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是在崛起吗？

中国是一个保存人类胎儿的酒精瓶。

——雨果

这些年的中国是崛起了还是落后了？这个问题不仅应该引起政府的思考，更应该引起全民的思考。当然，这些思考不能停留于表面，而应该深入到人心，深入到人生哲学和政治、道德的层面。不负责任的思考，只会贻笑大方，例如中国社科院的蓝皮书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就像一剂迷魂汤。

假如中国真的是在崛起，那么，每个中国人就应该感到自豪。这种自豪当然跟民族主义无关，因为全世界都希望中国走向真正的繁荣。“中国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这是西方人说的心里话，不是烟幕弹！但是，假如中国并没有真的在崛起，那么，中国人就应该严肃认真地进行反省：中国的落后究竟在哪里？我们不应该讳疾忌医：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落后，进而看不到落后的原因所在。

很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一听到“中国落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甚至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以为那些都是污蔑之词。实际上，关于“中国是否落后”这一问题的思考，从16世纪末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最早遇到了中西文明交往过程中“鸡同鸭讲”的问题。事实上，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较之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不知道高出多少个层次！大体上而言，西方人一般都认为中国这条巨龙一直就没有苏醒过来；并且，他们（例如谢和耐）认为，在中国，能深刻理解西方思想的人，从来就是少数。

在此，一个致命的问题出现了：中国一直在学西方（市场经济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源自西方），然而，却无法真正理解西方的思想！那么，除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能够被我们生吞活剥之外，中国人究竟如何在精神上安顿自己？进而，中国人究竟要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复古，当然是绝无可能的。不论我们怎样鼓吹“国学”，我们都无法做到言行一致。因为地球人都处在现代化的包围之中。

很多人诅咒现代化，因为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就是科技与经济能够无限可能地增长。所以，他们认为现代化将毁坏人类共处的生存环境。实际上，现代化的核心并非科学、技术，而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革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从而通向“无限可能生活”，即：每个人得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并非放纵，而是更加经济。“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AdamFerguson)

自由，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生活方式。所以，自由过去与资本主义相关，今天则与互联网相关。对于资本主义，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给予了重新的“正名”，这本书第一句话就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实际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解释，在很多方面与哈耶克是异曲同工的。老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后也落脚到了个人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肯定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为了避免人们对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这一主张的误解，马克思对“资本”进行了精辟的前瞻性描绘：“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马克思总结性地说出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肯定了个人自由，而且还肯定了“个人财产”。他的自由概念的内涵与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一致的。今天，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已经真切地看到了这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对我们敞开了未来的无限前景。事实上，人类合作已经扩展到了我们每一个身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无限可能的，所以，创新也成了无限可能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熊彼特曾经说过，经济增长的奥秘就是创新。这就是现代化的伟大之处！

本来，现代化高歌猛进，世界和平已成事实，中国躬逢其盛。13亿人站在合作的角度，就不是累赘，而是巨大的财富。然而，问题恰恰出在中国人根本就不懂得人与人之间究竟如何开展合作。所以，当下中国人最大的精神困惑，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相互隔阂甚至彼此致害的状态。没有平等对话的平台，也无相互协作的可能，更无国族认同的根基。人们只求私利，无视公理存在。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真正开始，甚至在很多方面，中国人与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很多愚昧无知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误解和敌视，几乎是骨子里的。2010年最值得中国人警醒的几句话有：一是今年两会期间温总理说的：“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甚至更长。”一是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人的善意提醒：“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和工业产出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910年。我的意思是他们要赶上我们还得做出很多努力。”一是中国年纪最大（105岁）的学者周有光先生说的两句话：“中国落后惊人，没有经济奇迹”。“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许多社会规律在我们这里都不起作用。”这些话为中国人敲响了警钟，它们共同指向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无法走向现代化？

实际上，中国一旦理解了现代化的精神实质，崛起与否，就成了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伪问题了。国家的强大，最终在于每个公民的道德觉悟。我们见过印度人那么心急如焚地搞“文化复兴”、“崛起”运动吗？没有！人家淡定的很，根本就不屑于跟我们一争高低，尽管已经是人口大国，但人家依然孩子照生。发展是急不来的，得依靠广泛的社会合作，得水到渠成，而不能揠苗助长。至今仍然是印度籍的阿玛蒂亚u2022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人家注重的是自由！自由的背后是幸福，而不是GDP。

金观涛的新著《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有三个方面：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基于个人权利的民族认同。实际上，这三个方面可以分别对应于哲学、科学、宗教。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所没有的东西。因此，中国人要理解现代化，就必须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领会西方文明的精神实质。“中国落后惊人”的背后，是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上的落后。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就像制度与文化一样，是相互纠结着的东西。正是因为纠结，所以，中国人要理解西方文明，就必须脱胎换骨地进行启蒙。

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相当清醒有力的。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实际上，中国人不注重个人权利，是与中国没有逻辑、没有思辨哲学、没有宗教信仰相关的。梁漱溟在其遗稿《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写道：“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但他最后的观点却是：“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很显然，以个人情感代替工具理性，这是中国人的通病，梁漱溟亦无法免俗。

中国人之间几乎无法开展理性的对话。人们在辩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最终都要挥舞着道德甚至政治强权的大棒子，回避问题本身，而转向人身攻击甚至政治迫害。这是懦弱、智障、缺德的表现。所以，中国人即使做错事也不反省，即使做坏事也不愧疚。人们将投机取巧、会拉关系视为“老道”、“世故”。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被人批评为“幼稚”，这是因为我往往回避“拉关系”的做法，直接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指出现行制度的不合理之处。然而，现实中到处都是人为的障碍。不仅如此，人们还将愚蠢当做聪明，将严肃的公共事务当做娱乐。于是，整个社会效率极其低下，而且，内耗极为严重，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做到诚实信用。信息扭曲的结果，就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损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让人有一种哭笑不得的窝囊感。所以，人们要么做骗子，要么做哑巴。

毛泽东曾经在一份报告上亲笔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是很值得推敲的一句话。它说明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社会精英”阶层。中国的所谓“社会精英”，几乎都是好吃懒做、擅长投机取巧、不懂理性思考的人。这与国外的精英阶层完全不同，后者富有批判精神，更有创造精神。两套完全不同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人必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相较而言，中国的那些不识字的、未被中国式的教育所污染的“文盲”们，显得更有道德些。

中国的读书人可以说是“臭屎无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在经过我们的教育之后，几乎完全丧失了批判的勇气，更何来创造力？中国的读书人感兴趣的是玩弄个人生活的玄学，而不去追求具有公共性、普世性的哲学、科学。理查德u2022尼斯贝特在《思维的版图》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的目标是道而不是发现真理。思想不能用来指导行动，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徒劳的。”“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件的规律。”

E.A.

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中华文明未成熟时期所具有的很强的创造力，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几乎看不到。”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问题之一就是“文化早熟”。这是梁漱溟的发现。他认为：“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得，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渐进，后者便是早熟。”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愿只有一早熟之病，本病虽有一个，而表现之病象则有五：”“1、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2、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3、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4、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极。5、暧昧而不明爽——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

一个早熟的孩子，往往固执、任性、不开化、不学习，对外界缺少好奇心，对外人缺少真正的热忱（自由平等的交往热情）。而古希腊之所以哲学，是因为古希腊是一个人类健康的孩子，他充满了好奇心，敢于发现未知的世界。所以，西方文明天然地具有进步的基因。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西方人逐渐掌握了方法论和价值论，发展出了现代文明的所有要素：个人自由、公共理性、社会协作。现代国家也是西方的发明。然而，中国在这些方面是全面落后于西方的。从根本上说，当下中国仍然像白鲁恂所说的那样，她只是一个文化，而不是一个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一盘散沙的传统社会。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像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范围。”

不进则退！文化早熟的结果，就是僵化。僵化的结果，就是倒退与落后。所以，在我看来，哪怕再过一百年，中国也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对此断言，很多人可能要嗤之以鼻了。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个预言。然而，一旦你将100年换成即将到来的20年，你会得到什么答案？我猜想，这下子很多人会改口了：20年之后的中国，估计跟现在差不多。那么，20年之后的20年呢？估计也差不多吧！如果你认为未来是谁也无法预测的，那么，你可以倒着推。

100年前的中国，是否比现在更有危机感？那个时候的社会思想难道比现在差吗？只要稍微清醒一些，你就不难发现，眼前的中国人并不比100年前的中国人强多少，相反，还差很多。

100年前的中国，差点就拿到了跨入现代化门槛的钥匙！然而，历史不可能从头再来。

那么，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其症结究竟在哪里？是制度，还是文化？在文化与制度中，我更加倾向于“制度决定论”。当今有一个说法非常主流：“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害者。”的确如此！不要看“特殊利益集团”的日子表面上风光滋润，实际上，他们都是没有灵魂的橡皮人。假如这个主流认知是符合事实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在害人的制度背后，一定有一种比制度更加顽固的东西。然而，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它凭什么能够如此顽固地左右着并阻碍着中国的制度建设？各位看官，且听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