欲立威”的权宜之计，并非“卸磨杀驴”式的恩将仇报。禁约诸王兄弟也是在明文告诫和兄弟敦睦的温情亲爱中贯彻始终的，而对于诸王亲兄弟与朝中官员的交往事件，则采取处分朝官从重，不究诸王责任的原则。
唐代锦州地属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划入黔中道），至京师长安三千五百里（唐里，下同），至东都洛阳唐代对以惩戒为目的的贬流之人，主要流往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巂、江南等六大地区，正好符合唐朝流,放,罪,人于边恶之州、蛮荒之地的基本,政,策。
王维字摩诘，人称诗佛，名、字合之为“维摩诘”，“维摩诘”乃是佛教中一个在家的大,乘,佛,教的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萨，意译为净名、无垢称诘,意思是以洁净，没有染污而称的人。可见王维的名字中已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王维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苑咸《酬王维序》），死后更是得到了“诗佛”的称号。王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家庭里，根据王维写的《请施庄为寺表》云：“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从小就受到了母亲的熏陶，同时，根据《王右丞集注》卷二五，有一篇《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文中述及了诗人同当代名僧道光禅师的关系是说：“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可见王维确实也佛家因缘不浅，其晚年更是过着僧侣般的生活。
据《旧唐书》记载：“在京师，长斋，不衣文采，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颂为事。”此时的王维俨然是一僧侣了。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迁至蒲州，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之一。与孟浩然并称“王孟”。因曾任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王维青少年时期即赋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 中进士第，为大乐丞。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后归至长安。
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为右拾遗。其时作有《献始兴公》诗，称颂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当时要求有所作为的心情。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次年贬荆州长史。李林甫任中书令，这是玄宗时期政治由较为清明到日趋黑暗的转折点。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安史乱前，官至给事中，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他的诗句被苏轼称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确实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静，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这一诗派是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后继者，这一诗派的诗人以擅长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而著称，在艺术风格上也比较接近，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其主要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常健、祖咏、裴迪等人，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王维和孟浩然，也称为“王孟”。
这首诗写春山之静。“静”被诗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为什么呢？是由于“山静”，所以人静。人静缘于心静，所以觉察到桂花的坠落。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景，却反衬出春山的幽静。鸟鸣涧，是一处风景极优美的地方。涧，是山涧，夹在两山间的流水。 这首诗描写的是春山夜晚异常幽静的景象。诗的大意说：在寂静没有人声的环境里，桂花自开自落，好像可以感觉到桂花落地的声息。夜静更深的时候，景色繁多的春山，也好似空无所有。月亮刚出，亮光一显露，惊动了树上宿 的小鸟，它们在春涧中不时地鸣叫几声。
这首诗主要写春山夜景。花落，月出，鸟鸣，都是动的，作者用的是以动衬静的手法，收到“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闲”说明周围没有人事的烦扰，说明诗人内心的闲静。有此作为前提，细微的桂花从枝上落下，才被觉察到了。诗人能发现这种“落”，或仅凭花落在衣襟上所引起的触觉，或凭声响，或凭花瓣飘坠时所发出的一丝丝芬芳。
总之，“落”所能影响于人的因素是很细微的。而当这种细微的因素，竟能被从周围世界中明显地感觉出来的时候，诗人则又不禁要为这夜晚的静谧和由静谧格外显示出来的空寂而惊叹了。这里，诗人的心境和春山的环境气氛，是互相契合而又互相作用的。写空灵闲静的环境和心境，主人公用他全部的心神去细细地啼听花落鸟鸣的天籁，他的内心宁静淡泊，但又富于幽雅情致。静到极处的自然在诗人笔下有声有色，生意盎然。月出无声，而山鸟惊飞，这是动静相衬的艺术佳境。
《而庵说唐诗》："右丞精于禅理，其诗皆合圣教。"《唐诗笺注》："闲事闲情，妙以闲人领此闲趣。"《诗法易简录》："鸟鸣，动机也；涧，狭境也。而先着夜静春山空;五字于其前，然后点出鸟鸣涧来，便觉有一种空旷寂静景象，因鸟鸣而愈显者，流露于笔墨之外。一片化机，非复人力可到。"
这首诗是王维山水诗中的代表作品之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赏析，这首诗的精妙之处在于“动”、“静”对比衬托的诗情画意。首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便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挚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
而我们在诵读的同时也似乎进入了“香林花雨”的胜景。此处的“春山”还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因是“春山”，可以想见白天的喧闹的画面：春和日丽、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白天的喧闹消失殆尽，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其实“空”的还有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唯其心境洒脱，才能捕捉到到别人无法感受的情景。
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静静的月光流泻下来，几只鸟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不时地呢喃几声，和着春天山涧小溪细细的水流声，更是将这座寂静山林的整体意境烘托在读者眼前，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人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古来好诗都是就天成好景，用妙手记叙出来。而我们在低吟浅酌之时，脑海胸襟似乎也随着诗人的文字进入到那片清幽绝俗的画面之中。在这春山中，万籁都陶醉在那种夜的色调、夜的宁静里了。
因此，当月亮升起，给这夜幕笼罩的空谷，带来皎洁银辉的时候，竟使山鸟惊觉起来。鸟惊，当然是由于它们已习惯于山谷的静默，似乎连月出也带有新的刺激。但月光之明亮，使幽谷前后景象顿时发生变化，亦可想见。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操《短歌行》）是可以供联想的。
但王维所处的是盛唐时期，不同于建安时代的兵荒马乱，连鸟兽也不免惶惶之感。王维的“月出惊山鸟”，大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鸟虽惊，但决不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它们并不飞离春涧，甚至根本没有起飞，只是在林木间偶尔发出叫声。“时鸣春涧中”，它们与其说是“惊”，不如说是对月出感到新鲜。因而，如果对照曹操的《短歌行》，在王维这首诗中，倒不仅可以看到春山由明月、落花、鸟鸣所点缀的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而且还能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鸟鸣涧
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该诗也是这样。而“人闲”二字说明周围没有人事的烦扰，说明诗人内心的闲静。更突出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但是添加了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即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动的景物反而能取得静的效果，这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总是互相依存的。在一定条件下，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能够为人们所注意，正是以静为前提的。“鸟鸣山更幽”，这里面是包含着艺术辩证法的。
再也不做稀饭了-
王维写《鸟鸣涧》的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该诗是王维题友人皇甫岳所居的云溪别墅所写的古诗《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首。是安史之乱前的社会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