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

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了“苏南模式”。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但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苏南地区毗邻上海、无锡和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水陆交通便利。苏南地区的农民与这些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苏南地区还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祥地。早在计划经济时期，苏南地区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为发展乡镇企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和必要的资金。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两种路径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观原因。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苏南各地在集体副业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明确支持，促使社队企业步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它们利用这一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市场空隙，迅速壮大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大量技术工人节假日到苏州、无锡等地，给苏南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当时的短缺经济，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扩张，对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至1989年，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苏南是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的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是中国商品粮的主要基地； 人口稠密，耕地有限，农业劳动力的过剩高达一半以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构成苏南农村较早兴办乡镇企业的内在动因；该地区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农村素有家庭手工业传统，加之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苏南农村的商品经济意识较强，这些是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的社会基础；苏南地处集镇密集地区，受城市经济的辐射较强，交通运输便利，文化发达，对辐射有较强的接收能力；文革期间大城市知青、干部的下放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城市工业因动乱受挫，生产和生活资料供不应求，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10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坚持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相配套，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高地，它以不到苏州3%的土地、3.5%的人口和5%的工业用电量，创造了全市14%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6%的工业总产值、17%的固定资产投资、20%的实际利用外资、31%的外贸总额。同时，每万元GDP耗水5.9吨、耗能0.22吨标准煤，每千瓦时电产生GDP相当于24.3元、工业产值78元，达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开辟了一条高产出、低能耗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成为国内开发速度较快、协调发展较好、竞争力较强的开发区之一。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苏州GDP达到3450亿元，悄然超过深圳；引资额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工业总产值9560亿元，占江苏省工业总量的30%，短短几年时间，苏州经济增长之快令人咂舌。外“长”内“短”是苏州经济的特点，强大的外向型经济一方面客观需要大量的配套企业，另一方面为民企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同时搭建起一个国际化运作平台和竞争环境。有了这样的土壤，民企就有了发展和壮大的空间。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们在工业化、市场化路径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说，苏南模式注重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而温州模式则以发展个体私营企业为主，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以下是两种模式的比较：1. 初始条件：苏南地区人多地少，但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靠近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水陆交通便利。温州地区则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山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较高，人均耕地少，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农村集体经济薄弱。2. 发展路径：苏南模式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温州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综上所述，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工业化、市场化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温州模式在发展个体私营企业方面更具优势，而苏南模式注重发展乡镇企业。这两种模式在不同的初始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具有各自的优点，值得经济工作者深入思考和借鉴。

A、党政企合一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B、市场发育不够完善，流通环节薄弱，外贸出口渠道亟待拓展；C、乡镇企业负担重，其自我积累能力有弱化趋势；D、如何上技术、上质量、上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仍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在苏南，由乡村集体支配资源，它们同时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而在温州，由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资源共享，但如何保证在资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资源，那就是少数人独享资源。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有学者把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企业制度创新的动力一般有两种：一是“利益导向”，二是“危机导向”。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基本是出于危机导向，是迫于经济形势的要求。但由于政府利益的存在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制远不是一帆风顺。 无锡市副市长麻建国坦承，曾开创“苏南模式”的无锡，其未来五年规划，都建立在对过去发展所导致的严重污染的“痛定思痛”的基础上。麻建国表示，他们将拒绝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再度扮演杀鸡取卵角色。麻建国称，经过20年来，无锡开创了“苏南模式”但“去过无锡的人也许会发现，无锡太湖水已污染得不成样。自然环境的恶化是发展导致的后遗症”。麻建国表示，无锡在国土面积只有4700平方公里并且还有1700平方公里是水域的情况下，450万户籍人口和净增一倍的流动人口，导致城市化的压力非常大。“无锡不放弃二产，将把老的、对环境有极大影响的产业淘汰，同时发展高新技术，发展具有发展前景的优势产业”，麻建国表示，不管引进外资，还是鼓励国有企业进行新品开发，技术升级，无锡都鼓励发展高新技术。这样可以给环境、人口带来一些好的、缓和的引导的作用。“很多东西并不是有多高的眼光，只是出于对过去工作的思路的反思，从这点制定下一步发展的战略，让的工作能够避免过去的错误。”麻建国说。

耿车模式是江苏省宿迁县耿车乡在中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80年代，“耿车模式”响彻大江南北，与“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苏南模式”并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

苏南模式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构成了苏州经济的新亮点。苏州拥有的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9个省级开发区，基本上是在90年代初开始建设的，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如今，苏州工业园区几乎与苏州园林一样有名。这个中新两国政府的重要合作项目，经过10多年开发，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苏州市1993年水平，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新苏州。苏州的另外一个地方昆山则成为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大本营。改革开放之后，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县，昆山工业基础薄弱，综合经济实力在苏州地区8个县中长期排在第六名上下。在旧苏南模式中，昆山似乎是一个落伍者，但昆山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积极推行外商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迄今为止，昆山共有台资企业4234家，其中有50多家是台湾的上市公司，总投资额521.2亿美元，常住昆山台胞超过10万人，呈现两岸共生共荣的良好局面。昆山利用台资的总量，至少占中国的九分之一，远远超过了上海地区的总和，上海市政府几年来源源不断地派人到昆山学习招商经验，并把昆山当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多年以来，昆山全市财政收入的50%以上、两税的60%以上、工业销售的70%以上、工业投资的80%以上、出口总额的90%以上均来自台资以及日本等外企。政府在这种外生式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形成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的理念进行类公司化的运作，这个公司以土地、税收优惠、城市品牌为资源，以外资为客户，以增加投资为拉动增长的主要手段，以GDP为自己的营业额，以地方财政收入为利润。 江阴的明智在于，当不少人宣布了“苏南模式”死刑时，它没有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而是着力于在原有基础上做大做强。旧苏南模式时代的江阴，已有中国最著名的行政村——华西村，已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精毛纺企业——阳光集团和三毛集团，毛纺织工业总量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中国最大的软塑包装基地申达集团，中国最大的磷化工生产企业澄星集团，中国最大的模具塑料生产企业江阴模塑集团，中国最大的金属制品企业法尔胜集团。这些企业在中国同行业中都居龙头老大地位，业绩可圈可点。在旧“苏南模式”时期，乡镇企业进行资本运营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恰恰是“江阴模式”最典型之处。乡镇企业+传统产业，似乎是注定走向衰败的公式，然而江阴做出了新的求解。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江阴乡镇企业在深化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变革的“二次创业”基础上，先知先觉地搞起了资本经营工程。在国内证券市场上，“江阴板块”是股市中的一个新亮点。作为一个县级市，自1997年第一只“兴澄股票”成功上市后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先后有35家上市公司，36只股票顺利上市，共募资金294亿元。“江阴模式”这种内生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爆发出极大的潜力。有人把“科技创新+资本经营+上市公司”的发展方式称为“江阴模式”。“江阴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资本为纽带，实现了资源要素的最佳组合：资本经营作保证，科技创新为先导，提升了产业层次，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江阴的矿产资源非常贫乏，按照多年一贯的因地制宜思路，江阴并不具备“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条件，并没有将乡镇企业做大的物质基础。江阴没有任何铁矿，却生产出了优质钢材；江阴也没有石油资源，但照样培育出高新化工产业。当地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物质资源的依赖，而能够充分积聚和培育其它资源优势，比如社会资本。目前，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经过改制，逾越了过去那种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社区集体所有制”阶段，只是多数地方没有像江阴那样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和各种形式培育上市公司，再利用资本市场和资本经营推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改制改组、中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层面上的对内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江阴模式蓬勃发展，江阴在约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上，以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二百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和五十分之一的中国500强企业。苏南新旧模式的变迁离不开吴文化这一背景。吴文化传统深厚，精巧纤细，温柔敦厚，重格物致志，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在吴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苏商善于学习、模仿，但缺乏创新和领跑意识。做事稳健、规范，但冒险精神不足；坐地为商，缺少闯劲；为人精细但缺乏开阔的视野；个体意识强而团队精神弱；有浓厚的官本位意识。

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

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温台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两种路径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观原因。苏南狭义上专指苏、锡、常，在人们提到苏南时，其实际涵义却又经历了“无锡-苏-常”、“苏-无锡-常”和“苏-无锡-无常”三个阶段，而这种变迁背后正意味着“苏南模式”本身的变迁 “苏南模式”的概念1983年首次被费孝通先生提出，以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为核心，追求村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因为非常符合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所以备受追捧。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苏南各地在集体副业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明确支持，促使社队企业步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它们利用这一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市场空隙，迅速壮大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大量技术工人节假日到苏州、无锡等地，给苏南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当时的短缺经济，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扩张，对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至1989年，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A、与城市经济辐射密切相关，并逐步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苏南乡镇企业一开始就是立足为城市经济配套。与城市各种形式联合创造的产值占苏南乡镇工业总产值的1/3，与城市形成各种形式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与科研机构形成科研--生产联合体，形成依托城市，依托大企业和科研单位的互相渗透的城乡经济一体化。B、苏南模式是在传统的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所有制形式上仍沿用公社时代社办、队办两级社队企业。形成以乡、村两级集体所有制为主和户办、联户办等多种层次。C、苏南乡镇企业以工业尤其是以非农副产品加工为主。这是因为苏南农业尽管发达，但农副产品上交任务重，除口粮外，能留下自己加工的少，加上较普及的商品经济观念，突破了就地取材、加工、销售的格局，走以非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道路。D、苏南乡镇企业立足农村，支援农业。苏南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来自农业，其所有者和职工大多是农村村民，并且大多是兼业农民，企业也是建在农村，从而形成苏南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产生，反过来又繁荣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局面。 第一，乡镇企业可以从不多的社区积累中获取原始资本，并可以依靠“政府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还可以无偿或低成本占用社区内的土地资源，廉价使用社会区内的劳动力，从而带来创业成本的节约。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誉，为企业取得计划外的原料，促进产品销售和处理商务纠纷，并帮助管理人员规避来自于财产转移和国家政策歧视方面的风险，这也是许多私营企业宁愿放弃部分财产控制权和收益权，争当集体企业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以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第四，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人们的产权意识、竞争观念比较淡薄，平均主义思想严重。此时兴办社区成员名义所有、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社会比较容易接受。此外，政企关系不明、社区成员共担风险的特性，客观上也使社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敢于大规模举债，上一些技术含量高但风险大的项目，使苏南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组织规模化方面领先温州地区。但这种模式带来的长期结果是，集体资源实质上成为政府的资源，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民营经济、基层企业家的力量得不到发展，市场活力长期受到压制。在苏南，由乡村集体支配资源，它们同时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而在温州，由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资源共享，但如何保证在资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资源，那就是少数人独享资源。1998年，随着中国进入买方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空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发生了本质变化，使在同一个空隙中生存的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第一次改制。当时的做法大多是把乡镇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依靠农民，自力更生发展商品经济。具体表现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六自”即：资金自筹、劳力自招、原料自找、产品自销、决策自主、风险自担；面向市场，参与竞争。注意从市场需要出发，优化乡镇企业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在企业组织结构上，一方面通过 小而专 拾遗补缺，另一方面又通过上规模上水平取得规模经济的优势；发挥地理优势，依托城市，充分接收城市经济的辐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农村发展中的工业与农业关系，使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相互促进。

这个指的是根据当地的情况，合理的进行农业的发展，不同的地方发展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这个名字。

就是指以沪宁杭为中心，有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宁波为干线的乡镇民营企业发展。应该为苏州。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和苏州、无锡和常州（有的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但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苏南地区毗邻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水陆交通便利。苏南地区的农民与这些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苏南地区还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祥地。早在计划经济时期，苏南地区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为发展乡镇企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和必要的资金。　　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两种路径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观原因。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苏南各地在集体副业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明确支持，促使社队企业步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它们利用这一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市场空隙，迅速壮大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大量技术工人节假日到苏州、无锡等地，给苏南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当时的短缺经济，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扩张，对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至1989年，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乡镇企业可以从不多的社区积累中获取原始资本，并可以依靠“政府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还可以无偿或低成本占用社区内的土地资源，廉价使用社会区内的劳动力，从而带来创业成本的节约。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誉，为企业取得计划外的原料，促进产品销售和处理商务纠纷，并帮助管理人员规避来自于财产转移和国家政策歧视方面的风险，这也是许多私营企业宁愿放弃部分财产控制权和收益权，争当集体企业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以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第四，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人们的产权意识、竞争观念比较淡薄，平均主认思想严重。此时兴办社区成员名义所有、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社会比较容易接受。此外，政企关系不明、社区成员共担风险的特性，客观上也使社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敢于大规模举债，上一些技术含量高但风险大的项目，使苏南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组织规模化方面领先温州地区。但这种模式带来的长期结果是，集体资源实质上成为政府的资源，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民营经济、基层企业家的力量得不到发展，市场活力长期受到压制。　　在苏南，由乡村集体支配资源，它们同时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而在温州，由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资源共享，但如何保证在资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资源，那就是少数人独享资源。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有学者把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企业制度创新的动力一般有两种：一是“利益导向”，二是“危机导向”。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基本是出于危机导向，是迫于经济形势的要求。但由于政府利益的存在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制远不是一帆风顺。　　1998年，随着我国进入买方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空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发生了本质变化，使在同一个空隙中生存的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第一次改制。当时的做法大多是把乡镇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第一次改制并未达到建立起企业内部治理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或者说，产权清晰了，但集体控股的存在又造成了新的政企合一，使得许多县市在考虑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是政企分开，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以及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二次改制的实质是让市场内生的发展力量发挥作用。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乡镇企业的社会政策职能需要政府来承担。由此出现一种趋势，那就是苏南的经济路径将与温州模式的趋同。也就是说，事态的发展可能导致根本没有独立的“后苏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