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简介

[编辑本段]福楼拜介绍

全名：Gustave Flaubert 古斯塔夫·福楼拜

出生年代:1821-1880

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19世纪中叶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年12月17日出生在卢昂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庭。其作品反映了1848-1871年间法国的时代风貌，揭露了丑恶鄙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他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和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著名短篇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所以福楼拜是莫泊桑人生中的恩师，他们的写作风格也很相似。

生平创作

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父亲去世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专心埋头于文学创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社会，了解农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国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但对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年多时间写成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小说以简洁、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爱玛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成年后，嫁给平庸的市镇医生包法利。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耳弗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远离而去。爱玛遂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私欲，爱玛借高利贷，导致破产，最后服毒自尽。小说一问世便轰动文坛，福楼拜获得盛誉，但遭到当局控告，认为他诽谤宗教，有伤风化。此事对他压力很大，因此，创作转向古代题材。5年后，福楼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萨朗宝》，描述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兵和民众的起义。作者以现实主义笔触再现了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的广阔场面。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福楼拜的创作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他潜心修改旧稿《圣安东的诱惑》。小说叙述了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鬼种种诱惑的故事，表达作者对社会贪欲的极端厌恶。1875～1876年，福楼拜与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乔治·桑责备他过于客观，缺乏感情，促使福楼拜写出了《三故事》。所写3篇故事各具独特的格调和题材。《圣·玉连外传》根据宗教传说改写而成；《希罗底》描写中世纪近东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一颗简单的心》是其中最为杰出的短篇。它写一名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朴实动人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美好善良的心灵和勇敢机智的品质。高尔基盛赞这个短篇“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

福楼拜的最后一部小说《布法与白居谢》差一章没有完成，它可以说是《情感教育》的姐妹篇。主要描写1848年革命在法国外省引起的反响。布法和白居谢是两个抄写员，白居谢得到巨额遗产后，便同他的莫逆之交布法到乡下定居，两人对农业、化学、地质学、史学、文学等加以研究，然后又逐一摒弃。1848年2月革命消息传到乡间，他们又转向哲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的研究，但最后一事无成，又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艺术成就

福楼拜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要敢于揭露丑恶现象。在精确地再现社会现实方面，他是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主张文学应严格、细致、忠实地描绘事物，文学可以将丑恶的生活现象照实描绘，这又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上。他善于在篇幅不很大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为此，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细节的真实。他在塑造典型人物同时又注意环境的描写。他经常进行广泛调查和实地考察。在描写上，他通常用白描手法，运用简洁的语言抓住特征，烘托气氛。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常常反复推敲。他认为，“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词精粹、明晰而准确。他曾是莫泊桑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导师，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同行们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

福楼拜的代表作

福楼拜的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福楼拜的代表作。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艺术形式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一个新转机。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后，小说家知道即使是小说，也要精雕细琢。这不仅是一部模范小说，也是一篇模范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为作者带来了麻烦。许多人对号入座，批评福楼拜这部书“破坏社会道德和宗教”，他还被法院传了去：原来是有人告他“有伤风化”。这时许多读者纷纷向福楼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连一向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为他辩护。法庭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作家被宣告无罪——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响。

艺术贡献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关于《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伯父、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尔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50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似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事上究竟取得怎样不同凡响的成就，对于小说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结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故事的。从第二小结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头的。比如说：“路易·朗贝尔于1797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于》）。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小说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 “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

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到：“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音。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也许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小说都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引导”，只不过这种“引导”更为隐蔽、更为机巧。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说，我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楼拜文体变革的意义的。实际上，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古老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放弃了自己“引导”读者的权利。因为从《包法利夫人》这个作品来看，作者本人的倾向、立场和意图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被我们感觉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纯客观”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概念把一些本来很清楚的事实弄得一团糟。况且，《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品，它与后来“新小说”的罗布－格里耶等人所谓的“物化小说”、“纯客观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也不是说罗布－格里耶的作品就一无是处，至少他的《嫉妒》相当不错），但罗布－格里耶把福楼拜在修辞上的一些趣向极端化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问题：“非人格化叙事”也好，纯客观、物化叙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这种“纯客观”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家写作当然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语言文字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它既不“纯”，也非“物”，“纯客观”如何实现呢？它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后来罗布－格里耶干脆不写小说（据说最近他又从重操旧业），去搞电影了，因为他觉得摄影机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摄影机固然是物，但操纵摄影机的人当然也是“文化”的产物，他（她）有着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感情上的喜、憎、哀、乐，如何能够“纯客观”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最为重要的，叙事分寸感。我们在以前曾说过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轻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茨威格说他比伟人还伟大），而福楼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制作出来的杰作，自从问世以来，即成为“完美”的象征。福楼拜对语言和文体十分敏感，创作态度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未随意处理任何一个细节和线索，力图做到尽善尽美。叙事的节奏，语言的分寸，速度和强度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说，爱玛首先与莱昂相遇，但在爱玛与莱昂的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作者却让他去了巴黎，莱昂离开后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飞蛾扑火地投入鲁道尔弗的怀抱，而当爱玛与鲁道尔弗的情感冷却之后，莱昂又从巴黎回来了。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而且叙事亦出现跌宕和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的通病。再比如，子爵与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征性的人物，虽然着笔不多，但他们每次出现都会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预示着故事进程的某种微妙变化。爱玛的“失足”（她与鲁道尔弗坠入欲望的河流）在小说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选的地点既非鲁道尔弗的木屋，也非他们散步的树林和花园，而是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农业展览会的会议厅里。其间，鲁道尔弗对爱玛发动的语言攻势常常被大会主席的讲话所打断。虚伪的爱情誓言和表白与公牛、种子、奖章、粪池一类的话语完全并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说明。整个调情过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谬，而字里行间却到处弥漫着被压抑的、急不可待的欲火。不同类型话语的陈列所形成的张力使这个场景令人十分难忘。事实上，这也是我所读过的有关“调情”的最美妙的篇章。

关于语言

福楼拜在小说中有过这样一断描述：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试图用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看来，福楼拜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语言在表述意义方面的巨大困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福楼拜把语言的准确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唯一使命；也可以理解作者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为什么会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人将《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写作者的最好教科书，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福楼拜的作品

《包法利夫人》 《萨朗宝》 《情感教育》 《圣安东的诱惑》 《圣·玉连外传》 《一颗简单的心》 《布法与白居谢》

[编辑本段]福楼拜介绍

全名：Gustave Flaubert 古斯塔夫·福楼拜

出生年代:1821-1880

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19世纪中叶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年12月17日出生在卢昂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庭。其作品反映了1848-1871年间法国的时代风貌，揭露了丑恶鄙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他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和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著名短篇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所以福楼拜是莫泊桑人生中的恩师，他们的写作风格也很相似。

生平创作

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父亲去世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专心埋头于文学创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社会，了解农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国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但对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年多时间写成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小说以简洁、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爱玛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成年后，嫁给平庸的市镇医生包法利。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耳弗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远离而去。爱玛遂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私欲，爱玛借高利贷，导致破产，最后服毒自尽。小说一问世便轰动文坛，福楼拜获得盛誉，但遭到当局控告，认为他诽谤宗教，有伤风化。此事对他压力很大，因此，创作转向古代题材。5年后，福楼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萨朗宝》，描述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兵和民众的起义。作者以现实主义笔触再现了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的广阔场面。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福楼拜的创作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他潜心修改旧稿《圣安东的诱惑》。小说叙述了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鬼种种诱惑的故事，表达作者对社会贪欲的极端厌恶。1875～1876年，福楼拜与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乔治·桑责备他过于客观，缺乏感情，促使福楼拜写出了《三故事》。所写3篇故事各具独特的格调和题材。《圣·玉连外传》根据宗教传说改写而成；《希罗底》描写中世纪近东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一颗简单的心》是其中最为杰出的短篇。它写一名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朴实动人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美好善良的心灵和勇敢机智的品质。高尔基盛赞这个短篇“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

福楼拜的最后一部小说《布法与白居谢》差一章没有完成，它可以说是《情感教育》的姐妹篇。主要描写1848年革命在法国外省引起的反响。布法和白居谢是两个抄写员，白居谢得到巨额遗产后，便同他的莫逆之交布法到乡下定居，两人对农业、化学、地质学、史学、文学等加以研究，然后又逐一摒弃。1848年2月革命消息传到乡间，他们又转向哲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的研究，但最后一事无成，又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艺术成就

福楼拜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要敢于揭露丑恶现象。在精确地再现社会现实方面，他是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主张文学应严格、细致、忠实地描绘事物，文学可以将丑恶的生活现象照实描绘，这又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上。他善于在篇幅不很大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为此，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细节的真实。他在塑造典型人物同时又注意环境的描写。他经常进行广泛调查和实地考察。在描写上，他通常用白描手法，运用简洁的语言抓住特征，烘托气氛。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常常反复推敲。他认为，“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词精粹、明晰而准确。他曾是莫泊桑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导师，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同行们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

福楼拜的代表作

福楼拜的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福楼拜的代表作。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艺术形式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一个新转机。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后，小说家知道即使是小说，也要精雕细琢。这不仅是一部模范小说，也是一篇模范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为作者带来了麻烦。许多人对号入座，批评福楼拜这部书“破坏社会道德和宗教”，他还被法院传了去：原来是有人告他“有伤风化”。这时许多读者纷纷向福楼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连一向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为他辩护。法庭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作家被宣告无罪——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响。

艺术贡献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关于《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伯父、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尔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50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似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事上究竟取得怎样不同凡响的成就，对于小说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结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故事的。从第二小结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头的。比如说：“路易·朗贝尔于1797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于》）。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小说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 “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

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到：“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音。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也许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小说都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引导”，只不过这种“引导”更为隐蔽、更为机巧。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说，我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楼拜文体变革的意义的。实际上，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古老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放弃了自己“引导”读者的权利。因为从《包法利夫人》这个作品来看，作者本人的倾向、立场和意图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被我们感觉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纯客观”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概念把一些本来很清楚的事实弄得一团糟。况且，《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品，它与后来“新小说”的罗布－格里耶等人所谓的“物化小说”、“纯客观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也不是说罗布－格里耶的作品就一无是处，至少他的《嫉妒》相当不错），但罗布－格里耶把福楼拜在修辞上的一些趣向极端化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问题：“非人格化叙事”也好，纯客观、物化叙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这种“纯客观”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家写作当然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语言文字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它既不“纯”，也非“物”，“纯客观”如何实现呢？它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后来罗布－格里耶干脆不写小说（据说最近他又从重操旧业），去搞电影了，因为他觉得摄影机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摄影机固然是物，但操纵摄影机的人当然也是“文化”的产物，他（她）有着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感情上的喜、憎、哀、乐，如何能够“纯客观”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最为重要的，叙事分寸感。我们在以前曾说过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轻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茨威格说他比伟人还伟大），而福楼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制作出来的杰作，自从问世以来，即成为“完美”的象征。福楼拜对语言和文体十分敏感，创作态度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未随意处理任何一个细节和线索，力图做到尽善尽美。叙事的节奏，语言的分寸，速度和强度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说，爱玛首先与莱昂相遇，但在爱玛与莱昂的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作者却让他去了巴黎，莱昂离开后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飞蛾扑火地投入鲁道尔弗的怀抱，而当爱玛与鲁道尔弗的情感冷却之后，莱昂又从巴黎回来了。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而且叙事亦出现跌宕和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的通病。再比如，子爵与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征性的人物，虽然着笔不多，但他们每次出现都会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预示着故事进程的某种微妙变化。爱玛的“失足”（她与鲁道尔弗坠入欲望的河流）在小说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选的地点既非鲁道尔弗的木屋，也非他们散步的树林和花园，而是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农业展览会的会议厅里。其间，鲁道尔弗对爱玛发动的语言攻势常常被大会主席的讲话所打断。虚伪的爱情誓言和表白与公牛、种子、奖章、粪池一类的话语完全并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说明。整个调情过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谬，而字里行间却到处弥漫着被压抑的、急不可待的欲火。不同类型话语的陈列所形成的张力使这个场景令人十分难忘。事实上，这也是我所读过的有关“调情”的最美妙的篇章。

关于语言

福楼拜在小说中有过这样一断描述：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试图用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看来，福楼拜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语言在表述意义方面的巨大困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福楼拜把语言的准确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唯一使命；也可以理解作者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为什么会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人将《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写作者的最好教科书，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福楼拜的作品

《包法利夫人》 《萨朗宝》 《情感教育》 《圣安东的诱惑》 《圣·玉连外传》 《一颗简单的心》 《布法与白居谢》

福楼拜简介:

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生于法国西北部鲁昂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医院里度过的。因此，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明显带有医生的细致观察与剖析的痕迹。福楼拜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841年他就读于巴黎法学院，22岁时因被怀疑患癫痫病而辍学，此后他一直住在鲁昂，专心从事创作，终生未婚。《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于 1857年完成的。这部作品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随后他又创作了《萨朗宝》（1862）、《情感教育》（1869）和《三故事》（1877）

福楼拜（1821～1880）

Flanbert，Gustave

法国作家。1821年12月21日生于鲁昂，1880年5月8日卒于克鲁瓦塞。

生平创作 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父亲去世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专心埋头于文学创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社会，了解农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国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但对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 年多时间写成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小说以简洁、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爱玛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成年后，嫁给平庸的市镇医生包法利。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耳弗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远离而去。爱玛遂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私欲，爱玛借高利贷，导致破产，最后服毒自尽。小说一问世便轰动文坛，福楼拜获得盛誉，但遭到当局控告，认为他诽谤宗教，有伤风化。此事对他压力很大，因此，创作转向古代题材。 5 年后，福楼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萨朗宝》，描述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兵和民众的起义。作者以现实主义笔触再现了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的广阔场面。

19世纪60年代，法国国内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福楼拜重又关注现实斗争。他深入研究当时的政治生活，致力于撰写《情感教育》。这部作品以40年代的巴黎为背景，通过一个思想平庸、性格懦弱的青年日益堕落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当时，尤其是1848年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这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作品的情节几乎都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而展开，这些重要事件构成了小说的社会背景。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变化也通过这些事件来表现。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它描绘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对于了解1851年以前的法国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小说发表时并未引起很大关注，10年之后，才响起赞誉之声。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福楼拜的创作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他潜心修改旧稿《圣安东的诱惑》。小说叙述了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鬼种种诱惑的故事，表达作者对社会贪欲的极端厌恶 。1875 ～ 1876年，福楼拜与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乔治·桑责备他过于客观，缺乏感情，促使福楼拜写出了《三故事》。所写 3 篇故事各具独特的格调和题材。《圣·玉连外传》根据宗教传说改写而成；《希罗底》描写中世纪近东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一颗简单的心》是其中最为杰出的短篇。它写一名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朴实动人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美好善良的心灵和勇敢机智的品质。高尔基盛赞这个短篇“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

福楼拜的最后一部小说《布法与白居谢》差一章没有完成，它可以说是《情感教育》的姐妹篇。主要描写1848年革命在法国外省引起的反响。布法和白居谢是两个抄写员，白居谢得到巨额遗产后，便同他的莫逆之交布法到乡下定居 ，两人对农业、化学、地质学、史学、文学等加以研究，然后又逐一摒弃。1848年 2 月革命消息传到乡间，他们又转向哲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的研究，但最后一事无成，又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艺术成就 福楼拜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要敢于揭露丑恶现象。在精确地再现社会现实方面，他是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主张文学应严格、细致、忠实地描绘事物，文学可以将丑恶的生活现象照实描绘，这又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上。他善于在篇幅不很大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为此 ，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细节的真实。他在塑造典型人物同时又注意环境的描写。他经常进行广泛调查和实地考察。在描写上，他通常用白描手法，运用简洁的语言抓住特征，烘托气氛。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常常反复推敲。他认为，“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词精粹、明晰而准确。他曾是莫泊桑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导师，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同行们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

福楼拜简介:

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生于法国西北部鲁昂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医院里度过的。因此，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明显带有医生的细致观察与剖析的痕迹。福楼拜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841年他就读于巴黎法学院，22岁时因被怀疑患癫痫病而辍学，此后他一直住在鲁昂，专心从事创作，终生未婚。《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于 1857年完成的。这部作品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随后他又创作了《萨朗宝》（1862）、《情感教育》（1869）和《三故事》（1877）

福楼拜简介:

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生于法国西北部鲁昂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医院里度过的。因此，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明显带有医生的细致观察与剖析的痕迹。福楼拜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841年他就读于巴黎法学院，22岁时因被怀疑患癫痫病而辍学，此后他一直住在鲁昂，专心从事创作，终生未婚。

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生于法国西北部鲁昂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医院里度过的。因此，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明显带有医生的细致观察与剖析的痕迹。福楼拜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841年他就读于巴黎法学院，22岁时因被怀疑患癫痫病而辍学，此后他一直住在鲁昂，专心从事创作，终生未婚。《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于 1857年完成的。这部作品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随后他又创作了《萨朗宝》（1862）、《情感教育》（1869）和《三故事》（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他对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他对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姓名：居斯塔夫·福楼拜

生日：1821年12月17日 职业： 小说家

简介：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简介:

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生于法国西北部鲁昂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他对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福楼拜

1841年他就读于巴黎法学院，22岁时因被怀疑患癫痫病而辍学。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于 1857年完成的。随后他又创作了《萨朗宝》（1862）、《情感教育》（1869）和《三故事》（1877）

哈哈

生平创作 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父亲去世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专心埋头于文学创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社会，了解农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国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但对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 年多时间写成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小说以简洁、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爱玛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成年后，嫁给平庸的市镇医生包法利。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耳弗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远离而去。爱玛遂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私欲，爱玛借高利贷，导致破产，最后服毒自尽。小说一问世便轰动文坛，福楼拜获得盛誉，但遭到当局控告，认为他诽谤宗教，有伤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