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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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

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达到如此程度,不是偶然的。对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与主流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所谓这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见《人民日报》2006年12月27日经济新闻版,樊纲短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试问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多年了,把改革后出现的现在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归罪于旧体制,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还有所谓产生的原因,是“发展问题”。如樊纲此文认为,只有通过持续长久地发展,才能解决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有人说:“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北大教授张维迎)把当前严峻的分配问题,推拖到未来的发展,这是不负责任,不想解决问题。事实是,从1978年至2006年,28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倍多,在世界上的位置由第10名上升为第4名。试问发展的时间,还不够持续长久吗?发展的速度,还不够快吗?在世界上排名的地位,还不够高吗?只追求发展,不管分配,蛋糕即使做得再大,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试问这样下去,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解决问题呢? 我认为,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误导了我国的改革。我国著名的已故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曾经指出:“在 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 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所写的序言,此书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我认为,陈岱老的估计不幸而言中。由于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的误导,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是这种悲剧性后果的一种表现。 面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汹涌浪潮,我国的正派学者 和有关部门也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1994年起组织召开了多次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出版了《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两本书(高鸿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和1996年出版),收集了与会学者包括陈岱孙、陶大镛、高鸿业、吴易风、胡代光、范家骧、李成瑞、奚兆永、杨德明、丁冰等学者几十篇文章,也有本人三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与产权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这两本书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及其对改革的干扰,起了一定作用。 中宣部1990年5月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尖锐地指出:“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反对我们揭露和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甚至主张加剧两极分化,期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培植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即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宣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其实,以所谓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和民主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目的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培植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这里把我国那些信奉西方经济学搞自由化的人,他们要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政治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由于高层领导的自由化倾向,反对这种正确意见,不择手段把它压下去了,结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愈演愈烈。 2、最为严重的是假经济体制改革之名,加速推行 私有化,加剧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来本意是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下放管理权限,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更快发展。这在全会的公报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的著作中都讲得很清楚。 但后来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结合起来,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弯曲为经济制度的改革,大搞西化、私有化,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分配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