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

一、举办活动有吸引力“双倍积分送礼品”对于网点的客户非常有吸引力，因为网点之前已经开展过积分享好礼的日常活动，有一定的客情基础，因此本次活动采取双倍积分就较容易激发客户的兴趣。员工在宣传和介绍时也容易取得客户的认可，甚至存在很多客户主动咨询的情况。二、营造良好营销氛围不管是临街的橱窗还是跑马屏，不管是入口还是厅堂，都可以借助各种工具变换各种形式。如：荧光屏、易拉宝、折页、气球、海报突出展示宣传活动或内容，还有把所有礼品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客户的眼光，从而产生兴趣。客户主动来找我们了解，比我们去找客户推销更容易成功。三、心有目标手有客户每天坚持制定目标，晨会明确目标，夕会根据今天遇到的问题和成功的经验进行交流和总结，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还是不会。另外，还可按上级规定要求完成每一项动作，例如拿电话邀约来说，不仅数量上达标，同时质量也较高，优先选择一些到期客户、本地中老年客户进行邀约。四、满载着诚意去走访不管周围片区的客户是否有意向，我们可以耐心地告诉他们在搞活动，很多时候并不是产品和活动多有吸引力，而是客户被诚意感动。举个例子，一位网点附近XX村的妇女主任就是这种情况，经过网点工作人员多次邀约以及上门拜访，她从开始的拒绝反感到最后的信任，最终转账50万到本行，其中存定期20万，购买保险20万。同时，从新客户到老客户、再转介客户也是这样，需要通过真诚耐心的服务，一点一滴去积累，客户群才会越来越大，余额才会越来越多。

社会的发展是不停止的，

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低。（） A.正确 B.错误 正确答案：B

绿色GDP核算在经济上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首先，绿色GDP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处理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三者关系的一个综合、全面的指标，具有引导社会经济发展不但注重眼前效益、更追求长远利益的导向作用，是改革政府政绩和干部考核指标不可缺少的技术工具。　　其次，通过绿色GDP核算，可以让我们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这样，我们就可以衡量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的环境退化成本和资源消耗成本，以此制定科学的政绩考核制度，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绿色GDP核算为环保投资规模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从核算报告来看，虚拟治理成本1.8％换算为环保投资大约为当年GDP的6.5％，也就是说如果2004年我们投入1万亿元，就能基本解决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染的问题。　　第四，根据核算结果，可以为区域发展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治理提供政策建议。同时，分部门和分地区的核算结果对未来环境污染治理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加强重点源监控体系建设给予了进一步的确认。　　第五，通过核算结果，可以看出环境污染对人类生活和生命健康的危害程度，从而制定出“以人为本”的环境保护政策。经保守核算，2004年污染损失为5118.2亿元，占到了当年GDP的3.05％，而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占到了整个污染损失的33％。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反映出我国当前环保投资严重不足、面源污染治理迫在眉睫、污染治理任重道远、环保部门自身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环保部门将有的放矢地调整污染治理政策，协助地方完善产业布局规划在政治上表现为：环境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环境文化倡导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平衡，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先进文化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是代表我国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环境文化作品展示和文化活动的开展，能启迪人们的环境意识和觉悟，感染和净化人们的心灵，塑造人们的环境素养和品格，培育和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的社会氛围和风尚。

分类: 商业/理财 问题描述: 谢谢指点 解析: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目前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消费升级也随之呈现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第一个阶段：1949—1978年 这一阶段，中国从农业大国过渡到初步工业化国家。1978全国工农业总产值5869亿元。中国依靠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建立起了工业体系的基础框架，奠定了汽车、造船、飞机、航天及核工业发展基础。1953年-1978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了6.26倍和3.53倍，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34％上升到62％。 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分析，1978年我国人均GDP虽然只有205美元，但制造业比重却高达31%，这比人均GDP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高13个百分点，甚至比人均GDP12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还高近9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民是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以极高的代价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准的。这个代价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此阶段，是非常典型的高积累低消费阶段，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全体中国人都过着整齐划一的“票证”生活（或者叫准配给制生活）。当时人们省吃俭用追求的家庭财富梦想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也就是俗称的“老三件”。“老三件”的消费量级基本上是“100元”左右。这一阶段属于“供给决定型”，即百姓的消费需求受限于整个社会能够供给的产品种类、数量的刚性制约，在消费与供给的博弈中，消费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个阶段：1979—2000年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20年中国从初步工业化国家过渡到新型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从6175亿元上升到89404亿元。消费需求的急剧扩张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是我国居民消费史上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从消费的内容和性质，特别是居民选择偏好的变化来判断，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此之前可以称为消费数量的扩张阶段；此后则是消费质量的提升阶段。 在数量扩张阶段，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对改革前长期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进行量的补偿。因此，人们几乎对所有品类的必需品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集中表现为在原有消费结构下进行平面型的数量扩张。 居民的消费扩张有力地促进了1979年-1984年国民经济的转轨和结构性调整。其中比较突出的事实，一是恩格尔系数由0.56上升到0.59；二是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65％上升到70％；三是受需求拉动的强烈影响，农业和轻工业产值份额分别由22％和26％上升到25％和27％。此外，居民储蓄率由3％上升到12％，居民储蓄份额，即居民储蓄占社会总储蓄的比重由9.6％上升到21.4％。这表明： 第一，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积蓄的潜能，特别是必需品生产方面所积蓄的潜能，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并由此带来了发展模式的全面转轨；第二，中国开始从重视国家积累走向“藏富于民”，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公正的待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彰显。 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拟合度”最好的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足以令人自豪的黄金时代。 1984年以后，我国居民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质量、档次为中心内容的质量充实阶段。这一阶段以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为特征，2000年，恩格尔系数降至39.2%。正是在这个阶段，居民的消费选择真正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它不仅摆脱了传统体制强加的行政性约束，也摆脱了数量扩张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形成的生理性约束。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和选择空间的不断扩大，消费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基本力量，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如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举足轻重，平均达到55％。 这一阶段是中国居民向小康生活跃进的一个重要阶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成为这个时代的财富宠儿，消费量级已经上升到了“1000元”是第一阶段财富宠儿的10倍，这也意味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增加了10倍。 第三个阶段：2001—2020年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与意大利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 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率)将不断上升，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 2000年上海因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引人瞩目。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计算，上海已经跻身中等发达城市。2002年4月份，上海一家报纸公布了对该市家庭收入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分析：1％的居民“很富有”，年收入超过12万元；5％的居民比较富裕，年收入为5万～12万元；71％的居民属于“小康”，年收入接近5万元。上海市提出今后五年人均GDP要达到7500美元，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将达到10万元。北京在2002年3月的调查结果是，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值户均达到47.5万元（其中金融资产达到13.2万元）。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的消费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零点调查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类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 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一元收入所增加的消费，等于消费增量／收入增量）最高，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国家统计局预测，如中等收入群体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20年后就可达到38%。全国约有2.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20年后中等收入者个人的年收入水平大体应在5万-8万元，个人金融资产应在30万元以上，恩格尔系数降至25%左右。 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在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开支绝对量增长,投资类消费(保险、住房储蓄、债券、股票)比重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目前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消费升级也随之呈现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第一个阶段：1949—1978年　　这一阶段，中国从农业大国过渡到初步工业化国家。1978全国工农业总产值5869亿元。中国依靠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建立起了工业体系的基础框架，奠定了汽车、造船、飞机、航天及核工业发展基础。1953年-1978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了6.26倍和3.53倍，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34％上升到62％。　　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分析，1978年我国人均GDP虽然只有205美元，但制造业比重却高达31%，这比人均GDP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高13个百分点，甚至比人均GDP12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还高近9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民是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以极高的代价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准的。这个代价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此阶段，是非常典型的高积累低消费阶段，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全体中国人都过着整齐划一的“票证”生活（或者叫准配给制生活）。当时人们省吃俭用追求的家庭财富梦想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也就是俗称的“老三件”。“老三件”的消费量级基本上是“100元”左右。这一阶段属于“供给决定型”，即百姓的消费需求受限于整个社会能够供给的产品种类、数量的刚性制约，在消费与供给的博弈中，消费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个阶段：1979—2000年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20年中国从初步工业化国家过渡到新型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从6175亿元上升到89404亿元。消费需求的急剧扩张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是我国居民消费史上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从消费的内容和性质，特别是居民选择偏好的变化来判断，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此之前可以称为消费数量的扩张阶段；此后则是消费质量的提升阶段。　　在数量扩张阶段，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对改革前长期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进行量的补偿。因此，人们几乎对所有品类的必需品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集中表现为在原有消费结构下进行平面型的数量扩张。　　居民的消费扩张有力地促进了1979年-1984年国民经济的转轨和结构性调整。其中比较突出的事实，一是恩格尔系数由0.56上升到0.59；二是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65％上升到70％；三是受需求拉动的强烈影响，农业和轻工业产值份额分别由22％和26％上升到25％和27％。此外，居民储蓄率由3％上升到12％，居民储蓄份额，即居民储蓄占社会总储蓄的比重由9.6％上升到21.4％。这表明：　　第一，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积蓄的潜能，特别是必需品生产方面所积蓄的潜能，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并由此带来了发展模式的全面转轨；第二，中国开始从重视国家积累走向“藏富于民”，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公正的待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彰显。　　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拟合度”最好的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足以令人自豪的黄金时代。　　1984年以后，我国居民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质量、档次为中心内容的质量充实阶段。这一阶段以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为特征，2000年，恩格尔系数降至39.2%。正是在这个阶段，居民的消费选择真正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它不仅摆脱了传统体制强加的行政性约束，也摆脱了数量扩张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形成的生理性约束。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和选择空间的不断扩大，消费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基本力量，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如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举足轻重，平均达到55％。　　这一阶段是中国居民向小康生活跃进的一个重要阶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成为这个时代的财富宠儿，消费量级已经上升到了“1000元”是第一阶段财富宠儿的10倍，这也意味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增加了10倍。　　第三个阶段：2001—2020年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与意大利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　　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率)将不断上升，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　　2000年上海因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引人瞩目。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计算，上海已经跻身中等发达城市。2002年4月份，上海一家报纸公布了对该市家庭收入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分析：1％的居民“很富有”，年收入超过12万元；5％的居民比较富裕，年收入为5万～12万元；71％的居民属于“小康”，年收入接近5万元。上海市提出今后五年人均GDP要达到7500美元，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将达到10万元。北京在2002年3月的调查结果是，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值户均达到47.5万元（其中金融资产达到13.2万元）。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的消费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零点调查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类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　　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一元收入所增加的消费，等于消费增量／收入增量）最高，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国家统计局预测，如中等收入群体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20年后就可达到38%。全国约有2.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20年后中等收入者个人的年收入水平大体应在5万-8万元，个人金融资产应在30万元以上，恩格尔系数降至25%左右。　　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在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开支绝对量增长,投资类消费(保险、住房储蓄、债券、股票)比重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

1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势在必行　　有助于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满足人民消费新要求。伴随着人民生活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广西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从生存型消费阶段到发展型消费阶段的历史性转变。食品、衣着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比重大幅下降，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等传统家用设备支出比重下降，汽车、电脑、手机、高档电器等新兴耐用消费品成为消费需求新的增长点，住房需求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居住方面的消费比重大幅上升，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等服务性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促进人自身全面发展成为满足消费需求的重要目标。为了顺应广西各族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推动消费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形成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品种、更高质量和档次的消费市场，培育消费需求新热点。　　有助于推动需求结构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内生增长新动力。改善需求结构，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过去10 年，广西保持着高强度投资，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主导作用，但投资比重过大，投资结构有待优化，投资效率有待提高，长期高位投资难以持续。与投资率高位运行形成鲜明对比，广西消费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消费率相对偏低。由于居民消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导致整体消费需求动力不足，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更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加快需求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机制，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结构不仅决定着需求结构，也决定着产业结构。在生产型消费阶段，基本生活必需品相对匮乏，农业扮演重要角色，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与低端消费需求相适应的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发展型消费阶段，基本生活必需品不再紧缺，农业比重持续下降，部分工业产品出现过剩，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与需求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当前广西处于工业化中期，制造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面临着市场需求疲软、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等问题，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符合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趋势，代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方向，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广西产业发展过于倚重工业特别是传统的资源型产业，服务业仍然滞后于工业。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必然有效地缓解工业品的产能过剩，有力地带动工业品的高端发展，极大地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2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坚持富民优先，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需求总量，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前提。要确立富民优先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处理好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更多的农民、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培育壮大新的最大的消费群体。制定和实施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确保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制定和实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增计划，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形成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缩小地区和行业工资差距。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转移性收入，完善扶贫济困的制度安排，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民间投资发展，优化全民创业环境，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促进消费升级，挖掘消费热点，拓展消费市场。适应消费需求升级的新变化，善于把握消费发展趋势，分析消费目标市场，捕捉消费市场热点，完善消费促进体系，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要扩大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消费需求，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完善售后服务体系，使之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主攻方向。积极拓展信息产品、电信服务等信息消费市场空间，培植壮大家庭信息服务产业链，使信息消费成为新一轮居民消费的热点。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满足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发挥好房地产对于消费需求的重要拉动作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提高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在城乡居民生活消费中的比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满足全面快速增长的教育需求。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满足全面快速增长的健康需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努力建设美丽广西，满足人民群众对改善人居环境的更高需求。　　改善消费预期，转变消费方式，优化消费环境。扩大消费需求，必须让人民群众愿意消费、放心消费、便利消费、安全消费。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人们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尤其是保持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相对稳定，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影响人们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正常消费。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倡导科学文明、低碳绿色的消费方式，反对奢侈消费、铺张浪费，加快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增加节能环保产品的生产销售。制定和完善促进中低收入者消费需求的财税和收费方面的优惠政策，给予财政补贴，施行减免收费。积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逐步扩大消费信贷的服务领域，开发新的消费信贷品种。积极发展电子商务，鼓励发展无店铺销售业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加快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提升居民消费的便利性。大力发展家政服务、社会养老、医院护工、社区服务等各类家庭服务业，扩大服务规模，完善服务网络。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打击侵权和假冒伪劣产品，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

虽然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在历史、文化、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差异很大，但这些国家却拥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 （1）低下的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生活水平的低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些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很低。其次，在发展中国家，作为人口大多数的穷人与少数富人生活水平的鸿沟也较发达国家大。最后，大范围的贫困。所谓贫困是指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 （2）低下的生产率水平。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力资源素质、资本存量、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率水平比较低下。2002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23。 （3）人口高速增长和沉重的赡养负担。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一般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同时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传染病的控制，两类国家在死亡率上的差别要小得多，这便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结果是在发展中国家儿童占总人口的比率较高,因此从业劳动力抚养的儿童和老人的数目也多，这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赡养负担。 （4）高水平的失业和低度就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却未得其用。劳动力利用不充分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公开失业，指有劳动力和劳动意愿的人们得不到工作机会；另一种是低度就业或不充分就业，指劳动者形式上虽然就业，但得到的工作时间比他们能够工作的时间少，或指劳动者虽然在形式上得到充分就业的工作时间，但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却非常低，甚至接近于0。 （5）对农业生产的严重依赖。从生产结构看，低收入国家（中国和印度除外）农业在GDP中份额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从就业结构看，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在发展中国家多达50%～70%左右；从城市化水平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要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6）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贸易的类型，决定着国际关系的规则和形势。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水平低，国内储蓄不足，经济建设只能靠出口初级产品取得外汇。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引进必要的技术、外援和外资，而这些资源的国际转移条件也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受发达国家支配，依附于发达国家。 （7）不发达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独立后政府干预不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运行不灵且受到严重扭曲，无法发挥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功能。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指经济的生产潜力的长期增长，可以满足社会中个人的需求。一个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会对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有以下原因【1】人力资源：指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可用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源的质量取决于其技能，创造能力，培训和教育程度。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熟练并且训练有素，那么产出也将是高质量的。另一方面，技术工人的短缺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而剩余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较小。因此，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应数量充足，具备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以实现经济增长。【2】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自然资源涉及大自然在土地上或土地下生产的资源。土地资源包括植物，水资源和景观。土地或地下资源以下的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金属，非金属和矿物。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取决于气候和环境条件。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自然资源较少的国家享有良好的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或开发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技能和能力，所使用的技术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熟练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国家，可以使经济走上了增长之路。【3】资本形成涉及土地，建筑物，机械，电力，运输和通讯媒介。生产和获取所有这些人造产品被称为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增加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利用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劳动力比率。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最终导致了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4】技术发展：指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涉及科学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应用。换句话说，技术可以定义为一定数量的劳动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的性质和类型。技术发展有助于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提高生产率。与较少关注技术发展的国家相比，从事技术发展的国家的发展迅速。正确的技术选择对于经济增长也起着重要作用。相反，不适当的技术会导致高生产成本。【5】社会和政治因素：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因素涉及风俗习惯，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例如，一个有传统信仰和迷信的社会反对采用现代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变得困难。除此之外，政治因素，例如政府参与制定和执行各种政策，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为了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基本建设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生产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只能由实施，所以永远优先于民间。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永远主导消费，只有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消费拉动经济”是个伪命题。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驱动和创新、创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驱动，创新、创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有效。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从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方向，消除障碍，使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欧盟经济正处在大变革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中，欧盟已经取得重要成绩，但也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今后一、二十年，将是欧盟社会经济发生巨变的时期。变革中的欧洲经济需要正确的评估。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欧盟经济发展态势 从短期看，进入21世纪后，由于受美国经济衰退等影响，2002年欧盟经济估计只增1%不到。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欧洲维持上世纪90年代平均2%左右的增长速度，问题并不大。今后十年，欧洲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不大，但美欧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将缩小。 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稳。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今后，在个别年份，上述个别指标可能会突破。欧盟东扩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可能性更会增大。但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大致会维持平稳的增长。21世纪，欧洲是世界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关于统一市场建设 迄今为止，欧盟在统一市场建设方面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欧盟基本上建成了统一的内部市场。1999年1月1日欧元问世和2002年2月欧元进入流通领域，使一体化进程得到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欧盟统一市场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欧盟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全面形成。 1958年欧共体成立后，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它的主要精力放在关税同盟的建设和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上。到20世纪80年代中，欧共体在这两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它仍然是12个独立存在的、分割的市场。 1985年6月，欧共体通过了《完成内部市场》的白皮书，制定了1992年底完成统一内部市场的计划。同年12月，欧洲理事会又拟定《统一欧洲文件》，把1992年完成建设统一市场目标，以修改和补充罗马条约的形式写进了罗马条约，使统一市场的建设获得了法律上和组织上的保证。欧共体还制定286项立法，通过立法形式来消除阻碍货物、人员、劳务、资本在12国间自由流通的各种非关税壁垒。截止1992年底，这些立法已有95%获得通过，其中85%已转为成员国的立法。（注：伍贻康、周建平主编：《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比较》，1994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06页。）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宣布1993年1月1日建成统一的内部市场，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随着欧共体发展成欧盟，特别是统一货币欧元的问世和正式进入流通领域，标志着欧盟在建设统一的内部市场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 但是，欧盟全面的统一市场并未建立。 其一，欧委会2001年4月17日发表专门报告，对15个成员国按统一市场目标改革市场机制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在可量化的36个项目中，仅有20项，即占55%的项目能在2001年6月前按预计的时间完成。（注：转引自裘元伦：《欧元的前景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2001-2002年世界经济年鉴》。）另据欧盟有关机构统计，在欧盟1339条“统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未成为成员国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 其二，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做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 其三，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注：郑秉文主编：《2001-2002年欧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页。）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 其四，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劳工要能充分自由流动必须无论到哪国工作，都能与该国劳工享受同等的权利及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目前，在欧盟内部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 其五，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远未统一。2002年6月笔者在布鲁塞尔访问时，欧盟的学者曾出示一本厚厚的有关欧盟怎样实施利润税的新书，书中提出了各种有关未来统一利润税的实施方案，并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真正统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最终形成。 现在看来，欧洲建立统一市场的过程远比原先设想的复杂。统一市场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建成的，它也不是哪一天宣布建成就建成了。这是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欧洲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的。 三、欧元的作用 1999年1月1日欧元问世之初，人们预料，欧元很快将挑战美元，从而结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但之后，欧元对美元汇率一直走低。这时人们又对欧元问世的作用及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提出各种各样的怀疑。这些意见都有失偏颇。 欧元问世和进入流通领域对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特别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它使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2001年，用欧元结算的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15%左右，欧元占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比重超过12%。2001年第一季度，欧元对美元的比价虽然处于低位，但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额中，欧元债券约占47%，超过美元债券所占比重。这是在欧元问世前，任何欧洲国家货币都无法做到的。 但推出欧元首先并不是为了同美元争夺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而是为了欧洲一体化的内在需要。因此，评判欧元成败得失，不应首先看它对美元的汇价是上升还是下降，而要看它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了欧洲统一市场的建设。欧元问世和进入流通领域巩固了统一市场的建设，增强和提高了欧洲市场的统一性质和程度。它也有助于建立统一的欧洲金融市场； 增强了居民对欧洲统一的认同感。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就是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欧洲公众普遍认为：“欧元让我们深感自己是个欧洲人。”这种认同感对于进一步促进欧洲的一体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消除了欧元区各国之间的汇率风险，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 进一步促进了欧元区国家物价的趋同，加强了欧盟内部的公平竞争。欧元区国家的商品使用欧元统一标价后，消费者可对区内12国的商品价格直接进行比较，这既会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又有助于各国商品价格的逐步趋同，有利于在欧盟各国间进行公开和公平的竞争； 促进了欧元区国家旅游业的发展，节省了大量的货币兑换费用。 欧元问世和投入流通对欧盟经济的上述作用，从本质上看，并不受欧元对美元汇率变动的影响。无论欧元对美元是升值还是贬值，欧元问世对欧盟经济的上述作用都继续存在。欧元问世后，它对美元的比价一度曾步步下跌，但欧盟内部却相当平静。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因为欧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而有明显变化。1999-2001年，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最低时曾跌到1欧元兑换0.82美元的水平，但它并没有改变欧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之一的地位。何况欧元对美元的比价并不是一直走低，2002年即呈升势，1欧元兑换1个多美元。用欧元结算的对外贸易额，总的说来，还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迄今为止，欧元问世并不久。它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欧元挑战美元只是时间的问题。过多地强调欧元对美元汇率的升降，或完全以此为标准来评价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四、欧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欧盟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一点，就是增速不高，活力不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1.社会经济体制在强调公正和公平的同时，对效率注意不够 欧盟各成员国中，德国一直被认为是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制度视为核心和支柱。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人艾哈德强调，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内在的要求”。（注：参阅顾俊礼：《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维·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路·艾哈德基金会出版，第二章。）与此同时，社会市场经济又强调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和“社会”予以同等的重视，强调用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平衡自由竞争和按资分配带来的社会不公平。1997年6月16日，欧盟15国首脑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特别将实现“就业与公民权利作为欧洲联盟的核心任务”，认为这是欧盟的“基本宗旨”之一。（注：参阅杨伟国：《欧元生成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8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社会福利措施过多、福利负担过重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欧盟的社会福利费用占GDP的比重平均高达28%，其中1999年德国为33.7%，1998年瑞典为33.3%，法国为30.5%，丹麦为30%。（注：转引自裘元伦：《欧洲的改革：理论解析与实际进展》，2002年2月。）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过去20年，法国5个人工作养活一个人，现在是一个人工作要养活2-3个人。人们一旦失业，初期得到的补贴和工作时得到的相差无几。一年之后也还能得到工资的60%。全法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可以享受廉租住宅补贴。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劳动反而比劳动能得到更多的收入。”结果如同英国首相布莱尔所说，他们“只知道从福利国家领钱，而对他所处的社会却毫无责任心”。 2.宏观调控不力 货币政策是欧盟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欧盟强调，货币政策“不应为短期经济目标服务”，而要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这也是欧洲央行坚持的政策方向。根据“马约”的规定，欧央行是一个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和各成员国政府的独立机构，其人事任免、运营操作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目标是维持成员国“物价的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 应当说，迄今为止，欧盟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机制是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这种状况必然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欧盟对经济的调控，目标首先是为成员国经济达到一个入盟的共同标准服务，否则便难以把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宏观经济政策各不相同的各成员国纳入到欧洲联盟中来。这时如果去强调增长速度，必然会使成员国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为欧盟的建立平添更多困难。因此，各成员国必然要压缩财政支出，限制财政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起的杠杆作用。从长期看，从根本上看，稳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但从短时期看，对稳定的严格要求会制约对经济的投入，限制增长速度的提高。二是调控的效率不高。欧盟层面的宏观调控同各成员国不同的利益要求之间的矛盾，使成员国常常不去执行欧盟的有关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调控的效率，最终影响经济的增长。2002年7月2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说：“目前欧盟的经济制度存在漏洞”，“即使欧委会通过财长会议做出的决议，也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他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注：新华社柏林2002年7月20日电。） 3.科技投入不足，内部的科研合作亟待加强 欧盟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二者在科技投入和科研合作方面的差距造成的。欧盟委员会负责科研的委员菲·比斯坎指出，欧盟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美国和日本。欧盟各成员国对科研的平均投入只占GDP的1.8%，而美国和日本的科研投入已分别占GDP的2.8%和2.9%。欧洲科技界流行一种说法，法国科学家从巴黎到德国慕尼黑的实验室去工作，比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工作更为困难。如何联合和集中整个欧盟的科研力量，进一步加强对科研的重视程度是摆在欧盟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注：新华社巴黎2000年2月26日电。） 4.劳动市场僵化既影响雇主，又影响雇员的积极性 欧盟各国普遍存在比较强大的工会组织。雇主一旦聘用了一个工人，很难轻易解雇他。员工的工资一般是由工会和雇主协会通过“自主谈判”决定的，政府不予干预。因此，雇主在雇用人时非常慎重，这就影响了就业机会的增加。雇员一旦受雇，不太担心被解雇，影响了积极性的发挥。 5.德国为“统一”付出很大代价，削弱了欧盟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 德国每年为东部地区的重建付出的开支占GDP的5%。德国经济部的克劳斯教授认为，今后10-15年时间内，德国仍要为消化西部地区付出沉重代价。目前德国东部地区的年轻人在大批地向西部地区流动，结果东部地区“人空为患”，西部地区就业形势却变得格外严峻。在欧盟其他成员国中也存在形式不同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这是欧盟失业问题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6.统一内部市场的建设既有利于出口，又有影响竞争力提高的另一面 欧洲统一市场的建设为各成员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内部市场，从而有利于欧盟经济的增长，但长期地过分依赖地区内部市场，又限制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7.政府对企业约束过多，影响企业积极性的发挥 欧洲国家是以高福利和高税收著称的。高税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居民个人征收的税收税种多，税率高。如2000年底，法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高达54%。二是企业的税负重。如上世纪末，法国的企业税达37%，意大利为41.3%。（注：转引自裘元伦：《欧洲的改革：理论解析与实际进展》，2002年2月。）税负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 五、欧盟未来改革问题 20世纪后半期，欧洲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进行了一体化建设。21世纪上半期，欧洲面临三件大事：东扩、深化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建设以及内部改革。三者之中，内部改革是基础。 从目前情况看，欧盟的改革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这场改革是由上而下推动和进行的，核心是要解决欧盟体制缺乏活力的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在一体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它始终没有解决欧洲社会惰性大，体制缺乏活力的问题。它使欧洲在新的世纪里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正是这些困难和问题迫使欧盟把内部改革问题进一步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2000年，欧盟在里斯本召开首脑会议，制定了欧盟的社会经济发展远景规划。2001年3月，欧盟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特别首脑会议，讨论如何落实里斯本会议制定的远景规划。会议认为，为了落实里斯本会议定下的战略目标，欧盟在现阶段必须在就业、经济改革、科研和技术创新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等4个方面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这些问题涉及欧盟必须进一步建立或改善一系列有关的制度、标准、机构、法律和政策，并传递和落实到各成员国。为了进一步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欧盟在1999年召开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已经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2000年里斯本首脑会议又制定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要求各国逐项加以实施。 第二，改革的覆盖面很广。这是一场全面性质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改革。 欧委会主席普罗迪在解释欧委会提交给2001年3月斯德哥尔摩首脑会议的建议文件时说，尽管欧洲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在欧盟范围内仍有1400万人没有工作；尽管共同市场已存在许多年，但电信、能源、运输、邮政和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的统一市场仍远未形成；尽管欧盟的高新技术投入已较前有较大增长，但与美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成员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贫困和发展失衡现象仍在欧盟范围内继续存在。斯德哥尔摩特别首脑会议确认，要解决这些问题，欧盟必须在全方位开放劳动力市场等十个方面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既涉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涉及社会问题的改革；既涉及生产领域的改革，又涉及服务和金融等部门的改革，既涉及宏观层面的问题，又涉及企业层面的许多问题。这是一场带有全面性质的改革。21世纪，欧盟企业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把尚剩的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在于放松政府对私有大中型企业的限制和约束，鼓励企业去建立各种激励机制，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第三，改革的幅度较大，涉及了一些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 比如在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方面，欧盟有些国家，除法定养老金外，开始重视建立私人补充养老金。在农业问题上，2002年7月10日通过的改革方案，被称为是一项“彻底”的改革计划。多少年来，欧共体的农民一直是按农业产量领取补贴的。改革后将停止这一做法，改而采取固定的补贴额，农民享受的直接补贴将和农业产量脱钩。 六、关于欧盟的发展前景 欧洲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一种既非美国式的，又非传统欧洲模式的资本主义。 欧洲的资本主义历来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以别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欧洲在改革，但不会根本放弃欧洲的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模式。这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历史上，欧洲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故乡和发源地。二战前的一段时间内，欧洲面临纳粹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夹击。二战后初期，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曾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构成现实的威胁，“人民资本主义”等思潮在欧洲一度被广泛传播。社会民主党在欧洲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些都是欧洲不同于美国的地方。欧洲要改革，目的是革除欧洲社会和经济体制中缺乏朝气和竞争力的一面，而不是照搬美国的社会经济模式，全盘接受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就拿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来说，欧洲也不是要摒弃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部分，而是要杜绝滥用，消除过度的社会福利负担，让“那些不尽其力、不尽其责的人……丧失他原来享有的社会团结，即国家资助的权利”。欧洲的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需要一个长的过程。同一体化一样，改革会取得成功，但进程是曲折的。困难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改革越深入，越要求各成员国向欧盟转移更多的国家主权和更多地触及各成员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引起更多的矛盾和利益的碰撞。二是这样的改革是一种巨大的创新，在历史上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任何重要失误都会带来严重后果。三是欧盟正处在扩大的过程中。2002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决定接纳10个新成员国，这10个候选国业已完成入盟申请程序，并将于2004年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新成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加参差不齐。他们目前的总体水平还不如入盟前意大利等“南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东扩将给欧盟带来新的困难。但东扩势在必行。预计今后10年内，欧盟将拥有27至28个成员国，届时欧盟的土地面积将达400万平方公里，人口5亿多，GDP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改写欧洲的政治版图，并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任何政策都有利弊，欧洲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是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收缩财政开支以避免今后债务违约，虽然会减少社会就业，影响经济复苏的进度，但熬过这段时间，在经济缓慢复苏后，会进入良性循环。另外，如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如果短期未出现经济复苏，则会导致经济彻底溃败，从而使得欧元区其它国家受到牵连。

1、人力资本，指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信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而获得的，能提高投资接受体的技能、学识、健康、道德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人力资本是由后天通过耗费。2、作用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增加重要的多，发达国家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1990年人均社会总财富大约为42.1万美元，其中24.8万美元为人力资本的形式，占人均社会总财富的59%。其他几个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德国、日本的人均人力资本分别为15.5万美元、31.5万美元、45.8万美元。1978-1995年，劳动力数量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略低于劳动力质量提高的贡献。但是到20世纪末，这种情况发生重大转变，人力资本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而劳动力数量增长率显著下降，由1978-1995年的2.4%急剧下降到1.0%。预计未来20年劳动力增长率还将继续下降。相比之下，人力资本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是依旧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并且成为劳动力贡献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经济增长的这种模式转变，对人力资本积累提出了巨大需求。而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要转化为人力资本，关键在于提高人力素质，其重要途径在于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把中国建成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中国如果能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期中全面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能力，就有可能使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使得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总量更加充足、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更加提高、体系更加完善，人民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更加发展。

近年来随着对资本账户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研究的深入，理论界已不满足于仅从总体上对所有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许多学者从具体国家个案出发研究二者的相互关系。Luis A.Kasekende对乌干达资本账户开放的研究表明，国内储蓄不足、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收益在于：能够通过开放资本账户来引进国外私人资本以提高投资率，能平滑消费、分散风险(尤其对乌干达这样外汇收入明显随季节变动的国家更是如此)。事实证明乌干达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人们所担心的大量短期资金流人的状况。因此总的说来乌干达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Jang C.Jin检验了朝鲜1953—1999年开放与经济增长二者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但近几年来这种关系日趋弱化，可能是近几年进口不再像以前直接依赖出口增长的缘故。James Crotty和Kang—Kook Lee认为韩国在1997年之前和之后所采取的自由化政策对经济都造成了损害，他们对韩国用新自由经济模式代替原有的政府导向、银行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的做法能否给韩国带来福利提出质疑。Basudeb Guha—Khasnobis和Saumitra N.Bhaduri研究印度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金融机构资源配置功能的效果。结果表明，在金融自由化的最初几年间向更有效的部门流动的资本并没有增加，因此整个经济的投资分配效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在1991年宣布金融自由化之后的几年间，中小储蓄者的资金使印度股票市场的可用资金剧增，但由于印度的公司对资金的运用缺乏远见导致剧增的资金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投入资金的分配效率并没有提高，而只是坏的投资的开始。因此金融自由化对印度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推动作用。Firatdemir研究了土耳其“失去的十年”间的经济表现，分析了公共部门及国内银行在金融危机复苏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外债与资本外逃之间的关系后，得出外债和资本外逃存在双向的关系。这也正是引起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关键。即由于金融自由化导致的外债过快增长加上资本外逃的催化作用使土耳其经济在“失去的十年”间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三、资本账户子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直接投资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尽管国内外经济界对外国直接投资(FDl)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但随着近几年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支持FDI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强调FDI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1.有益说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了许多FDI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证据。如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发达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与外国公司的进入有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企业越多东道国的生产率越高，如FDI在墨西哥(Kokko and Zejan，1994；Blomstrom， 1996)、乌拉圭(Blomstrom，1996；Kokko and Zeijan 1994)、印度尼西亚都有利于经济增长。DeMello(1996)选取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样本并证明FDI与经济增长正相关。Kevin Honglin Zhang使用中国1984—199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增加收入。这种正向的影响似乎随时间而增强，而且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比内陆地区的影响大。 Jean—Claude Berthelemy和Sylvie Demurger的模型则强调了外国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说明经济增长反过来会影响外资的流入。他们用1985— 1996年中国24个省的数据实证证明FDI对推动中国各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且说明FDI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Dees(1998)也发现FDI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很强的解释力。2.不利说Ana Balcao Reis认为虽然FDI看起来可推动经济增长，但由于资本收益转移到国外，FDI可能降低社会总体福利，因此从长期来看FDI不利于经济的增长。Anthony Bende—Nabende研究了1970—1996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结果表明FDI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通过人力资源、做中学的效应对经济发生影响，但FDI流入对最不发达的国家有负面影响。Usha Nair—Reichert对24个发展中国家研究后认为投资 (包括国外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偶然的联系。国内投资似乎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暂时的相关性，但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Rodrik (1999)也对FDI能够刺激当地企业发展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国内出口企业生产效率高并不一定是外资企业推动的，在出口部门的国内企业生产率比在其他部门的国内企业高是因为他们要面对国际竞争。Aitken和Harrison(1991)对委内瑞拉的研究却没有发现FDI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相关性。Harrison(1996)研究发现摩洛哥和委内瑞拉的合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要比国内企业高，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有推动作用。但他指出在短期内FDI可能通过强占国内市场份额、降低国内企业的资本利用率对国内企业有负面影响，而在长期内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还是有推动作用。其他反对FDI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学者还有 Kmgman(1998)及Razin，Sadka和Yuen(1999)。Krugman (1998)坚持认为，在经营国内公司方面国内投资者比外国投资者更有效(否则外资就是东道国的第一个投资者而不是国内投资者)。而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内投资者的流动性可能变弱(而外资却不会)，对外国企业来说接管或收购一个中流的项目变得有利可图。但国内资产通过这种方式向外资转移比转移给国内企业更低效，因为这种转移仅仅是外资的现金流充足，并不是由于外资技术和管理先进才进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Krugman推翻了外资是因为具备了特殊的优势或能更高效地经营国内企业的能力才接管收购国内企业的观点。Razin，Sadka和Yuen(1999)则认为，上述现象是信息不对称的表现，FDI的投资者可以获取关键相关企业的内部信息，比国内投资者更具有信息优势。因此，在国内股票市场上交易跨国股票时FDI的投资者就比国内投资者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但也正是由于外国投资者比国内投资者掌握更多信息，在对未来国内股票市场交易机会进行预测时，外国投资者往往比较过激，进而导致他们投资过度、低效。3.有益说的发展正因为不同学者对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有学者对有益说进一步完善，提出了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1)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推动作用的大小依赖于国内外企业的技术差距的大小。也就是说，FDI的推动作用大小有赖于国内企业吸收外来技术的能力。如Imbriani和Reganati的研究表明，外资对意大利技术差异小的企业效率提高作用大于那些技术差异大的企业。Blomstrom(1986)对墨西哥的研究也表明，外资对部门内生产率差异大的企业推动作用小，而对部门内技术简单的企业推动作用大。Kokko等 (1994)在对墨西哥和乌拉圭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Borenzstein，DeGregorio和Lee研究发现，DI通过两个渠道推动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一是通过吸引更高水平的国内投资来扩大总投资规模；二是通过先进技术与东道国人力资本的融合推动国内投资和产出增长。FDI是国际间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并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这一效应会随着东道国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而增大。(2)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推动作用的大小依赖于东道国的投资环境。Moran(1998)认为，自由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外资企业推动作用的发挥，这是因为自由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有活力的外资企业到本国来，而这些外资企业本身具有许多优势，如规模大可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卓越的管理等。自由的投资环境还可鼓励出口导向型企业，这些企业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销售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公司可以提高母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因此母公司愿意为东道国子公司提供新技术、加快技术更新速度、加强对成本与质量的管理以及为公司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服务与支持。另外，Ernst(1998)发现 FDI在国内管制严格的条件下，在利用先进管理体系包括质量控制系统和适时存货系统方面均存在时滞。Blomstrom(1995)发现，通常国内对FDI的管制都会对引进技术产生负面的影响。(二)证券投资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有益说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从不同路径实证证明证券投资账户开放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如资本市场开放自由化可以降低资金成本进而增加额外投资。因此资本市场开放就意味着更加高效的市场进而推动金融、经济的发展(Bekaert，Harvey and Lundblad， 2001)。资本市场自由化可以使东道国获得最先进的金融技术，进而推进经济增长；同样更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体系也能推动经济的增长(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Bencivenga，Starr and Smith，1996)。 Bekaert等(2001)还发现，在以5年为周期的期间内金融自由化能使人均GDP增长1%。为了证实该结论的准确性，Bekaert分别采用不同的自由化基准时间、不同的国家组合、不同的计算标准差的权数、不同的衡量经济增长的基准时间做了检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检验没有考虑宏观经济改革的影响，也没有反映经济周期的影响。kevine(2001)认为，放松证券市场的管制有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证券市场流动性提高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另外Levine(1996)详细论证外资银行进入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1)降低外资银行进入的门槛可以使一国金融部门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联系更加紧密；(2)放松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可以刺激竞争，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而且外资银行进入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国内银行的质量、定价能力和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3)外资银行进入可以推动国内金融政策的完善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系列环境改善反过来又会推动国内金融发展。另一方面，Levine承认外资银行进入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如国际资本外流、外资控制国内金融市场而且外资仅追求利润最大化却不会考虑东道国的金融安全。E.Han Kim和Vijay Singal通过检验新兴市场国家自允许外资进入股票市场以来的经验来研究资本流动有关收益和风险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全球化会使股价显著上涨，但却没有伴随股票收益波动的增长；而且股票市场开放后通货膨胀的波动显著降低，汇率的波动也降低，这有利于该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Yuan K.Chou和Martin S. Chin认为，金融自由化通过提高利率、金融新产品创新来影响金融中介的效率，通过资本集中的过程来推动经济增长。Wi Saeng Kim.Esmeralda Lyn和Edward J.Zychowicz研究认为，股票市场自由化可能降低现有体系对公司治理机制不支持的无效率状况。Peter Blair Henry认为，股票市场自由化可以促进私人投资的增长。无论从哪个角度论证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学者们都认为它是系列金融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资本市场之前首先要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建立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对公司显性或隐性的税收或补贴应该取消，并鼓励国有企业私有化。资本市场开放应该与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同步，而且还应该与对外实物经济的自由化(取消贸易壁垒及开放经常账户)同步或略晚于对外实物经济的开放。最后，资本管制将随着资本账户实行汇率浮动制而取消。2.不确定说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有的学者认为证券投资账户与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不确定。其代表人物是 Joseph E.Stiglitz，他认为资本市场开放对产出增加、经济增长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积极作用表现在：(1)资本市场开放可以使国民生产总值(GNP)最大化；(2)国际竞争可激发资金需求，进而建立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经济环境；(3)资本市场开放后，政府或微观经济体均可通过投资或避险工具多样化来稳定经济；(4)一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也是扩大了融资的来源；(5)资本市场开放也可由商品服务市场开放类推。但资本市场开放也有消极作用：(1)金融资本部门与普通商品服务部门不同，不能将资本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简单类比；(2)虽然资本流动不是引起经济不稳定的原因，但它确实加速了经济动荡，严重时甚至导致金融危机；(3)认为资本市场自由化可最大化GNP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即资本并不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动力；(4)资本市场开放可扩大资金来源这一观点也有问题。更多的短期资本流人能提供基础投资吗?对短期资本流人的限制会阻碍FDI或其他长期投资吗?答案是不会。因此，积极与消极二者合力作用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资本市场开放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赖于该国对资本账户的控制是否有效。Hiroyuki Kawakatsu和Matthew R.Morey研究了 9个新兴市场国家，结果表明自由化并没有提高新兴市场的有效性。另外RobinHangLuo和ChunJiang分析了中国1993—2004年的数据，得出经常项目自由化、资本管制放松与中国股票市场的收益并没有显著的联系。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研究现状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也是国内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国内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一方面，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充满风险(高海红，1997；姜波克，1999；张礼卿，2004)；另一面，它又可能对一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胡祖六，2001)。对于资本账户要有序的开放才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国内学者基本已形成共识(管涛，2002；余永定，2003；潘英丽，2004；景学成，2004)。对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定性的研究多，定量的研究少；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前提及开放策略的研究多，而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经济的路径的研究少。因此中国在通过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改善方面，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促进增长的条件、金融发展和制度改善等促进增长的路径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国际上对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历经“华盛顿共识”到“华盛顿分歧”再到“华盛顿新的共识”的反复争论，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启不。1.国内外现有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账户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面。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已是开放和自由的，因此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具有现实和实践的意义。2.研究显示，在资本账户开放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明显存在国别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正相关，有的学者认为二者负相关，还有的认为二者的关系不确定。对资本账户子账户(直接投资账户和证券投资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并无一个一致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现有研究采用的样本国家、计量指标、研究所涵盖的时期不同和实证检验方法不同等等，因而得出结论也不同。但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已认识到的多种不同原因造成各学者研究结果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有关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论。3.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应存在对完善的体系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因此，有必要找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使中国经济获得全球化的福利收益；否则，在金融体系脆弱、缺乏相关制度保证下开放资本账户收获的必然是痛苦。4.对资本账户开放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方向的转变。从经典的或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各种要素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推动经济增长转向从金融发展及制度因素方面探求资本账户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及经济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找出资本账户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得出资本账户在中国这一特定经济体内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关系，以此作为指导制定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各项相关政策。

　　这三大规律已经经过了现实的检验，是正确的三大规律。现在网络经济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全球性，可达互联网连接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扩大营销范围，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其次，它使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广泛的普遍性，上网的企业、家庭和其他单位，都会因交易费用降低、商机选择增多而获益，网上购物已不断地进入到生活之中。最后，网络经济还使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有多选择性，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所以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变生活和经济活动。　　三大网络经济规律的简单介绍：　　1、摩尔定律：摩尔预测单片硅芯片的运算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而与此同时，价格则减半。　　2、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　　3、达维多定律：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获得50%的市场份额。

平凡如米粮、今为净进口国。要害似石油,也变为富油但净进口国。尖端时髦为IC.更超油价！当X公司原件被禁购入时、某大国股市急跌…可见、中国蝴蝶翅膀微动、纸老虎立即大感冒！经济全球化,可见一斑！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 （1）原因：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堪称奇迹。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也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代价。一是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据预计，对环境影响消耗了所创造GDP的7%。二是经济增长效益低。据有关专家计算，中国目前GDP总量大约占世界总量的4%，但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 （2）意义：从近期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需要。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现状：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增长方式转变难如人意。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10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根本性转变，“两重两轻”即重速度、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和“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情况依然严峻。这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也付出了环境破坏的代价。目前，煤炭已属超能力开采，仍供不应求。国际原油价格节节攀升，压力很大。今后如果不在增长方式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逐步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环境难以支撑，增长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一定要突破传统狭隘的发展思维方式，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增长以新的含义。因为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仅资源、环境约束相当严重，原来的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而且推动新型工业与经济现代化、中国在未来新时期所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也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还因为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逐步与国际融合到一起，就有一个怎么样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崛起，这两个潮流同时涌来，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4）指导思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质就是站在“人”的高度看问题，一切从生活质量出发，让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问题，这一点解决了，也就解决了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也就解决了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20多年改革发展的基础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要通过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5）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举全国之力，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不懈的艰苦努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摒弃传统观念。要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发展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推进科技进步。一方面，科技进步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快体制创新。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导致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强化企业管理。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国民素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按照《报告》的要求，实现以下“三个转变”。　　(一)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2006年居民消费率降到36%，成为历史上的最低点。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调整和健全消费政策，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居民消费预期；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促进居民扩大即期消费。要拓宽服务性消费领域，不断开拓城乡消费市场，继续拓展住房、汽车、通信、旅游、文化和健身等热点消费。同时，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合理降低投资率。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发挥拉动增长的作用。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民仍然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村是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是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近些年来，我国第一、二、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2002年—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4.8%上升到48.7%。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39.5%，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只有32.2%，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其次，要不失时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再次，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依托重大项目，集中组织攻关，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区域结构是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必须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方向，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纽带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格局。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高度重视并逐步缓解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促进各地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不足，转化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现实看，都到了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　　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抓紧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要继续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大力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4247.034,200.92,4.97%)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把节能减排作为重要抓手。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抓紧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节能、节水、节材机制。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要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集约型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要素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通过扩大生产场地、添加机器设备、增加劳动力等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质就是以数量的增长和速度为中心.集约型增长方式,是指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等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质就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　　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矛盾,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再靠大量消耗生产要素求得增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必须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转变到生产要素优化结合和充分利用的少投入、低消耗、高技术、高质量、高产出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意义是：（1）可以节省资金和资源的消耗,提高资金和资源的利用率,从而缓解我国经济发展同资源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的矛盾.（2）可以提高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增加消费品的品种,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需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3）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4）可以促进科技进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关键在于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集约式增长的经济运行机制.其中包括：（1）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2）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3）有利于公平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4）有利于实现集约化增长的宏观调控机制.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经济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对原油需求大幅增加，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攀升并持续保持高位，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也使我国经济面临不稳定的发展环境。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原材料和关键设备的进口明显增多，我国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的程度也在增大。面对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要实现我国经济安全发展，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的进口依赖。近年来，我国出口增幅迅速提升，贸易顺差呈扩大趋势，对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容易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外贸增长方式，努力提高国际分工位置和产品附加值，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安全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表现在主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过多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导致了效率不高、效益相对低下和环境压力明显加大，以及发展本身的不可持续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且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大国，现实的国情不允许我们继续走粗放增长的发展道路，否则能源、资源将加速枯竭，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经济健康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而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是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和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从生产要素配置、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等基础环节入手，加大治本的力度。第一，加快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科技进步可以改进产品、工程的设计，更新机器、设备，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还能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效益，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而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1年，GDP就会增加9％。从业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家和地区看，他们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第三，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有效的市场竞争。只有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基本功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日本被美国逼迫签下“广场协议”停止了高速发展，日元升值导致经济滞涨，被经济界人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但是日本经济规模仍然是资本主义 社会 的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是资本主义 社会 第一大拥有国家，购买美国国债也是首屈一指的。这得益于日本政府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尽量不与美国争夺领导地位，日本领导人甚至在美国总统特郎普面前卑躬屈膝，还在打高尔夫球时故意甩跟头讨好特郎普，私下里却潜心发展高 科技 产品和质量技术过硬的产品，美国退出TPP以后，日本接过摊子，仍然与东亚地区有关国家实施贸易全球化进程，这是日本地域限制只能贸易扩张的发展之路，往后和美国在贸易关系方面，还将继续搏奕，特郎普总统只签双边贸易协议，原来的多边贸易逆差要减少，这是特郎普的目标，他认为你赚了美国的钱，会挥舞关税大棒重新谈判解决问题。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特郎普很不高兴，已经几次发推警告日本，每次安倍晋三会带着巨额资金赴美购买军工产品，以安抚美国的不满情绪。现在日本把 汽车 、家电和中低端产品转到国外，来减少与美国的顺差，所以日本的经济数据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排在前列的国家矣！ 最根本的原因：日本的产品质量非常好、 科技 很发达。总体民用领域的 科技 创新实力仅次于美国、领先中国。 1、日本的主要产品 丰田、本田、尼桑、松下、索尼、佳能、尼康、日立……等老牌日企仍然在世界占据前列的牌子。日本人在产品质量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耐心、精细化的态度。无论做哪一样产品、都是精益求精的态度去突破技术，尤其是传统行业。所以日本制造在全世界上独树一帜。以精细化、超高耐久度、性能化等闻名世界。 显然地，日本的产品卖遍全世界，家用电器、手机、 汽车 相机等独霸全球。曾经的日本相机辉煌智能手机取代了日本相机 但是今年来，日本的中端制造业逐步被中国的品牌打败。家用电器与手机节节败退。家电还存在一部分，手机基本是没声音了。但是，在家电手机领域日本的核心技术还是存在的。手机品牌基本不存在了，就专门卖手机摄像头、内存、显示屏给中国手机厂商。因为日本在显示屏、摄像头、内存上的技术领先优势依旧很强大。中国自己的零部件还是没法跟日本的精细、性能化好，这个加工设备也很有关系。 同样的情况、在 汽车 行业也是，目前我们国内 汽车 品牌仍然离不开日本的核心零部件：日本电装公司、日本爱信变速箱、电喷系统、轻型柴油机、汽油发动机、试验设备等。原因也是日本几十年以来的工业智慧结晶，中国暂时无法追上。因为民用领域、民企资金有限，民营公司没有、也不愿意咋那么多钱去研制自己的核心零部件，所以只能采购日本的。让中国企业通过组装先生存起来先。由此可见，日本民用领域的中高 科技 核心竞争力依然正在领先中国20年左右。所以，日本的产品依旧很有市场利润。依旧卖遍全世界。经济实力也排名前列。 日本的中低端制造被中国超越之后，日本索性全部产业升级投入了高端制造的科研创新：新材料，人工智能，医疗，生物，新能源，物联网，机器人，高 科技 硬件，环境保护，资源再利用等新兴领域。 2、创新前沿 日本的文化培养：从小就进行启发教育，开创大脑创新性。所以日本当今的创新 科技 成果非常的多。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6年，也就是今年，日本每年至少拿一个诺贝尔奖，仅次于美国，位于全球第二。日本课堂 全球创新企业TOP100 ：日本40家美国35家法国10家德国4家瑞士3家 在2014年之前一直是美国第一名，2014年之后被日本超越。 目前日本就是全力投入上面这十二个方面，而且当前百分之90已经做到了世界前三。某些科研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大数据云计算，新材料，资源再利用，能源存储、机器人等。日本会跳舞的机器人 3、日本的苦恼 1）军用领域：由于是二战战败国、日本被限制不得发展军属。所以日本军事发展很有限。而中国的军用领域由国家一手投资与负责，资金与人才都很充足。所以中国的军用领域领先日本几十年。 2）民用领域：中国的民用领域、资金与人才并不充足，加上几十年的基础代差，所以中国的民用领域 科技 含量一直落后于日本。 3）发展受困 由于日本处在美国的制品统治之下，美国永远也不可能让日本领先他。所以才有了70年代的美国制裁日本半导体。导致日本被美国割韭菜，未来也是如此，即使日本的 科技 实力超过美国，依然会被美国打压下去。中国则会一直稳定追赶日本、美国 科技 。所以，再过几十年，日本的 科技 还是会被中国赶超的。除非，日本能摆脱美国的殖民统治。或许，只有等中国成世界第一了，美国国运衰弱了，日本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总被美国嫌弃卑躬屈膝 综上所述，当前的日本是蓄力期，只能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犹如二十年前的中国一样，遭受美国的欺凌。 日本最迫切的愿望是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自由。若要日本放弃几十年的 科技 领先，换来自由，换来美国的撤军、日本绝对答应！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逐渐逼近美国体量，美国一纸《广场协议》让日本经济陷入了停滞，即停滞了20多年。 当时，美国经济遭受了重大挫折，而日本经济却高歌猛进，不过，日本的成功毕竟是美国人将其从二战废墟中扶持起来的，美国当然不甘心让日本人的光环压在自己头上，而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等方面很多命脉还掌控在美国人手中。1985年美国和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5个国家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了一个协议，即为《广场协议》，该协议签订之后美元大幅贬值，并导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最终爆破，日本开始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时期，后被人们称之为“失落的十年”。后人有些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搞垮日本经济发展势头的一个阴谋，然而日本命脉毕竟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便明知是阴谋也无计可施。 虽然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况，但是，他们的经济规模(GDP基数)非常巨大，加之其经济多元化、超前性等优势，才能保持长达20多年都稳居世界第二，直至2010年中国的GDP才超越日本。 那么，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为何还能领先其他国家呢？ 首先，日本的GDP基数非常巨大，中国有句俗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的经济虽然陷入了停滞，但他们在1995年的GDP依然高达5.45万亿美元，相当于第三名德国2.59万亿、以及第四名法国的1.6万亿多了可不是一星半点，这些国家要想短时间内超过日本是不现实的；其次经济停滞其实是世界性的，欧美等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也并不快，欧美等西方国家也会受到日本经济衰弱的负面影响；最后日本企业转变了发展方向之策略，即开始向海外扩张自己的实力，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日本株式会社大量进驻中国发展，日产电器及 汽车 等其它工业产品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 如今，美国制裁日本的《广场协议》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都研究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绝不会允许有其他国家超越自己，想当年的英国、苏联等国都遭到了美国的制裁，最终都落得衰弱的衰弱了、解体的解体了，当然，日本也逃不过美国人的魔掌一击之悲惨下场！ 因为日本经济多元化，公司业务以扩展出本去。并且风投。投资于世界很多大型公司。很多大型公司背后有日本资金影子。而中国国情决定，很大一部分末放开。比如金融，资源类。美国资金没进来。加上人口红利。政策等因素。中国才遂渐强大。并且对西方依赖性没日本强。所以美国要想抑制中国很难。除非中国自己把传统工商业逼死。用虚无飘的互联经济。共亨经济把实业搞死。从外部中国绝对可抗任何国家！ 因为自美国以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被美国的力量压住了，没法自由发展，形成了一种稳定。中国之所以超越第二大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就是因为中国是美国压不住的。 广场协议后，日元斗升值，日本企业为了避免日元与美元竞争，纷纷到海外投资，日产品牌照样销售到美国，投资回报赚得锅满钵满。 中国人民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全世界人民注目优异成绩、重要一点我们走的是特色 社会 主义经济市场、日本政府人民所走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又跟美国霸权行径狼败为奸、奉行侵略加有条件剥削别国的资本体系结构、最终它们目的互相伤害制裁对方一贯立场。最终被爱好和平发展道路各国人民所抛弃掉。 英法德太不争气了！

日本被美国逼迫签下“广场协议”停止了高速发展，日元升值导致经济滞涨，被经济界人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但是日本经济规模仍然是资本主义 社会 的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是资本主义 社会 第一大拥有国家，购买美国国债也是首屈一指的。这得益于日本政府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尽量不与美国争夺领导地位，日本领导人甚至在美国总统特郎普面前卑躬屈膝，还在打高尔夫球时故意甩跟头讨好特郎普，私下里却潜心发展高 科技 产品和质量技术过硬的产品，美国退出TPP以后，日本接过摊子，仍然与东亚地区有关国家实施贸易全球化进程，这是日本地域限制只能贸易扩张的发展之路，往后和美国在贸易关系方面，还将继续搏奕，特郎普总统只签双边贸易协议，原来的多边贸易逆差要减少，这是特郎普的目标，他认为你赚了美国的钱，会挥舞关税大棒重新谈判解决问题。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特郎普很不高兴，已经几次发推警告日本，每次安倍晋三会带着巨额资金赴美购买军工产品，以安抚美国的不满情绪。现在日本把 汽车 、家电和中低端产品转到国外，来减少与美国的顺差，所以日本的经济数据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排在前列的国家矣！ 最根本的原因：日本的产品质量非常好、 科技 很发达。总体民用领域的 科技 创新实力仅次于美国、领先中国。 1、日本的主要产品 丰田、本田、尼桑、松下、索尼、佳能、尼康、日立……等老牌日企仍然在世界占据前列的牌子。日本人在产品质量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耐心、精细化的态度。无论做哪一样产品、都是精益求精的态度去突破技术，尤其是传统行业。所以日本制造在全世界上独树一帜。以精细化、超高耐久度、性能化等闻名世界。 显然地，日本的产品卖遍全世界，家用电器、手机、 汽车 相机等独霸全球。曾经的日本相机辉煌智能手机取代了日本相机 但是今年来，日本的中端制造业逐步被中国的品牌打败。家用电器与手机节节败退。家电还存在一部分，手机基本是没声音了。但是，在家电手机领域日本的核心技术还是存在的。手机品牌基本不存在了，就专门卖手机摄像头、内存、显示屏给中国手机厂商。因为日本在显示屏、摄像头、内存上的技术领先优势依旧很强大。中国自己的零部件还是没法跟日本的精细、性能化好，这个加工设备也很有关系。 同样的情况、在 汽车 行业也是，目前我们国内 汽车 品牌仍然离不开日本的核心零部件：日本电装公司、日本爱信变速箱、电喷系统、轻型柴油机、汽油发动机、试验设备等。原因也是日本几十年以来的工业智慧结晶，中国暂时无法追上。因为民用领域、民企资金有限，民营公司没有、也不愿意咋那么多钱去研制自己的核心零部件，所以只能采购日本的。让中国企业通过组装先生存起来先。由此可见，日本民用领域的中高 科技 核心竞争力依然正在领先中国20年左右。所以，日本的产品依旧很有市场利润。依旧卖遍全世界。经济实力也排名前列。 日本的中低端制造被中国超越之后，日本索性全部产业升级投入了高端制造的科研创新：新材料，人工智能，医疗，生物，新能源，物联网，机器人，高 科技 硬件，环境保护，资源再利用等新兴领域。 2、创新前沿 日本的文化培养：从小就进行启发教育，开创大脑创新性。所以日本当今的创新 科技 成果非常的多。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6年，也就是今年，日本每年至少拿一个诺贝尔奖，仅次于美国，位于全球第二。日本课堂 全球创新企业TOP100 ：日本40家美国35家法国10家德国4家瑞士3家 在2014年之前一直是美国第一名，2014年之后被日本超越。 目前日本就是全力投入上面这十二个方面，而且当前百分之90已经做到了世界前三。某些科研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大数据云计算，新材料，资源再利用，能源存储、机器人等。日本会跳舞的机器人 3、日本的苦恼 1）军用领域：由于是二战战败国、日本被限制不得发展军属。所以日本军事发展很有限。而中国的军用领域由国家一手投资与负责，资金与人才都很充足。所以中国的军用领域领先日本几十年。 2）民用领域：中国的民用领域、资金与人才并不充足，加上几十年的基础代差，所以中国的民用领域 科技 含量一直落后于日本。 3）发展受困 由于日本处在美国的制品统治之下，美国永远也不可能让日本领先他。所以才有了70年代的美国制裁日本半导体。导致日本被美国割韭菜，未来也是如此，即使日本的 科技 实力超过美国，依然会被美国打压下去。中国则会一直稳定追赶日本、美国 科技 。所以，再过几十年，日本的 科技 还是会被中国赶超的。除非，日本能摆脱美国的殖民统治。或许，只有等中国成世界第一了，美国国运衰弱了，日本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总被美国嫌弃卑躬屈膝 综上所述，当前的日本是蓄力期，只能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犹如二十年前的中国一样，遭受美国的欺凌。 日本最迫切的愿望是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自由。若要日本放弃几十年的 科技 领先，换来自由，换来美国的撤军、日本绝对答应！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逐渐逼近美国体量，美国一纸《广场协议》让日本经济陷入了停滞，即停滞了20多年。 当时，美国经济遭受了重大挫折，而日本经济却高歌猛进，不过，日本的成功毕竟是美国人将其从二战废墟中扶持起来的，美国当然不甘心让日本人的光环压在自己头上，而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等方面很多命脉还掌控在美国人手中。1985年美国和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5个国家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了一个协议，即为《广场协议》，该协议签订之后美元大幅贬值，并导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最终爆破，日本开始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时期，后被人们称之为“失落的十年”。后人有些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搞垮日本经济发展势头的一个阴谋，然而日本命脉毕竟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便明知是阴谋也无计可施。 虽然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况，但是，他们的经济规模(GDP基数)非常巨大，加之其经济多元化、超前性等优势，才能保持长达20多年都稳居世界第二，直至2010年中国的GDP才超越日本。 那么，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为何还能领先其他国家呢？ 首先，日本的GDP基数非常巨大，中国有句俗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的经济虽然陷入了停滞，但他们在1995年的GDP依然高达5.45万亿美元，相当于第三名德国2.59万亿、以及第四名法国的1.6万亿多了可不是一星半点，这些国家要想短时间内超过日本是不现实的；其次经济停滞其实是世界性的，欧美等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也并不快，欧美等西方国家也会受到日本经济衰弱的负面影响；最后日本企业转变了发展方向之策略，即开始向海外扩张自己的实力，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日本株式会社大量进驻中国发展，日产电器及 汽车 等其它工业产品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 如今，美国制裁日本的《广场协议》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都研究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绝不会允许有其他国家超越自己，想当年的英国、苏联等国都遭到了美国的制裁，最终都落得衰弱的衰弱了、解体的解体了，当然，日本也逃不过美国人的魔掌一击之悲惨下场！ 因为日本经济多元化，公司业务以扩展出本去。并且风投。投资于世界很多大型公司。很多大型公司背后有日本资金影子。而中国国情决定，很大一部分末放开。比如金融，资源类。美国资金没进来。加上人口红利。政策等因素。中国才遂渐强大。并且对西方依赖性没日本强。所以美国要想抑制中国很难。除非中国自己把传统工商业逼死。用虚无飘的互联经济。共亨经济把实业搞死。从外部中国绝对可抗任何国家！ 因为自美国以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被美国的力量压住了，没法自由发展，形成了一种稳定。中国之所以超越第二大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就是因为中国是美国压不住的。 广场协议后，日元斗升值，日本企业为了避免日元与美元竞争，纷纷到海外投资，日产品牌照样销售到美国，投资回报赚得锅满钵满。 中国人民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全世界人民注目优异成绩、重要一点我们走的是特色 社会 主义经济市场、日本政府人民所走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又跟美国霸权行径狼败为奸、奉行侵略加有条件剥削别国的资本体系结构、最终它们目的互相伤害制裁对方一贯立场。最终被爱好和平发展道路各国人民所抛弃掉。 英法德太不争气了！

首先国家就应该对于农村投放比较高新科技的农作机械物，其次是要进行相应的宣传，在各个农村基点形成良好的帮扶，帮助农民正确使用科技来发展农业，形成良好的发展趋势。

①利用农村购买力较低的特点去增强购买力。②改善商品供给结构。③完善和加强商品的流通体系。

钱不够用啊~~当然要涨价

数字经济囊括很多，主要包括通信产业链、计算机基础技术产业链、软件产业链、互联网产业链、电子商务产业链。、我们看到的4G5G基站、局端、宽带、智能手机皆是通信产业链。我们看到的芯片、集成电路、电池、屏幕、内存、存储皆是计算机基础技术产业链。我们看到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个人软件、办公软件、企业软件、安全皆是软件产业链。我们看到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这四大技术既是计算机基础技术，也是软硬一体化产业链。我们看到的互联网新闻资讯、网络文学、游戏、直播、视频、数字音乐、网上社区、内容搜索（含地图导航），皆是互联网产业链。

英国《金融时报》12月19日刊文称，中国经济保持增长韧性，改革势头良好。报道援引世界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李伟乔的观点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监管措施，缓解宏观经济失衡，并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降低了金融风险。李伟乔认为，从多个方面来说，2017年都是中国的成功之年，中国的家庭收入和消费快速增加，促进了经济再平衡。无独有偶，世界各大机构近期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高度评价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发布《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约占三分之一。在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的个人消费、较高出口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带动下，预计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明后两年将分别达到5.8%和5.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19年将从今年的11.9万亿美元增至14.2万亿美元，超过同年欧元区共计14万亿美元的GDP。中国经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贡献还将持续增加。“大大超出预期”，对于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美国财经媒体CNBC给予盛赞。CNBC报道称，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引导经济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内将继续稳步发展。该媒体近日发布的一项面向25国民众的全球调查显示，49%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事务能发挥“积极影响”，这一比例要明显高于美国的40%。英国路透社则列举了一组中国经济的亮眼数据。在电子产品和高科技产品销售强劲的推动下，1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2.3%，这一数据高于此前分析人士5.0%的预测值，为8个月以来最快增速。与此同时，大宗商品采购推动了进口增长。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显示，中国11月份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17.7%，大大高于11.3%的预测值。美国《华尔街日报》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中国经济最近一年的表现。该报称，2017年做空中国经济的投资者代价惨重，苦不堪言，因为这与中国经济向好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一抹亮色。《金融时报》报道认为，在一些顶尖技术公司的推动下，数字经济正在中国快速发展，包括物联网、虚拟货币、金融技术、人工智能、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和大数据。数字技术的进步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全新活力，中国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革命的中心。

分别是消费升级、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对外开放的领域、层次不断丰富，尤其是近年来在全球“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的背景下坚持扩大开放。中国加入WTO是开放国民经济的需要。如今，中国已成为如金融、自动化等领域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中国和WTO间也需要新的合作形式。中国目前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于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都至关重要。记录中国经济发展“成绩单”，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经济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未来我们仍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具体来看，五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充分地展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睿智奋进的民族，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民族，是一个有着无限生命力的民族。这也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扩展资料：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巨大。IMF亚太部中国团队负责人詹姆斯·丹尼尔则表示，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支柱，并希望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能不断增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现任名誉所长及高级研究员弗莱德·博格斯滕也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驱动力，而且这种增长趋势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持续下去。他表示，无论是从增长速度还是增长规模来看，中国都是美国以及欧盟的两倍多，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而言意义重大。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黄育川看来，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发展潜力也大，经济持续增长的时间也将更长，而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激发增长潜能。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今后有动力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澳专家：中国在多个领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C 试题分析：通货膨胀是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全面的、持续的物价上涨的现象。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数量，是其主要原因之一，物价上涨使商品价格总额超过价值总额。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物价上涨导致购买力普遍下降。此时纸币贬值提高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使国家债务所代表的实际财富“缩水”。故①②项错误。本题选C项。点评：通货膨胀是高考考查频率比较高的考点，要注意从含义、原因、后果及影响等多角度，全面把握通货膨胀。本题难度适中。对于此类试题，学生应理解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也就是通货膨胀会使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同样多的纸币购买的商品数量变少，会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并排除错误选项即可。此类知识一直在高考中以不同形式出现，需要牢记和准确理解。

问题是什么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看法好像现在也不统一。。。。

去杠杆，既会抑制资产泡沫，也可能一时抑制经济增长。对于杠杆使用过度的企业和机构来说，资产价格的上涨可以使它们轻松获得高额收益，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刺破泡沫，亏损则会非常巨大，超过资本，从而迅速导致破产倒闭。但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市场充满了大量复杂的、杠杆倍数高的投资工具。如果大部分机构和投资者都加入“去杠杆化”的行列，这些投资工具就会被解散，而衍生品市场也面临着萎缩，相关行业受创，随着市场流动性的大幅缩减，将会导致经济衰退。

自18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开始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与工业化彼此助推，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资源和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的直接结果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并表现在一国或一地的人均家用电器、小汽车拥有量、基础设施、人均居住面积提高或改善等方面。本节以经济增长与能源、金属矿产、水泥消费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关系分析为基础，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变化的一般规律，为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奠定基础。一、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工业化社会。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社会财富的积累超过几千年农业社会积累的总和。大机器的广泛运用使人们能够便利地大规模开发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并将之转化为社会财富。在人类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人口膨胀、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并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关系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能源强度逐步下降等。——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从发展趋势看，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生产和消费密切相关。发达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能源资源。产品越丰富，社会越富裕，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量也越大。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的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石油消费总量是个典型的例子。石油规模化采掘始于1857年美国得克萨斯。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年公布的数据，到2008年底，全球共消费石油约1560亿吨，其中前40年只消费了约2亿吨，20世纪上半叶50年消费了不到100亿吨，最近50多年则消费了1460亿吨（表1和图1）。表1 1998～2008年全球能源消费一览表　单位：百万吨油当量图1 1983～2008年全球能源消费变化趋势图（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伴随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逐步优化。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能源结构逐步优化：农业社会能源以薪柴为主；工业革命以来，能源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欧洲国家工业化最早要用木材炼铁，随着原料中废钢比重的增加，现在炼钢采用电炉了；火车最初是用煤的，现在的高速火车已经用电了。从总体上看，工业革命以来，能源构成经历了从薪柴—煤炭→煤炭—石油→油气—煤炭为主的演变过程。随着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可再生能源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近年来防止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成为环境外交的国际热点，可再生能源得到快速发展，在能源中的比例逐步提高。据有关研究，未来能源结构变化大致如图2所示。图2 世界一次能源构成及其发展预测（1940～2100年）（据W.E.Schollnbeger和J.R.Frisch.未来的资源危机.1982）——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世界各国单位GDP能耗逐步下降。在英、美等国工业化时并没有出现全球性能源短缺。换句话说，早期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明显的资源环境约束，是一种没有或者很少约束条件下的自然发展。日本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正好赶上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提出了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通过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降低单位GDP能耗，完成了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图3）。由于实现工业化的支撑技术不同，人均能耗及其峰值也不同。实证研究表明，早期工业化国家人均能源消费量较大时增长才趋缓，后发展国家人均能源消费峰值明显低于前者。例如，发达国家人均GDP在1万美元前，能源消费增长较快：1万美元时韩国人均能耗4.07吨标准煤（1997年），日本4.25吨标准煤（1980年），美国8吨标准煤（196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冯飞研究员根据有关研究资料，画出了各国能源强度变化的概念模型（图4）。图3 英、美、日及发展中国家单位GDP能耗曲线（冯飞.电力技术经济.2007年第3期）图4 世界主要国家能源强度的变化曲线（冯飞.电力技术经济.2007年第3期）二、经济增长与主要金属矿产消费与能源消费的规律大致相同，随着全球经济规模的扩大，金属矿产消费总量持续增加，并表现为矿产消费与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金属矿产消费量持续增长。全球主要矿产品消费总量不断增长，表现为在一些国家工业化时增长速度较快，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源消费快速增长，1973年到2000年前呈波动式上升。发达国家矿产品需求下降，部分是因为完成了城市化，部分是因为高耗材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铅却是个例外，主要与其毒性较大、日益被其他材料替代有关（图5）。图5 全球矿产品消费增长趋势（王安建，王高尚等.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2001年度报告.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2001）——人均钢铁消费强度随人均收入增加而变化。从人均钢铁消费量的变化可以发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早期（人均GDP为3000～15000美元），人均消耗增加很快，后期（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人均主要资源消耗出现增长放缓甚至绝对量下降的情形。简单地说，一国或一地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经历“（低）较快上升—（高）平稳—（较低）缓慢下降”三个阶段（图6）。图6 1968年世界各国钢铁消费量和人均GDP关系（马建明.对矿产资源（矿产品）需求预测的思考.2006）——人均钢材消费量与人均GDP关系密切。从总体上看，人均GDP与人均钢材消费呈正相关关系。从人均钢材消费量与人均GDP关系图（图7）上可见：其一，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大致集中在两个区域：图的左下角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特征是人均GDP和人均钢材消费量均较低。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在图的右中部，其特征是人均GDP和人均钢材消费均较高。其二，韩国和中国台湾例外，人均20000美元（PPP）时人均钢材消费约800千克。究其原因，因为重化工业是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主导产业，出口导向是其发展战略，且出口产品的钢材强度较高。虽然日、意、奥、德等国人均GDP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但人均钢材消费较高，因为这几个国家机电产品出口量也较大。图7 人均钢材消费量与人均GDP的关系（陆晓明.矿产需求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我国矿产需求预测、资源保障分析及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2006）三、经济增长与水泥消费水泥是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必需的物资，原料来自非金属矿的石灰石，以及工业和生活的部分废物。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非金属矿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冶金、化工、轻工、石油、地质、机械、农业、医药、首饰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成为不可替代的材料，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日益重视和人们的青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水泥消费量呈现一定的规律。以美国为例。从1900年起，美国水泥产量和表观消费量呈缓慢上升趋势。据美国经济部国贸局资料，到2008年，美国水泥产量8100万吨，表观消费量9252万吨。从1955年起，美国水泥净进口持续增长，到2008年累计净进口量达1152万吨。1906年到2008年，美国水泥累计产量为50.28亿吨，累计表观消费量54.40亿吨（图8）。图8 1900年以来美国水泥产量和表观消费量的变化四、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用途变化不可再生、不可移动的土地是城市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城市化的实质之一是对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集约化程度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国工业化时土地用途变化情况不同。英国工业革命伴随着以圈地运动为标志的农业革命。早期的圈地运动把耕地变成牧羊场，后期则伴随耕地数量的增加。1793～1815年，由于对法战争贸易中断，垦荒达到高峰。到1830年，曾经称为荒地的土地在英国基本不复存在。美国耕地面积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南北战争及其以后，美国相继颁布了《宅地法》、《荒芜土地法》等法案，大批移民向西拓植，来自国内外的移民不断增加。从1862年到1926年，联邦政府共颁发了139万公顷土地所有权证，面积约为2.3亿英亩。美国农业耕地面积从1870年的4.07亿英亩增加到1914年的9.1亿英亩（图9）主要工业国家近现代工业史。。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05年美国的耕地面积减少到0.43亿英亩，仍为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多的国家。图9 美国农用地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道格拉斯·诺斯（North,D.).美国的工业化，载于波斯坦、哈巴库克（Postan,M.M.,Habakkuk,H.J.）：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日本工业化时耕地面积变化表现为数量先不断减少而后减少变慢的特点（图10）。在1960、1970和1980年的耕地减少量分别为5000公顷、36000公顷和53000公顷，1980年后每年的减少约13000公顷，反映工业化完成与建设占地减少的一致性。日本经历了一个耕地开发、保护和控制的过程，耕地减少与国土面积小、人均耕地少密切相关。1959年日本农林水产省颁布《日本农用地转用标准》，目的在于确保优良农地，维持农业生产力，适当限制农地转用。图10 1960年以来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可耕地面积的变化（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108）根据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的研究，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工业化过程中，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可耕地，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我国决策者的特别重视。五、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研究表明，人均收入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库兹涅茨曲线）。如果经济增长最终能带来环境质量改善，就不必减缓经济增长来保护环境。正因为如此，环境学家和经济学家不断对库兹涅茨曲线揭示的规律进行验证。下面引用其中的一些研究结果。作为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研究（IBRD,1992）的一部分，一些专家估计了10个环境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些指标是：缺乏干净水、缺乏城市卫生设施、城区悬浮颗粒物水平、二氧化硫浓度、1961年到1986年森林面积的变化和年采伐率、河水中溶解氧和大肠杆菌、人均市政废物、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研究结果表明，部分指标确实与库兹涅茨曲线吻合，包括：缺乏干净水和城市卫生设施的状况随收入升高而逐步改善，但收入的升高带来水质的恶化，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明显地随收入而升高；市政废物的产生和排放也是如此。以一个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表示的二氧化硫（SO2）、氧化氮（NOX）以及悬浮颗粒物（SPM），它们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符合倒U形曲线揭示的规律。还有一些专家利用该报告中世界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资料，评估森林采伐和SO2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对1990年到2025年的全球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对SO2的研究表明，拐点出现在人均GDP3000美元。全球SO2排放总量将从1990年的3.83亿吨增加到2025年的11.81亿吨；人均SO2排放量从1990年的73千克增加到2025年的142千克。森林覆盖从1990年的4040万平方千米，降到2016年的最低值3720万平方千米，2025年又增加到3760万平方千米。因为森林砍伐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在生物演化尺度上，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罗杰·珀曼著，侯元兆等译.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六、世界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启示1.没有一个国家能依赖本土资源实现工业化由于自然资源地理分布的不均匀性，没有一个国家能依赖本土资源实现工业化。一般地，一些国家某些矿产相对丰富，而另一些国家则相当贫乏；一个国家内的差异也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盛产石油的科威特，除油气资源外，其他矿产的经济利用价值不大。只有幅员辽阔的国家才有可能资源总量丰富、矿产种类齐全，如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等。即使这些资源大国，也可能存在结构不理想，甚至结构性短缺问题。以石油为例。世界石油资源丰富，但分布极不均匀。据2000年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评估，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世界石油最终可采储量约3567.45亿吨，主要分布于中东，可采石油资源1356.78亿吨，占全球石油总资源的38%；其次是前苏联和北美地区，分别为617.27和590.29亿吨，占17.3%和16.5%；欧洲地区最少，仅141.33亿吨，不足全球最终可采石油资源的4%。迄今，全球尚有1280亿吨左右的石油资源有待发现。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09年6月发布的全球能源统计报告，如果扣除加拿大油砂储量不计，截至2008年底，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为12580亿桶，主要分布在中东，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7541亿桶，占全球总剩余可采储量的59.9%；其他几个地区的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均不足全球总剩余可采储量的10%（表2）。表2 全球石油剩余探明储量　单位：10亿桶又如固体矿产资源。全球矿产资源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有关研究表明，金属矿产资源总储量的46%集中在矿产地仅占0.25%的极少数大矿中，且集中在少数国家。具体说，大约25种矿产主要集中在3～5个国家。例如，煤炭储量的76.2%集中在美国、德国、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中国和印度。铁矿90%的储量分布在俄罗斯、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南非、瑞典、法国、委内瑞拉和利比亚，前5国的储量占80%。锰矿资源储量的94%集中分布在南非、俄罗斯、墨西哥、加蓬、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等国，其中南非和俄罗斯共占储量的88%；南非、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芬兰、印度、巴西、土耳其和菲律宾8国占有世界铬铁矿储量的96%，而前4国则占91.6%。世界上大多数铁、锰、铬等矿产资源集中分布在少数大型或特大型矿床中。如超大型铁矿有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探明储量426亿吨，其中富矿储量为261亿吨；富矿石探明及预测储量约820亿吨，600m深度以浅的资源量估计有2900亿吨。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铁矿盆地，保有储量201亿吨；巴西米纳斯—吉斯拉“铁四边形”地区，有100个铁矿床，储量220亿吨；巴西卡拉贾斯铁矿区，富铁矿石探明储量达177亿吨。澳大利亚哈默斯利铁矿区，赤铁矿、赤铁矿－针铁矿矿石品位高，含铁54%～62%，褐铁矿矿石含铁50%～54%，储量共计320亿吨，品位54%～64%的有249亿吨，可露天开采。10亿吨以上的超大型锰矿有加蓬莫安达含锰层，南非卡拉哈里马马特旺型矿石，墨西哥莫兰哥含锰层和加拿大拉皮德—克里克铁－锰层。在加蓬，莫安达含锰层已探明储量2.2亿吨，平均品位50%；卡拉哈里锰矿田马马特旺型矿石储量约132.04亿吨，其中可采储量4.74亿吨，平均品位约39%，如加上卡塞尔斯型矿床的3.4亿吨可采储量，平均品位48%，卡拉哈里锰矿田合计拥有136.13亿吨估计储量，其中可采储量8.13亿吨。资源产地的持续勘探、开发才能保证全球资源的稳定供应；生产地和消费地的错位并不影响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工等矿业发展；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将资源供应完全寄托在国外市场，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所谓不现实是因为资源供应存在不安全因素，所谓不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满足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需求。摸清家底、立足国内应成为我国保障矿产品供应安全的指导方针和立足点。2.资源强度呈现倒U型或反S型特征实证研究表明，资源强度（单位GDP的金属消费量）一般呈倒U型曲线特征，人均金属消费量与人均GDP之间呈“S”型曲线的增长关系（图11）。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一国或一地在工业化过程中进入一个能源资源消费的“爬坡”阶段。图11 矿产资源单位GDP消耗的倒U型模式和人均消费的S型模式人均金属消费量与人均GDP之间呈“S”型曲线的增长关系。具体原因主要有：第一，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使资源消耗弹性先增后降。在一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快速增长之前，以农业和轻纺工业为主的“温饱型”产业往往是经济增长的主导行业，资源消耗强度较低。进入工业化后，资源消费开始持续增长，并在重化工业主导的工业化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随着重化工业增速放慢，比重减小，服务业增长速度加快，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强度持续回落，并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状态。第二，经济持续增长背景下，不可再生资源价格具有长期的上涨趋势，需求增长和生产成本提高是主要原因。价格上涨将刺激各种资源替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如塑料等新材料对钢铁的替代，也将对传统资源的消费强度产生直接影响。第三，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无论是人均钢铁生产和消费量的增加，还是人均住房面积的扩大，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实物；即使进入信息化社会，如果没有实物投入，也无法建设高楼大厦和各种基础设施。不同金属矿产“S”型曲线波长不同，与其性能和工业化中经济结构的演变有关；曲线的起点和形状也因各国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资源政策等不同而异。以美国为例，近百年来美国矿产品及相关产品生产消费呈明显的变化规律。从铁矿石和钢的生产、消费看，美国铁矿石产量1952年达到1.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1954年铁矿石消费量达到1.45亿吨，此后保持在7100万～5600万吨之间。1900～1949年期间多数年份铁矿石视消费量大于产量，铁矿石净进口量不超过500万吨（只有8年净出口，数量不超过200万吨）。1954～1990年铁矿石表观消费量大于产量，差值1200～7000万吨，1991～2007年缩小到1580万～400万吨。1900～2007年铁矿石累计产量70.45亿吨，累计表观消费量82.53亿吨。钢产量1973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37亿吨，表观消费量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2亿吨。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布鲁塞尔报纸对2008年世界粗钢产量及排名报道，2008年美国钢产量为9150万吨。1914～1958年钢为净出口，1959～2008年为净进口。3.工业化与技术革命相互促进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生产体系逐渐形成。工业化带动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图12），每一项技术发明的出现需要一个过程，从技术发明到生产实践又需要一个过程。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新的阶段，又对技术发明提出新的要求，如此不断循环，逐渐推进。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图12 英国城市化进程与重要技术发展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新技术研发和扩散遵循“新技术产业革新点——新技术产业链——新技术产业体系”的“从点到线再到面”式的扩散路径：技术发明首先是在产业体系的一、两个关键点取得突破，然后沿着产业的上下游方向扩散形成新技术产业链，再进一步，向关联产业扩散形成新技术产业体系（网），由此带动城市化逐渐、缓慢前行。4.循环再生成为原料的重要来源无论是矿产、能源还是其他生产资料，消费“零增长”至今并未出现。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但仍然是世界上矿产品的最大生产国，许多矿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是世界最大的矿产品消费国，人均消费20多吨，是我国的5倍；也是最大的矿产品贸易国，许多矿产品进出口居世界第一；非燃料矿物的来料加工产值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后工业化国家依靠知识和技术创新来发展经济，矿产资源消费增长速率远低于GDP的增长，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强度大幅度下降；非金属矿产资源消费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明显增加；废旧物资的大量产生和积累，为其回收和再生利用创造了条件，并逐渐成为原料供应的重要补充。钢、铝、铜等大宗废旧金属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占资源投入的比重不断提高，非金属和各类新型合金的消费量剧增，新型材料和替代品不断出现，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并支撑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德国、日本等依赖再生资源发展“静脉产业”就是例证。

居民收入的来源有四个部分， 即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由于收入来源的性质不同，各类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也不同。从根本上来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源于GDP构成和居民收入构成之间的差异性。从最近十年的趋势来看，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保持了同步。“十四五”期间，这一同步的基本条件仍然具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能够继续实现基本同步。判断居民的收入增长形势，依据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住户调查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43万亿元。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大约在40%到48%之间波动。自2002 年开始，这一比重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下降，2011年降到39.8%，之后在2016年提高到44.5%。2017年和2018年，这一占比分别为44%和43.8%，2019年为43.4%。

各行业达到饱和，甚至产能严重过剩。

　　区域贸易是指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活动。　　区域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　　（一） 可以引进本区域缺乏的生产要素和产品， 扩大区域生产和消费领域， 提高生产效率。　　（二）在开放的环境中， 其他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成为本区域扩大的市场和新的投资来源， 可以在更高层次上促进竞争和企业的发展， 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外资对我国经济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1.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我国的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相对短缺，外商直接投资满足了我国经济建设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而且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从而明显增大整个社会的资本规模。同时，也促进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　　2.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一定作用。据资料显示，外资中的近70%投向第二产业，近30%投向第三产业，投向第一产业的比重尚不足2%。这大体符合我国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的客观要求，从而促进了我国第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的发展。　　3.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4.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不少较为先进和适用的技术，促进了我国产品技术的升级换代。通过与外商的合资与合作，我国许多产品的技术水平也有明显提升。从间接效应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示范作用，促使我国企业或通过技术贸易的形式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或通过自主创新来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　　5.增加就业总量。　　6.推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通过吸收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借鉴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制度，推动了我国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二)消极影响　　1.形成对某些行业和市场的垄断，造成大量民族品牌流失。一是外商在我国幼稚产业抢先建立大企业。二是外商在我国某些盈利率高、市场前景广阔的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实行垄断。外商凭借其品牌产品的质量和服务优势，加之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与我国内资企业进行激烈竞争，将我国一些民族品牌产品淘汰出局，或是通过合资收购中方的名牌商标，导致中方的名牌产品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2.削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我国企业明显处于劣势。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R&D费用只占销售收入的0.39%，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经费也只占销售收入的0.6%。我国许多企业还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实施本地化战略，低价竞销，打垮内资企业；遏制合资企业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与内资企业争夺人才，导致内资企业和国内相关单位自主研发力量受到削弱。　　3.通过不正当经营或转移定价，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外商在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或对国有企业进行并购的过程中，往往低估国有资产，特别是漏估国有企业的品牌、商誉等无形资产，从而使国有资产蒙受损失。而且许多外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偷、漏、逃、骗税问题。特别是不少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在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方式偷逃税款，给我国每年造成大量税收损失。　　4.加剧资源短缺，恶化生态环境。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属于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这给我国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外商在华设立这些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企业，实际上是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某些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不仅加剧我国资源短缺状况，恶化我国的生态和社会环境，而且也严重危害企业职工和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加剧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具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这种非均衡格局的出现，加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也促使西部、中部地区的一些人才和资金向东部地区“倒流”。　　6.产业同构现象比较严重。许多地方政府在引资中出现重复引资问题。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体系，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现象比较严重。 价格转移问题。跨国公司普遍实行全球化经营战略，利用其全球网络，转移价格或者利润是跨国公司的普遍现象。对此，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防止。 技术转移问题。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是追求利润，技术的转移和采用，主要基于市场竞争状况，这里的竞争不仅仅是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竞争，更多的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事实上，跨国公司已经逐步向我国转移先进技术。因为中国市场国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使得跨国公司必须向中国转移新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也迫使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新技术，如手机产业。一个完全、开放、竞争的市场，有利于跨国公司面向国内研究开发和转移新技术。技术转移问题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微观行为，我们不能要求跨国公司使用、转移何种技术，不能因为跨国公司使用了落后的技术或不转移技术而将其看作是跨国

【答案】：外商直接投资对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国内资本形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日益重要的产出来源；(2)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3)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4)外商直接投资发挥溢出效应，先进的生产制度、管理方法和运行机制以及员工的培训等为中国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从而提高要素生产率。

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其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与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创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奇迹，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最快、投资环境最佳的两大地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实践。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和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思路，珠三角先走一步。90年代，邓小平又提出开发浦东、发展上海、带动长三角发展的新思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区，成为继珠三角经济区之后又一个发展热点。珠三角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主体，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活力的重要增长极之一。珠三角位于广东省中南部，面向南中国海，为珠江出口处，毗邻港澳，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5个地级市，惠州市区、惠阳县、惠东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市7个县(区)及县级市，共计14个市、县(区)，面积415万平方千米，人口2365万。进入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在外部因素和区域内改革力量的合力驱动下，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腾飞。长三角则主要在乡镇企业带动下，以区域内城乡自我积累为支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比较而言，由于当时上海增长极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珠三角独领风骚10年，经济发展水平追上了长三角。长三角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长江入海口。区域内共有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城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城市即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计15个城市，面积10万平方千米，人口约7571万。90年代，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跨入一个重振雄风、引领潮流的崭新发展时期。上海以浦东为龙头，以建立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为目标，抓住历史机遇，经过10年拼搏进取，高新技术产业得到迅猛发展，产业结构高度不断提升，整个城市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基本完成由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的重大转变。目前，已有3300余家中外金融机构驻扎在上海，世界500强企业有一半在上海投资，经济外向度空前提高；金融证券、保险、商贸、交通、通讯、房地产等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城市功能与区域枢纽辐射功能大大增强。长三角成为90年代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潮流的最耀眼的明星。在中国区域经济中，珠三角与长三角双星争晖，共同引领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区域经济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过程通常又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如同人的一生有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等成长阶段一样，区域经济发展也有待开发（不发育）、成长、成熟、衰退等发展阶段之分。除了特殊情况外，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的。在同一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增长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区域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观念也都会有所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一起，反映区域经济从一个发展阶段进入另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一、待开发（不发育）阶段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区域经济处于未开发或不发育状态, 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原始，生产手段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第一产业占极高的比重；商品经济甚不发达，市场规模狭小，经济增长缓慢，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甚至自给不能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自身资金积累能力低下，缺乏自我发展能力。我国远西部(指兰州一一成都一一昆明线以西）的一些地区和18片贫困地区，目前基本上尚处于这一阶段。这类地区要想成功地走出不发育阶段，跨入现代王业化的“门槛”，就必须把外部资金、人才、技术输入和区内条件结合起来，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启动地区经济增长。二、成长阶段当区域经济跨过工业化的起点，呈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将标志着区域经济发展已由待开发阶段进入成长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大；产业结构急剧变动，第二产业开始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逐步发育，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区域专业化分工迅速发展，优势产业开始形成或正在形成中；人口和产业活动迅速向一些城市地区集中，形成启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伴随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性变化，区域社会文化观念也相应地发生较大转变。促使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由不发育阶段迅速进入成长阶段，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1）外部推动型。扣深圳和海南经济特区，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 开发地区资源，大办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2）国家投入型。如攀枝花、包头、大庆等地区，主要是依靠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工业建设，从而推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3）自身积累型。如苏南一些农村地区，主要是通过自身积累资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工业，以此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最初的资金积累主要来自农业，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收，入开始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4）边贸启动型。如云南德宏等些边境地区，近年来边境贸易因发展十分迅速，已开始成为促进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启动器。目前，德宏自治州财政收入约有 76% 来自边贸收入。三、成熟（发达 ) 阶段经过成长阶段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后 ,区域经济发展将逐步进入成熟（类达）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经济增长势头减慢。并逐渐趋于稳定；工业化已有较久的历史，达到了较高水平，第三产业也较发达，基础设施齐备久突通运输与信息±已基本形成网络；生产部门相当齐全，协作配套、条件优越，区内资金积累能力强，人口素质高。处于这气阶段的地区（如上海市、辽宁中南部地区）通常是国家经济重心区的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度相当高生在发达、繁荣的掩盖下，许多矛盾随着岁月的积累，形成潜在的衰退因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1）“空间不可转移孔”和“不易转移”要素的价格上涨，如地价、水费、工资上涨, 排污费增加，生活费指数提高。在我国价格信号不全、不灵的情况下，则表现为用地紧张、水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运输阻塞、职工稳极性下降。（2）许多一度曾是领先甚至独占的技术，随着它的逐步普及而主运失其 “独占利益”。（3）由于设备刚性，许多企业的“硬件”已经陈旧、老化，综合表现为愈来愈多的产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4）由于技术（产品）老化、市场萎缩和资源枯竭, 一些在成长阶段支撑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产业，其堆长速度大为减慢，有的甚至出现衰退，沦为衰退产业。四、衰退阶段由于运输位置的变更、产业布局指向的变化、资源的、枯竭、技术和需求的变化，一当地区在经过成熟阶段甚至成长阶段的发展之后，有可能转入衰退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经济首先出现相对衰退，失去原有的发展势头，紧接着出现绝对衰退，逐渐走向衰落 (如图1中虚线所示）。相对衰退地区的主要特点是，传统的衰退吏业所占的比重大，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已开始出现结构性衰退的征兆。在相对衰退地区被沦为衰退地区之前，适时适宜地对其进行地区挥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改造，可以防止这些地区进一步衰退，维持其原有的良好；发展势头，甚至促使其加速发展，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开始新的一轮成长过程。地区经济的衰退按其形成原因，大体可分为4种类型 ：（1）区位性衰退。由于运输地理位置和产业布局指向的变化，一些地区可能会因原有区位优势的消失而日益走向衰落，而另一些地区则因得益予新的区位优势而开始繁荣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例如，我国河北省的正定原是冀中的经济中心石太铁路通车后, 石家庄由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迅速发展前为河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正定主则衰落成为一个普通的县城。规划中的正定将成为石家庄的卫星城。（2）资源性衰退。主要发生在结构单一且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飞，因拥有一种或多种优势资源如煤炭、石油、铁矿等，而迅速建立起资源型主导产业群，包括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如电力、钢铁、石油加工和有色金属冶炼等) 。资源型产业在地区产业结构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它统治和支配着地区经济的交展。由于地区产业结构过于单一, 严重依赖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一旦地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区内资源发生枯竭，或者面临来自国外进口的廉价资源的激烈竞争，或者因替代品的出现而导致对某特定资源（如煤炭）需求的急剧减少，地区资源型主导产业群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如煤田、矿山、油井的开采业, 因储量殆尽，无法在原有的空间内继续生产，首先出现衰退。采掘业的衰退，将导致以采掘业为基础的原材料工业的衰退，继而导致整个资源型主导产业群的衰退。在缺乏可替代的主导产业情况下，地区经济将会出现全面衰退。英国北部煤田地带、原联邦德国鲁尔地区、法国洛林和诺尔－加来地区，以及美国东北部地区等一些以煤为基础的地区和城市经济的衰落，是资源性衰退的典型例子。（3）结构性衰退。地区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地区主导产业相互更替和结构不断演进的连续渐进过程。由于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经历着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阶段过程，因而在不同时段上地区的主导产业应该相互衔接。主导产业Ⅰ在进入成熟期后将被主导产业Ⅱ所替代，并成为支撑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经过一段时期后，主导产业Ⅱ又将被主导产业Ⅲ 所替代，继而被主导产业Ⅳ所替代。如此循环往复、循序渐进，从而在时序上形成一个主导产业链条，以此推动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均衡增长。如果不同时期地区的主导产业在时序上没有形成一个链条，相互间缺乏连接，如地区主导产业 I 在进入衰退期后，缺乏新的主导产业，或者新的主导产业还处于形成之中，地区经济的结构性衰退将不可避免。英国、美国、法国、原联邦德国等一些传统产业（如煤炭、纺织、冶金等）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区的衰退，较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4）消聚性衰退。产业和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集聚经济，释放出新的集聚生产力。然而，产业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有一定限度的，当超过某一临界规模，就会产生集聚不经济，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用地用水不足、能源和劳动力供应紧张等。而且，随着集聚规模的增长，集聚不经济最终将超过集聚经济，集聚作用也将被消聚作用业产所代替，加之一些国家政府为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实行工业分散化的地区政策，从而促使产业和经济活动由集中走向分散，导致一些集聚过度的地区从繁荣走向衰退或相对衰退。例如，工业发达国家大城市区因过度集聚而带来的不经济，已促使中心区的人口和产业大规模地向郊区及其附近的中小城镇扩散，从而导致周围地区的相对繁荣和中心区的衰落。60年代中期以来，曾经十分繁荣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经济的相对衰退也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在上述4种地区经济衰退中，资源性衰退和结构性衰退主要是一种“结构效应”的现象。即是说，一些地区之所以会出现经济衰退，是因为它们拥有较不利的产业结构。这些地区或者产业结构单一，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或者是处于衰退中的传统产业的相对集中地区。因此，要重振、复兴衰退地区经济，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多元化和结构的高度化，改变单一性的经济结构，进行结构的重组和改造，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灵活经济体制。

区域经济增长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指由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即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更广泛、深刻，它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而且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方面。区域经济增长是量的增长，而区域经济发展是质的提高。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是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按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十分繁多，对这些诸多因素，没有必要逐一展开详细讨论。这里，着重阐述一些主要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1．自然条件因素。自然条件（包括自然资源）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自然条件的状况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自然条件直接决定了各地区农业、采掘业以及水力发电等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水平，进而间接影响到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各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如交通便利、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同样也影响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能够减少原料、材料以及成品运输中的劳动消耗。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不同，人们即使花费了等量劳动，劳动生产率也不相同。马克思曾把由自然条件差异所形成劳动生产率称为劳动的自然生产率，这种劳动的自然生产率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应该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条件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逐渐削弱。2．人口和劳动力因素。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是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载体。从生产者的角度看，一定的人口数量和适度的人口增长是保证区域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在人口年龄构成一定的条件下，劳动人口数量与人口总量成正比，人口总量越多，劳动人口数量也越多5反之 ，则越少。此外，人口素质的高低率直接影响着区域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再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人口增长过快不仅直接制约着区域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还会造成消费基金增加，生产积累基金减少，使科学技术和教育投资难以得到较大的增加，人口和劳动力素质难以得到较大的提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据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增长1%，大约需要拨出国民收入1%作为维持新增人口生法和就业技术装备战平的费用。劳动力是生产方的首要因素。一个区域劳动力资源丰富，即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劳动力资源缺乏，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所必要的人力算不到保证，就必然会影响乃至延缓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劳动力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增加劳动力投入如增加劳动者人数飞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可以提高区域经济的产出水平。一般地说，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是成正比关系，投入生产的劳动力越多，推动的生产资料也越多，产出的产品就越多，增长就越快。但是，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力投入必须与资金投入相匹配，劳动力数量必须同现有生产资料相适应，否则，对区域社会再生产与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其次，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加速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在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劳动力素质包括劳动者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身体素质越好，标志着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越强；高水平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将“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思想道德素质则是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因此，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加快区域经济增长。此外，劳动力在部门间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能够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从而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3．资金因素。生产资金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生产资金（即生产基金）包括固定资金（原有固定资产和新增投资）和流动资金两个部分，它是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态上的体现。生产资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一般情况下，资金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区域的产出水平。一般地说，资金投入的增加同经济增长成正比，一个区域投入生产的资金越多，能容纳的劳动力就越多，生产增长就越快。其次，资金产出率的提高是加快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资金产出率的提高，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料利用效率的提高，如设备、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利用率的提高，单位产品物质消耗系数的降低，耕地复种指数的提高等。这就意味着用同样多的生产资料或等量的资金，可以生产出更多数量的产品。因此，单位产品资金占用量下降越快，达到一定的生产增长率所需要的积累基金就越少，也就越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第三，固定资产投资是保证区域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条件。固定资产投资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一般地说，区域经济要获得一定数量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应保持同步或略快的增长。在积累和消费保持正常比例关系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可以使区域不断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提高生产能力，降低原材料和燃料消耗，改善劳动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调整产品结构，增加花色品种，以及合理布局生产力等，从而加快区域经济的增长。4．科技进步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已越来越大，日趋居于主导性的地位。现代化生产的发展，愈来愈在更大程一度上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提高对现有资源的利用程度，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会改善资本装备的质量，也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使生产要素的产出能力发生质的飞跃。而且，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还可以大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优化现有资源的配置，改善区域生产力组织，从而加快区域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取决于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实践中的推广应用程度和生产技术的革新。一项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成果，只有在生产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并取得效果时，才能转化为现实形态的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实践中的推广应用率越大，成效率越高，转化的时间越短，就越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对现有生产技术不断进行革新，提高设计和工艺水平，也是加快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必须抓住科学技术进步这个龙头，加强研究与开发，大力推广应用科学技术成果，尽快使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形态的生产力，这是加快区域经济增长，摆脱落后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5．资源跑堂因素。劳动力、资金和技术是区域经济增长中三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它们往往相互拟在一起，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综合的影响。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如果没有其它要素的相互配合，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技术有机构成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必须与资金投入的相应增加相配合。科技进步作用的发挥，也需要有一定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作保证。因此，在一定的要素投入和技术水平条件下，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样能够加快区域经济的增长。所谓资源优化配置，就是在区域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各种要素投入的合理分配和相互组合，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区域要素投入的总体产出水平。不断调整企业生产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合理布局生产力等，都是实际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6．区际贸易因素。区际贸易包括区域对外贸易，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区际商品费易（包括商品输入和输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乘数作用。也就是说，区际贸易量一定增长，可以使区域社会总产品或收入成倍地增长。区际贸易量的大小，一般取决于区域输出商品的比较优势、区际贸易障碍（如地区问距离、运输成本以及一些其它的人为障碍）和区域外部需求三个方面。区域可输出商品比较优势越大，输出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向强，也就越能促进区际贸易的发展；区际贸易障碍减少，则降低贸易成本，扩大贸易交流；区域外部对本区的需求增加，促使本区增加输出，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

增长极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一，区位经济。区位经济是由于从事某项经济活动的若干企业或联系紧密的某几项经济活动集中于同一区位而产生的。例如，某一专业化生产的多个生产部门集中在某一区域，可以共同培养与利用当地熟练劳动力，加强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共同承担新产品开发的投资，可以形成较大的原材料等外购物资的市场需求和所生产产品的市场供给，从而使经济活动活跃，形成良性循环。区位经济的实质是通过地理位置的靠近而获得综合经济效益。第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范围的增大而获得内部的节约。如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分摊广告费和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使边际成本降低，从而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外部经济。外部经济效果是增长极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结果。经济活动在某一区域内的集聚往往使一些厂商可以不花成本或少花成本获得某些产品和劳务，从而获得整体收益的增加。

然而，增长极理论也有其明显的缺陷。由于积累性因果循环的作用，增长极的出现对周围地区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回波效应。即出现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不发达地区越来越落后，经济不平衡状态越来越突出，甚至形成一个国家内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局面。二是扩散效应。即通过建立增长极带动周边落后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从而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如果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大于回波效应，就会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然而由于积累性因果循环的关系，回波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导致增长极地区越来越发达，周边地区越来越落后，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经济，使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甚至形成独立于周边地区的“飞地”。我通过观察北京周边的河北省城市也可获得证实，如保定，廊坊等经济比较落后。增长极的负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增长极的发展导致外围地区资本筹集困难。增长极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厚的投资利润以及需求日益扩大的市场，这些因素吸引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将经济落后地区的储蓄转化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而外围地区由于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投资收益率低，资本外流，致使资本积累逐渐减少，资本日趋短缺和枯竭，任何现代化的产业都难于起步。第二，增长极的经济发展使外围地区人才缺乏，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增长极在就业机会、工资待遇、工作环境、个人多样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这些优势吸引着落后的外围地区的劳动者和各类专业人才通过各种途径纷纷流向那里，结果在增强增长极发展能力的同时，却对外围地区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第三，增长极的发展导致外围地区贸易状况恶化。由于地域邻近，增长极与外围地区势必发生区域贸易活动，前者以输出工业品、资本品为主，并从后者输入初级产品；而后者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主。初级产品的价格低而不稳，且缺乏需求弹性，因而竞争形势和交易条件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总之，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往往是以牺牲外围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的。

经济发展与提高生活质量是全世界人的期望，持续提供可靠的、可支付得起的能源就变得十分迫切。了解能源的整体概况并透彻理解相关的工业流程也是必备的基础知识。历史发展表明，全世界所使用的能源类型与总量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对未来能源需求进行令人信服的预测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将大大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将使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滞后于现实。全球经济与能源发展示意图全球GDP在1980年到2008年间以每年近3.0%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30年将依然以此速度增加，这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从1980年全球经济开始增长以来，全世界的能源利用效率也提高了。这种效率提高的情况表现为能源强度的明显下降——能源强度用全球GDP除以全球能源需求量来表示。比如在1980年，全球1000美元的经济产出所消耗的能源量为2.5桶油当量。25年后，相同的经济产出所需的能源强度显著下降，每年的下降速度大约为1.0%资料来源：《世界经济报告》，2006；《IFR》，2007；《SRWE》，2008。。能量，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大到整个宇宙都在关注着“能量”！“能量是动力与时间的乘积常常被定义为工作中产出的能力。”

内生变量。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科学技术水平是内生变量，放弃了技术外生化的假定，突出技术的内生性，强调大部分技术或知识经济主体源于利润最大化的有意识投资的产物。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

内生变量。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科学技术水平是内生变量，新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全力解决经济科学中一个重要且令他人困惑的主题：增长的根本原因。它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

嗯，这个还是要单独拿出来说一说。39

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更有利的外资包括：外国证券投资、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有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源转移效应，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有积极的贡献可以提供东道国所缺乏的资源如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从而提高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2、竞争的负面效应，如果东道国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外国公司就会去取得东道国市场垄断地位就会抬高价格对东道国经济福利产生不利影响。3、国际收支的负面效应，外国子公司将利润汇出国外或从国外大量进口设备、原材料等都会对东道国国际收支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更有利的外资包括：外国证券投资，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出于希望从外来直接投资中获得资源转移和就业效应等好处，并与其他潜在的东道国竞争有利的投资，如今各国政府纷纷鼓励外国企业在本国投资，常见的鼓励措施包括：税收减免、低息贷款、资助或者补贴、放宽资本限制、完善法律优化投资环境，巴拉。限制外资的股权比例。限制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①对原来外资股权比例过多的重新规定标准，降低外国投资者已有的股权比例；②东道国逐步参股；③有区别的限制外国投资企业的股权。

编者按：2018年1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132次【朗润？格政】论坛在北大朗润园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副校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光大证券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博士，中国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博士，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等五位专家围绕去杠杆策略与整治影子银行举措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近年金融政策的得失，并针对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的发言整理。 一、中国的金融抑制现象 中国金融体系的显著特点是“重规模、轻机制”，金融体系规模很大，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如果将中国金融体系做一横向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比非常高；二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即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位居全球前列。历经40年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二、金融体系现状的产生原因 我国的金融抑制这么严重，有其独特的政策 历史 原因。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国采用了双轨制改革策略，国企和民企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都是实行的双轨制政策。双轨制改革的一个目的是保护国有企业，同时支持非国有企业成长，维持转型期经济与政治的稳定。 但是，相比较而言，国企的效率不如民企。为了保证国企持续生存、发展，就需要获得一定的外部支持。按说再直截了当的外部支持就是政府补贴，但在改革开始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连年下降，从1978年的36％跌到1996的11％。没有办法，政府只能通过扭曲要素市场变相补贴国企。这就形成了改革期间不对称市场化改革的现象，即产品市场全部放开，但要素市场普遍扭曲。要素市场扭曲在金融部门的具体体现，就是压低正规部门的利率，同时在资金配置上偏好国企。这实际是变相补贴。 这解释了金融改革与发展40年，为何呈现“重规模、轻机制”的特点。虽然金融部门规模庞大，但是市场化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政府持续广泛地干预市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金融（特别是利率）双轨制。正规金融部门将利率压得很低，又偏好国有企业，导致高速发展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必然派生出体制外非正规金融体系，如民间借贷、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部门。也因此有了正规市场利率和非正规市场利率这两套利率，利率水平呈现巨大差异。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抑制性金融政策明显地歧视民企，从而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民企确实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来说。对大部分企业而言，如果能从正规金融部门融到资，其实并不贵。但确实很难，所以大部分民企只好到非正规市场去融资，那就很贵。正规部门的利率压得越低，民企融资就越难，非正规部门的利率也就越高。二是非正规金融其实就是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产物。很多企业和家户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催生了诸如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甚至金融 科技 那样的“非正规金融部门”。这些金融交易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所以有风险，这是事实。但它们的形成与发展是政策扭曲导致的，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金融政策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经济发展的需要 总的来看，过去四十年间，适度的金融抑制政策并没有妨碍我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和金融稳定。我国GDP年均增速达到9％，并且金融体系比较稳定，没有发生过重大金融危机。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在改革前期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为此时的市场机制和监管机制还不够健全，如果短时间将政府管制全部放开，会容易出现风险，金融不确定性增加。而且在这一发展阶段，政府控制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可以迅速将存款转换为投资，变成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 但研究也表明，在改革后期，抑制性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多显现。中国今天正面临这一问题，现有金融体系难以满足家庭、企业、政府三个部门的新需求。第一，对于家庭部门，老百姓对资产性收入的需求增长却没有得到正规市场的满足。由于银行存款收益率太低，很多老百姓选择取出贷款做投资，然而大量资金没有投向资本市场正规部门，而是去了影子银行。资本市场应反思为什么无法吸引居民资金做大正规市场。第二，对于企业部门，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未来增长点是高成本、高附加值、高技术的服务业，这类产业由创新驱动，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的粗放式增长依靠银行就能满足融资需求。但大量创新型民企、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是无法通过银行解决的。第三，对于政府，很多地方政府融资现在面临“后门堵上、前门没开”的困难，无法从正规资本市场融资，财政紧张，不得不增强征税力度。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给地方政府打开正规融资渠道的门。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因为正规体系将利率压低，真正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反而减少，贷不到款的民营企业只能去非正规市场，助推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提高。正规市场利率压得越低，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会越高。民间借贷、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都是变相的利率市场化。 四、政策建议 第一，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双轨制特别是国企、民企双轨制最初是为了保证经济转型平稳过渡而采取的改革策略，避免休克疗法可能造成的严重经济 社会 问题。虽然在改革早期阶段有正面效果，但已对现阶段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双轨制”绝不应成为长期体制，而只是过渡性策略。现在应考虑终结“双轨制”。 第二，金融政策应尊重金融规律，减少行政性思路，推进市场化定价与配置。好的金融政策能让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如果一项政策妨碍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的资金定价与配置，强制性地推行行政命令，最终无法逃脱金融规律的惩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要分开来，政策性金融应该由财政埋单。 第三，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各种金融模式的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影子银行、金融 科技 等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出现满足了实体经济供求两方需求，实际支持了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监管全覆盖非常必要，但也需考虑监管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后果，不可为了控制金融风险而造成更大的金融风险。 第五，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加强政策协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已经成立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更积极地在各部门间协调监管政策与监管力度，有效控制风险，同时防范监管共振。 更多精彩资讯，请来金融界网站(www.jrj.com.cn)

《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纳尔森所著的一本书籍，该书揭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实物投资及人力投资主要是作为技术进步的伴随物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森是研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理论的创始人。他的论文和著作中的观点现在为许多该领域的研究者所引用。《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纳尔森在该领域发表的论文，经整理而彼此之间有着鲜明的辑联系、以应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汇集而成的作品。技术进步需要理解为一个进化的过程，技术进步依赖于事后选择和学习的程度要大大地高于技术进步依赖于事先计算的程度。这就是之所以技术进步在竞争条件下比在垄断或寡头垄断条件下其速度快得多的原因所在。一个恰当的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明确地与组织制度变迁结合起来。凭借对经济史和技术史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经济分析工具的熟练掌握，纳尔森揭示了政府政策，作为科学基地的大学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理查德·R.纳尔森是研究经济增长的著名美国经济学家.他的理论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而且也不同于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他认为，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新古 典增长理论都不能与经济史学家描述的经济增长的事实相吻合，而要使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就必须把他在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些要素引入到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一书全面地反映了纳尔森关于经济增长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扩展资料经济增长的源泉目录导言第一部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透视1生产率增长及其差异研究：死胡同与新出路2作为进步发动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部分熊彼特竞争3熊彼特与当代创新经济学研究4企业为什么会有差异，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如何?5对技术进步竞争的限制或鼓励：专利权范围决策的影响第三部分科学与技术进步6知识在研究开发效率中的作用7科学与发明之间的联系：晶体管案例8美国大学与产业技术进步第四部分国际差异与国际趋同9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兴衰：战后年代的历史透视10国家创新体系：一项研究的回顾参考书目译者后记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经济增长的源泉

储蓄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率就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S．Phelps）的主要贡献是修正了菲利普斯曲线，探索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沿着罗伯特·索洛创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思路，从社会经济福利的角度，研究了储蓄和消费的数量关系，发现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在索洛增长模型中，产品的供给，即产出是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函数.既然高储蓄率总是会导致更高的收入，是不是储蓄率越高越好呢？或者说，有没有最优的储蓄率呢？费尔普斯正是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　中，于1961年发现了同人均消费最大化相联系的人均资本量应满足的条件，被称为“黄金分割率”或“黄金律水平”。黄金律水平的内容是：如果对人均资本量的选择使得其边际产量（MPK）等于折旧率（δ）、人口增长率（n）和技术进步率（g）之和，那么，人均消费水平就会达到最大化。用公式表示就是：MPK＝δ＋n＋g。支持该人均资本存量的储蓄率，就是实现人均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储蓄率或合意的储蓄率。

　　试述新古典增长模型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借鉴意义。　　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了经济不稳定的结论。经济学家在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了修正。索洛等人创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例。新古典增长模型主要包含以下假定：（1）全社会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只生产一种产品；（2）劳动与资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但并不能完全替代；（3）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4）储蓄率，即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保持不变；（5）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6）人口按照一个固定速度增长。利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y=f(k)，新古典增长模型可以概括为：sf(k)+nk式中：k为人均资本占有量；s为储蓄率；n为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k为单位时间内人均资本的改变量。上述模型表明，一个经济社会在单位时期内（如1年）按人口平均的储蓄量被用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人均资本的增加k，即为每一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另一部分是为新增加的人口配备按原有的人均资本配备nk。第一部分称为资本的深化，而后一总值发则称为资本的广化。基于上述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当社会的人均储蓄大于为新增人口配备资本仍有剩余时，即sf(k)>nk，每个人都可以继续增加人均资本量，即k>0；相反，则人均资本占有量减少。这表明，经济中自发的作用将使人均资本量维持在k=0的水平上。此时，经济会因为劳动力的增加而稳定增长。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可以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其增长率为人口增长率，如图2—15所示。新古典增长模型也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从图2—15中可以看出，实现人均产出量增加有三种途径。（1）在人均资本占有量既定的条件下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增加总产出。（2）提高储蓄率，使得人均资本量增加。（3）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些对于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路径和经济增长效率存在巨大差异，不仅并未出现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预期的收敛趋势，而且属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更是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势依然严重。转轨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持续高增长表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有着不同路径，一国成功改革模式直接应用于另一国家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随着20世纪后期实证方法的发展，经济增长根源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也一直是经济增长前沿文献关注的焦点。自Ronald H. Coase(1937，1960，1988)的代表性成果发表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就没有停止过经济增长根源问题的争论，大量文献演绎经济增长内生化模型，并进行计量分析，指出经济体内众多要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正向的作用关系，罗列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在Montesquieu(1748)和Smith(1776)之后，North(1981，1990，1994)和Delong & Shleifer(1993)通过理论演绎分析了制度对经济产出的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对经济产出和个体最优化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制度理论还特别关注有效制度分析，Knack & Keefer(1995)和Mauro(1995)构建出有效制度的演进机制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制度有效论演绎表明，经济增长取决于有效制度 (产权保护和民主政体约束)，正是通过制度约束以及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效率。当前，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较大进展，已经摆脱单纯理论阐述为主的研究模式，转向研究框架体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和研究结论可检验化的规范模式方向发展，但经济增长根源问题并未形成共识 (江曙霞等，2006)。制度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和所有个体的经济行为，都可以放置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分析，微观经济个体行为、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受制于制度发展。在不同制度约束下，一国经济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效率。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4)。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更是体现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经济正是在制度更替和作用效率改进过程中发展。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只不过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本身就是经济增长(Noah & Thomas，1973；North，1990)。在长期经济增长内生决定机制的研究文献中，以Acemgolu等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决定论尤为突出。为回答1500—1800年间欧洲的兴起根源，Acemoglu et al.(2005)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比东欧、西欧和亚洲，大西洋贸易、地中海贸易和其他港口贸易后指出，欧洲兴起直接诱因是大西洋贸易，大西洋贸易为西欧兴起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也导致了欧洲和亚洲国家间经济增长的两极分化。但欧洲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根本原因并非来自于此，因为同样是受益于大西洋贸易且同属于西欧的国家间(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贸易国和以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增长却存在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受益国之间初始制度禀赋差异。非集权的初始制度安排，促进了欧洲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市场化竞争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深化，进而更深入地促进贸易发展、民间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实现了非集权国家经济持续再增长。 Easterly & Levine(2003)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得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效率显著。在控制了制度影响后，贸易、经济一体化和货币等其他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均不存在正向作用。如果认为政治或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那么政治或民主制度是否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K.F. Robert et al.(2006)认为，由于当事人间的事前承诺和事后剩余分配无法同时进行，时间不一致性导致制度当事人无法形成可信承诺，当事人间真实剩余分配结构往往就需要正式制度加以保护。制度博弈均衡性质和制度再分配功能表明，制度更替并非是当事人自愿选择，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博弈均衡甚至是社会冲突的结果。因此，并非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而言，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开放和民主自由，经济更易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和实现公平竞争，民主制度也就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保护剩余分配结构。但Robert D. Kaplan(2000)、Fareed Zakaria(2003)和Amy Chua(2002)指出，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少数民族集中的国家，民主转轨却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崩溃。也就是说，民主改革虽然能够引导一国经济更加开放和经济自由，但若经济处于较低层次和较低发展阶段，民主转轨有可能导致经济混乱甚至出现更大范围的腐败。为检验Robert D. Kaplan(2000)等人提出的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效率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民主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根源问题，Rodrik & Wacziarg(2005)以民主转轨国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民主转轨前后经济改善和恶化的国家都普遍存在，并且在所选择的样本内二者所占的比例基本相当。不过，民主转轨后经济增长出现恶化的国家，经济衰退并非一定就是民主转轨造成的。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不进行民主转轨，该国可能将出现更大规模或更大范围的经济衰退，这类结论是建立在二者经济短期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当然，民主转轨国家的短期历史并不能完全证明，民主制度一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优的制度安排。Rodrik & Wacziarg(2005)认为，Robert D. Kaplan(2000)的民主转轨效率存在阶段性特征结论，来自于实证检验样本选择的差异，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和作用效率，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民主制度对市场竞争和产权有效保护的激励作用。在民主社会中，市场经济或生产力之所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本质在于民主社会更易实现私有产权保护，减少市场进入障碍和阻止垄断，更易于防范微观经济个体私有产权被剥夺的风险。同时还需要建立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制度是资源配置方式、配置效率、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没有完善和正式的产权制度将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也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潘慧峰等(2006)将制度变迁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从制度角度诠释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缺少了持续的制度变迁，经济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对提供制度创新的人力资本补贴以提高其制度创新的积极性。郭熙保等(2005)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地域因素和资源禀赋只是通过制度的影响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影响收入水平。刘红、唐元虎(2001)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利用数理模型揭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尽管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趋势，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度上存在差距。针对我国转轨经济发展历程和改革实践，学者们分别强调了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 (Lin，1999，2001)、市场竞争和产权制度(刘小玄，2003)、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黄少安、宫明波，2003；樊纲、王小鲁，2003)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傅晓霞、吴利学(2002)从实证角度评估和验证改革开放导致的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选择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变量测度，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制度的综合指标，然后对比制度、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显示，1982—1999年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5.28%，非国有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哪种制度改革模式对我国转轨经济增长更有效率的问题也存在争论，主要观点又分为两类(Sachs，1997，2001)：(1)我国经济增长取决于试验性、渐进性的增量改革模式。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无疑是渐进式增量改革的结果，东欧国家转轨改革实践表明，激进式的改革将导致一国正式制度和已有的非正式制度发生冲突，经济政策实施无效，经济不稳定甚至出现倒退。我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具体表现为：在农业上，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渐进式改革；在工业上，乡镇企业中间产权模式、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励有效地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2)我国经济增长取决于区域性的激进改革模式。激进学派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主要体现为我国农业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改革和快速增长。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80年代初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对于这些地区和部门经济制度改革并非以渐进方式进行，而是体现为激进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是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Lin et al.，1998)，因此对拥有优势资源和成熟改革条件的地区实施激进改革是有效率的。同时，制度改革并非建立在权力精英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改革的统一共识上，也不是依赖经济环境和地域禀赋，而是基于我国政治环境约束下的改革结果，特别是政府分级结构和分权治理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竞争和市场秩序重构，决定了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摘要先对有关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综述，然后通过建立有关增长的统计模型结合中国改革开放（1980~2003）以来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该期间经济增长中各主要驱动因素的构成及比例进行估计分析。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驱动因素实证分析1主要经济增长理论综述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技术进步和经济组织制度改进等原因引起的经济总产出规模和总量的扩大。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范畴，它反映社会经济活动规模的变化方向和程度。历史上对增长理论的研究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整个60年代，第二个时期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在20世纪60年代，增长理论主要由拉姆齐（Ramsey，1928）、索洛（Solow，1956）、卡斯（Cass，1956）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56）建立的新古典模型组成。第一个时期的研究创造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集中注意力于资本积累及其储蓄决策等的联系。罗伯特·索洛的最显著贡献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圆满地解释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观察到的许多现象，而且它在数学上也比较严密，因此它得以统治经济思想长达30年。然而在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都对该理论产生了不满。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长期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但未能解释技术进步的经济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在稳定态是否无关联的预言出现经验性的偏差，数据表明，各个国家的储蓄率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增长理论家们认识到模型的这种缺陷，他们通常的修补办法就是假设技术进步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外生方式）出现。这种方法能够使理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巴罗的兴趣集中到经济增长上，他对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问题作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实商业周期理论。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1960年代产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核心框架仍然被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该模型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最重要的预测就是“趋同”，即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将“收敛”于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穷国最终能够赶上富国。但该模型忽略了决定长期增长率水平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释世界各国之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此后，新古典增长模型就不再活跃。自1980年代中期始，经济增长理论再次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热点，一系列新理论集中探讨技术进步的根源。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即新思想的创造，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投入，因为新思想应用于生产没有排他性，所以能自由地为任意数量的生产者所采用。这一特征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取得需要某种垄断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竞争。1990年代，带有这种特征的大量模型出现了，这些理论被称作“内生增长理论”，因为其中的技术变化率由模型本身来确定，进而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在此时期，巴罗奠定了他在经济增长领域的权威地位。他的“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政府花费”(载1990年《政治经济学杂志》)论文讨论了内生增长模型中政府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析了最优税收问题；接着，他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载1991年《经济学季刊》)、以及与沙拉·伊·马丁 (XavierSala. i. Martin)合作的“趋同”(载1992年《政治经济学杂志》)两篇论文中，从国家间截面分析、国家中不同地区的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各个方面，研究了新古典经济模型的趋同含义。这些研究表明，“趋同”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存在，只有当一系列解释变量都相同时，经济才“收敛”到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这些变量包括政府政策和制度、教育体系的性质、人们的储蓄倾向及其生育行为，还可能包括殖民历史和宗教传统等等。总体来说，由于穷国这些变量的值较差，所以它们并不比平均水平增长更快。ESI(美国科学情报中心)数据显示，巴罗论文“各国的经济增长”在1990年代被引用577次，是引用最频繁的论文，巴罗也因此成为论文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经济学家。1995年巴罗与沙拉·伊·马丁合著的《经济增长》(MIT出版社)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系统介绍了1950～199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成果，强调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应用以及理论假设与数据间的关系。这一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是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最激动人心的表现，该书被看作是思考增长问题的经典指导著作，已被译成法、德、日、中、意大利、西班牙语等6种文字。

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决定，从而无法解释技术进步迅速发展的事实。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决定，能够解释技术进步的原因。

内生增长理论概述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理论，就你的题目而言，不能确定是指那个理论，下面对涉及你说的要素的理论以及发展进行一下简述。 为了表述、说明各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从上世纪40年代到现在，经济学家们建立起各自的数学模型，并用它来概括经济增长理论。这些模型主要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可以看作是资本决定论的代表，索洛模型则是技术决定论的代表。新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决定论的代表。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经历了由资本而及技术一直到现在的资本与技术结合的人力资本的发展过程。纯粹的资本或者技术并不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人力资本的概念则涵盖了二者，揭示了技术进步与投资相互促进的机制。 从经济理论对于现实经济的解释能力来看，新增长理论能够更好的对于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资本作为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要素，在当今社会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它越来越多的与知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人力资本的范畴。在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产品价值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产品的知识含量。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和标准化的工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能够换回的只是发达国家的几个计算机软件或是几张光盘。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资本的积累应当更多的运用到知识生产当中来。经济的增长应当从以高资本和高人力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为基础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取得长期的经济发展，就应当使经济发展不是单纯的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而是要通过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来获得。 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资本积累；其二是社会分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国民储蓄或动态的技术进步。在新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及对技术进步实现机制，经济增长主要是当事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结果。但是在信息化下的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资本积累与社会分工，也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强调的储蓄与投资间的均衡关系，除承认新增长理论所强调创新、技术进步思想外，还应更加注重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和农业的高创造性、高渗透性、高倍增性和高带动性的全方位的影响。这意味着在新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到了极为重要的地步。

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年)和Koopmans(1965年)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储蓄率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选择或者说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储蓄）的偏好。内生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供给的内生决定，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资本）从数量上得以在模型内加以说明。然而，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对储蓄的内生性的技术处理并没有消除模型本身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Ramsey模型暗示长期增长率被钉住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值x上。一个更高的储蓄意愿或技术水平的增进在长期中体现为更高的资本或更有效的工人产出水平，但却不会引起人均增长率的变化。 新古典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均产出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然而标准模型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及工资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Malthus所强调的那种影响——也没有把在养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考虑在内。内生增长理论的一条研究路线通过把迁移、生育选择和劳动/闲暇选择分析整合进新古典模型中来使人口增长内生化。首先，考虑针对经济机会的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对于给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言，这一过程改变了人口及劳动力；其次，引入有关出生率的选择。这是容许人口和劳动力的内生决定的另一条渠道；最后，另一条与在一个增长框架中劳动供给的内生性有关的研究思路则涉及迁移及劳动/闲暇的选择——劳动力与人口不再相等。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年）， Ehrlich and Lui(1991年)， Rosenzweig(1990年)讨论了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把技术变迁理论包括进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标准的竞争性假设就不可能得到维持。技术进步涉及新观念的创造，而这是部分非竞争性的，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对于一种给定的技术，换言之，在给定有关如何生产的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假定在标准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中规模报酬不变是合理的，则以相同数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来复制一个企业从而得到二倍的产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中包括非竞争性的观念，那么规模报酬则趋于递增。而这些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相冲突。特别的，非竞争性的旧观念的报酬与其当前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零）相一致，这将不能为体现于新观念创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适当的奖励。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在于把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来，其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三种： ：考虑把物质和人力资本都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资本概念（AK模型）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关键。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内生增长理论的关键性质是资本报酬不再递减，其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修正在于将技术因子A看成是经济的内生变量。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决定了资本的净增长上限必然为零，所以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资本投入量的上限，从而使得均衡增长状态的效率人均资本的增长也等于零。如果能够避免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出现，则有可能使得均衡增长状态的效率人均资本能够持续增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限不为零仅意味着，在一定的范围内，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消失。一个不存在递减报酬的最简单的生产函数是AK函数。Jones,L. and Manuelli,R.(1990);Rebelo(1991)论证了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足以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具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单部门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与AK模型是一致的。而为了区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许多内生增长模型都假设经济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资源需要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配置。Uzawa-Lucas模型是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的代表。 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 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Arrow指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一方面一个增加了其物质资本的企业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生产或投资的经验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经验对生产率的这一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或边投资边学（learning-by-investing）。另一方面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过程传到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一个经济范围内的更大的资本存量将提高对每一生产者而言的技术水平。这样，递减资本报酬在总量上不适用，而递增报酬则有可能。 干中学和外溢效应抵消了单个生产者所面临的递减报酬，但社会水平上报酬是不变的。社会资本报酬这种不变性将产生内生增长。模型的关键在于：第一，干中学要靠每个企业的投资来获得。特别地，一个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导致其知识存量Ai同样增加。第二个关键假设是每一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其他任何企业都能无成本地获得。换言之，知识一经发现就立刻外溢到整个经济范围内。这样一个瞬时扩散过程之所以在技术上可行，是因为知识是非竞争性的。Romer(1986)后来证明在这种情形下仍可以在竞争性框架中决定一个均衡的技术进步率，但是所造成的增长率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更一般而言，如果发明部分地依赖于有目的的R&D努力，而且如果一个人的创新只能逐步扩散给其他生产者，则竞争性框架 将崩溃。在这样的现实构架中，一种方法是把不完全竞争整合到模型中去。另一种方法是假设所有的非竞争性研究——一种经典的公共品——都由政府通过非自愿的税收来予以融资。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途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劳动生产要素的引入，使得有关人力资本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研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劳动投入是指一般的劳动投入，看不出不同质量或不同技术熟练程度的劳动的投入对于产量所起的作用大小的差异，需要对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以说明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Lucas(1988)引入了Schultz和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在借鉴Romer(1986)的处理技术的基础上，对Uzawa的技术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在Lucas(1988)中，企业能获得的知识的多少不依赖于总资本存量，而依赖于经济的人均资本。Lucas假设学习和外溢涉及人力资本，且每一个生产者都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而非人力资本的总量。不再考虑其他生产者所积累的知识或经验，而是考虑从与掌握了平均水平的技能与知识的平常人的（自由）互动中得来的收益。 技术水平可以被诸如R&D支出之类的有目的的活动所推进，这样的内生技术进步将使得我们从总量水平上的递减报酬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特别是如果技术上的进步能以一种非竞争的方式被所有生产者分享的话。对于知识进步，也就是对新思想而言，这一非竞争性是存在的。 将R&D理论与不完全竞争整合进增长框架中始于Romer(1987年;1990); Aghion and Howitt(1991);Grossman and Helpman(1991,chapter3, chapter4)。在这些模型中，技术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些活动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量作为奖励。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想法、观念耗竭的趋势，那么增长率在长期中可以保持为正。然而由于新产品及新生产方法的创造有关的扭曲的缘故，增长率和发明活动的基本数量趋于不再是帕累托最优。在这些框架中，长期增长率依赖于政府行动，诸如税收，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的管制。因而政府通过它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好或坏的巨大影响。新的研究也包括了技术扩散的模型。虽然对新发现的分析与领先经济中的技术进步率有关，对扩散的研究却属于分析后进经济在这一进步过程中如何通过模仿来分享好处。既然模仿比创新要来得便宜，扩散模型预测了一种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预测类似的条件收敛形式

导论一、“新”称号下的老做法二、经济学的主题与经济增长理论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早期模型化阶段四、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进一步内生化五、本书的内容和结构第一篇 建立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本框架第一章 尚未形成模型的理论——古典增长理论第一节 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一、基本模式二、与提高劳动生产力有关的因素三、资本积累与储蓄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第二节 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一、关于经济增长未来前景的基本观点二、经济增长分析的基本前提及其模型化三、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四、围绕经济增长悲观论的争执五、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中断第三节 马尔萨斯的增长“陷阱”理论第四节 “静态的插曲”：增长理论研究的消失与某些例外一、马歇尔：外部效应与增长二、Young：收益递增、经济进步和劳动分工的关系三、熊彼特：创新与增长第二章 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复兴第二节 哈罗德一多马的基本模型一、基本假定：增长环境的不确定二、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第三节 哈罗德模型中增长的不稳定性第四节 哈罗德的技术进步观与中性技术进步第五节 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及其内生化进程的起点第三章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准——索洛模型：将资本、劳动和产出之间的比例内生化第一节 内生化的动机和新引进的假设一、内生化的动机二、新引进的假设第二节 基本模型及其结论一、新古典生产函数二、资本积累方程三、对增长过程和路径的描述四、“黄金律”第三节 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提供基准一、中性技术进步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准三、主要缺陷与进一步的发展第四章 将储蓄率内生化的一代经济增长模型第一节 将储蓄率内生化的不同途径一、新剑桥学派的储蓄率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继续发展第二节 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以无限期界为前提条件一、新古典生产函数二、资本积累方程三、最优决策和均衡增长四、均衡增长的稳定性和收敛性五、动态效用最大化分析的样板第三节 戴蒙德模型：以世代交叠为前提条件一、分散均衡的基本假定二、个人的最优化决策三、企业的最优化决策四、产品市场的均衡五、要素市场的均衡六、经济增长的动态七、非稳态增长的可能性八、多重稳态与自我实现的预言九、增长稳态的稳定性十、对数效用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第四节 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动态有效性问题一、“黄金律资本存量”与“修正黄金律资本存量”二、“世代交叠模型”中的帕累托最优三、“世代交叠模型”中的动态无效率第五节 新古典增长模型陷入的困境第二篇 “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将生产率的增长内生化第五章 第一条道路：依靠资本投资的外部性第一节 阿罗—谢辛斯基模型：技术变动内生化的最早尝试一、阿罗模型的思想基础二、阿罗模型三、谢辛斯基对阿罗模型的简化第二节 罗默对于阿罗模型的扩展第三节 Brezis—Krugman—Tsiddon国际竞争中的“蛙跳”增长模型一、模型基本框架二、短期均衡三、动态均衡四、蛙跳第六章 第二条道路：依靠对知识的直接研究积累技术第一节 罗默将中间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第二节 Crossman—Helpman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一、模型主要特征二、消费者行为三、厂商行为四、稳态增长五、最优增长六、优点与缺点第三节 新熊彼特增长模型：内生化“创造性毁灭”一、“创造性毁灭”二、技术三、中间品部门垄断者的决策问题四、研究部门的决策问题五、均衡增长六、最优增长七、将创新的破坏作用模型化第七章 第三条道路：依靠生产和积累人力资本第一节 卢卡斯式的人力资本内生化增长模型一、以专门化投入培育人力资本的情况二、通过“千中学”培育人力资本的情况三、对卢卡斯模型的拓展第二节 技术扩散内生化模型一、知识扩散的标准模型：传染病模型二、巴罗和萨拉—伊—马丁所建立的标准国际技术扩散模型三、网络外部性与技术扩散、内生增长四、知识不完全扩散与增长第三篇 将其他因素内生化第八章 将人口变动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九章 将分工内生化第十章 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内生化第四篇 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化面临的问题第十一章 对制度类型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历史分析第十二章 内生化面临的方法论问题参考文献

诺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划时代贡献，得益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深入研究。他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教授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并将之运用于经济史的分析，从而一举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显著成就：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经济史学派的执牛耳者。诺思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使经济史学本身彻底改观，引发了经济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正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突出成果。因此，探讨诺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必须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研究入手。

　　摘 要：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新型高端服务业，其核心要素是文化创意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该研究借鉴AK模型的研究思路和弗罗里达的“3T”理论，构建了创意积累函数，并建立起文化创意内生化的简单增长模型，通过模型的均衡分析表明：创意型人力资本、包容性文化环境、高新技术、创意效率是文化创意经济建设的关键要素。 　　关键词：文化创意 内生化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018-02 　　一、引言 　　文化创意经济是以文化艺术为基础，以创意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为支撑，通过创造观念价值①提升传统产业附加值的一种新型高端服务业。它是一种跨所有制、跨产业、跨区域的新经济形态，具有强大的整合性、辐射性。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优化了传统产业的结构；不仅促进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而且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文化创意经济的迅速发展，探究文化创意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文化创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是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的拓展，也为文化创意拉动经济增长的现象提供合理解释，同时对区域经济的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化创意及文化创意内生化 　　1.文化创意：创意产业与创意资本。文化创意经济一般简称为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英国（1998）最早将其界定为，“源于个体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而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这些活动可以发挥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潜力。”{2}创意产业之父霍金斯（Hawkins，2006）{3}认为“版权行业、专利行业、商标和设计行业共同构成了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中国创意产业之父厉无畏（2006）④则将其界定为“以创意为核心增长要素的产业或缺少创意就无法生存的相关产业。”可见，创意是创意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成为文化创意经济的价值源泉。 　　霍金斯（2006）进而认为“创意要素具备资本的特性。”③创意资本是不断地在创意有形化的过程中谋求价值增殖的一种特殊生产要素，主要受文化环境和创意型人力资本两要素的影响。文化环境是创意形成的基础，是吸引创意型人力资本聚集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包容性的文化环境是创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条件之一。创意型人力资本拥有创造性的思维，是创意的重要源泉，通常被称为创意阶层。同样，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技术是将创意阶层的点子转化为现实产出的手段，技术进步会促进创意水平的提升。 　　文化创意的本质是对文化存量的再创造，是新文化知识的再生产，从而具备知识资本的一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非竞争性，消费者对创意产品的消费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且增加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二是非排他性，即创意产品的供给无法要求消费者向其完全支付费用。文化创意的非竞争性保证了创意的规模报酬递增，非排他性则使文化创意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同时也说明，为了保证创意产品供给者的利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文化新创意的催生。 　　2.文化创意内生化：AK模型的借鉴。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技术不再以一个被给定的固定比率增长，而是通过内生化的方法，将技术进步以某种方式置于生产函数内部，使得要素的边际报酬不再递减，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文化创意经济中，与技术进步相比，创意资本成为经济运行的关键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技术能够将无形创意以生动形象的方式表现，在为新的创意延续生命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好点子、新创意，创意产业就无从谈起。文化创意是创意经济的价值源泉，技术进步则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文化创意是创意经济运行的核心力量，技术进步则通过加速创意水平的提升来推动经济发展。显然，内生增长模型无法反映文化创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很好地解释创意经济现象，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研究视角却是值得借鉴的。 　　AK模型的一种解释是早期版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⑤。该模型中的生产函数为： 　　Y=F（K，L）=min{AK，BL} 　　其中，A和B为固定参数，K、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该模型表示产出由资本和劳动的最低供给决定。当AKBL时，模型为：Y=BL，表示在资本充裕的条件下，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经济的运行对人力资本的依赖性很强，与资本要素相比较，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也就是说，Y=BL模型更能反映文化创意经济的运行。以此为基础，本文将建立文化创意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但是，与AK模型不同，B表示文化创意要素，它不是固定的外生参数，也不按固定速率增长，而是通过构建创意水平的积累函数，将其视为创意型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即把文化创意内生化。 　　三、文化创意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1.模型的构建。文化创意内生化的增长模型是基于以下假设提出的： 　　（1）物质资本非常充裕，且能完全有效利用。 　　（2）忽略对物质资本的考察，以突出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 　　具体模型如下： 　　设生产函数为：Y=BL（1） 　　该函数表示在物质资本充分的假设下，产出完全由文化创意水平和人力资本决定。其中，Y为产出，B为文化创意水平，L为人力资本。 　　弗罗里达（Florida，2002）⑥提出了著名的“3T理论”，认为创意指标主要由“3T”要素决定，即技术（Technology）、人的才能（Talent）和包容性的环境（Tolerance）。本研究借鉴“3T”要素构建文化创意积累函数，其中，人的才能以创意型人力资本存量衡量，包容性的环境以文化存量表示，则： 　　创意积累函数：B·=εωθLcαAβBγ⑦（2） 　　该式表示文化创意水平的积累B·由文化存量ω、创意型人力资本Lc、技术A以及原有的创意水平B共同决定，这说明创意的积累B·是创意型人力资本Lc作用的结果，文化创意要素被内生化了。其中，ε是正常数，α、β、θ均为非负常数，分别表示创意型人力资本、技术、文化存量对创意水平提升的贡献率，且α介于0和1之间，排除创意型劳动者的重复工作效应。γ则代表与原有创意有关的创意效率，若γ>0，表示创意的增加导致创意效率提高，若γ≥0，表示创意的增加对创意效率无影响甚至是负效果。

【答案】：B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故B项正确；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经济的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资本折旧的速度都由外生因素决定，传统增长理论、新古典主义回潮理论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问题，故ACD错误。所以答案选B。

楼主搞错了一件关键的事，新古典增长模型是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其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是外生变量，不会影响s,k，即技术上升，经济在高水平达到稳态，考虑技术进步的是内生增长模型

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了经济不稳定的结论。经济学家在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了修正。索洛等人创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例。新古典增长模型主要包含以下假定：（1）全社会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只生产一种产品；（2）劳动与资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但并不能完全替代；（3）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4）储蓄率，即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保持不变；（5）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6）人口按照一个固定速度增长。利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y=f(k)，新古典增长模型可以概括为：sf(k)+nk式中：k为人均资本占有量；s为储蓄率；n为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k为单位时间内人均资本的改变量。上述模型表明，一个经济社会在单位时期内（如1年）按人口平均的储蓄量被用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人均资本的增加k，即为每一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另一部分是为新增加的人口配备按原有的人均资本配备nk。第一部分称为资本的深化，而后一总值发则称为资本的广化。基于上述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当社会的人均储蓄大于为新增人口配备资本仍有剩余时，即sf(k)>nk，每个人都可以继续增加人均资本量，即k>0；相反，则人均资本占有量减少。这表明，经济中自发的作用将使人均资本量维持在k=0的水平上。此时，经济会因为劳动力的增加而稳定增长。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可以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其增长率为人口增长率，如图2—15所示。新古典增长模型也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从图2—15中可以看出，实现人均产出量增加有三种途径。（1）在人均资本占有量既定的条件下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增加总产出。（2）提高储蓄率，使得人均资本量增加。（3）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些对于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新经济增长理论力求以一种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思路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

罗默和卢卡斯。资本的贡献要大于传统的贡献，因为增加的资本不仅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来提高产量，而且通过其间接推动新思想的发展来提高产量。但在这一模型中技术仍然是外生的，它随着内生的资本存量的变化而变化。在罗默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充分的重视了知识的作用，将技术进步完全的内生化。他们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另外还有人将资本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认为资本不仅包含物质资本，而且也包含人力资本，因而资本仍然是增长问题的关键。但这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强调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都认为知识或者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即资本的积累）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已让位于知识和技术进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

对此有影响的模型有阿罗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以及罗默提出的收益递增增长模型。在阿罗的模型中，只是将技术进步的一部分内生化了。在这一模型中，产出不仅仅是有形要素的投入，而且也是学习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贡献要大于传统的贡献，因为增加的资本不仅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来提高产量，而且通过其间接推动新思想的发展来提高产量。但在这一模型中技术仍然是外生的，它随着内生的资本存量的变化而变化。在罗默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充分的重视了知识的作用，将技术进步完全的内生化。他们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另外还有人将资本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认为资本不仅包含物质资本，而且也包含人力资本，因而资本仍然是增长问题的关键。但这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强调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都认为知识或者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即资本的积累）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已让位于知识和技术进步。

其一，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入增长模式，认为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进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其二，新增长理论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是，放弃了技术外生化的假定，突出技术的内生性，强调大部分技术或知识经济主体源于利润最大化的有意识投资的产物。其三，新增长理论指出了边干边学以及知识外溢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厂商可以从自己的投资活动中学会很多东西，其知识存量是投资量的函数。其四，新增长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新增长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对外贸易的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参与贸易各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获取边干边学和知识外溢效应。其五，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新增长理论重新确立了政府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该理论研究总结出一套维持并促进长期增长的经济政策。

新经济增长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他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的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是：（1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2）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3 ）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无需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 　 新增长理论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产出量和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相关的函数形式，即Y=F(K,L,H,t) 　 其中，Y是总产出，K、L和H分别是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量和人力资本（无形资本）存量，t表示时间。 　 对此有影响的模型有阿罗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以及罗默提出的收益递增增长模型。在阿罗的模型中，只是将技术进步的一部分内生化了。在这一模型中，产出不仅仅是有形要素的投入，而且也是学习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贡献要大于传统的贡献，因为增加的资本不仅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来提高产量，而且通过其间接推动新思想的发展来提高产量。但在这一模型中技术仍然是外生的，它随着内生的资本存量的变化而变化。在罗默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充分的重视了知识的作用，将技术进步完全的内生化。他们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另外还有人将资本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认为资本不仅包含物质资本，而且也包含人力资本，因而资本仍然是增长问题的关键。但这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强调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都认为知识或者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即资本的积累）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已让位于知识和技术进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 　　新经济增长理论（New Economic Growth Theory）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 “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61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他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的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 　　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是： （1）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2）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 （3）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无需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 　　新增长理论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产出量和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相关的函数形式，即Y=F(K,L,H,t)其中，Y是总产出，K、L和H分别是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量和人力资本（无形资本）存量，t表示时间。 　　对此有影响的模型有阿罗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以及罗默提出的收益递增增长模型。在阿罗的模型中，只是将技术进步的一部分内生化了。在这一模型中，产出不仅仅是有形要素的投入，而且也是学习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贡献要大于传统的贡献，因为增加的资本不仅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来提高产量，而且通过其间接推动新思想的发展来提高产量。但在这一模型中技术仍然是外生的，它随着内生的资本存量的变化而变化。在罗默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充分的重视了知识的作用，将技术进步完全的内生化。他们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另外还有人将资本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认为资本不仅包含物质资本，而且也包含人力资本，因而资本仍然是增长问题的关键。但这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强调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都认为知识或者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即资本的积累）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已让位于知识和技术进步

新经济增长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他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的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是：（1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2）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3 ）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无需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函数式新增长理论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产出量和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相关的函数形式，即Y=F(K,L,H,t)其中，Y是总产出，K、L和H分别是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量和人力资本（无形资本）存量，t表示技术水平。

（1）均衡增长理论:不发达地区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这些地区的经济要增长，就必须要打破这种均衡的状态，使整个区域的经济同时获得增长。主要观点包括罗森斯坦·罗丹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理论、“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这个理论适用于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描述和开发，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困境，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指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路线，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2）非均衡增长理论:不发达地区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低水平均衡状态。由于经济落后地区的资本有限，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向所有部门，要实现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只能集中资本投入到几类有带动性的部门，通过有带动性部门的经济优先发展，促使整个区域的经济得到增长。主要的观点包括赫希曼的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等，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相对于均衡增长而言，非均衡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3) 新增长理论: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日益重要，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生产和服务投入越来越多，人力资源开发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石。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罗默的阿罗模型，主要观点是：技术是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卢卡斯模型主要观点是经济增长的快慢与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有直接的关系。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是：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后，创新就成为左右经济增长的关键性行动。这种创新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使用一种新的技术，二是开发一种新的产品，三是运用一种新的工艺，四是开拓新的市场，五是尝试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创新破坏性的存在”，创新的不确定性使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的特点。这一理论成为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理 论的基础。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C是啥？答：罗默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现代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斯旺在1956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和《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等论文中首先提出。以后，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在1961年发表的 《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古典理论》 中进行了系统的表述。由于他们的模型象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充分就业视为必然趋势，因而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个模型有两点区别于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假定。第一，假定有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它们是能够相互替换的。据此，一定的资本量同较多的劳动力相结合，资本生产率就高; 反之，资本生产率就低。而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和劳动是按固定比例组合的。第二，假定在任何时候，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可以替换，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也就不存在生产要素闲置的问题了。

新古典增长模型是20世纪50年代，由索洛等人提出的一个增长模型。由于它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方法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故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可以处于稳定增加，条件是k=0，此时经济以人口增长率增长。新古典增长模型 (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 这一模型假定：1、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2、生产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3、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4、储蓄率不变；5、不存在技术进步；6、人口增长率不变。从而得到sf(k)=Δk+nk。式中：s为储蓄率；k为人均资本占有量；y=f(k)为人均形式的生产函数；n为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Δk为单位时间内人均资本的改变量。模型表明，一个经济社会在单位时期内（如1年）按人口平均的储蓄量被用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人均资本的增加k，即为每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另一部分是为新增加的人口配备按原有的人均资本配备设备nk。第一部分被称为资本的深化，而后一部分则被称为资本的广化。

Δk＝sy－(n＋δ)k其中k为人均资本，y为人均产量，s为储蓄率，n为人口增长率，δ为折旧率。上述关系式表明，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人均储蓄sy减去(n＋δ)k项。(n＋δ)k项可以这样来理解：劳动力的增长率为n，一定量的人均储蓄必须用于装备新工人，每个工人占有的资本为k，这一用途的储蓄为nk。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储蓄必须用于替换折旧资本，这一用途的储蓄为δk。总计为(n＋δ)k的人均储蓄被称为资本的广化。人均储蓄超过(n＋δ)k的部分则导致了人均资本k的上升，即Δk＞0，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可以表述为：资本深化＝人均储蓄－资本广化扩展资料：人口增长率不变，从而得到sf(k)=Δk+nk。式中：s为储蓄率；k为人均资本占有量；y=f(k)为人均形式的生产函数；n为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Δk为单位时间内人均资本的改变量。模型表明，一个经济社会在单位时期内（如1年）按人口平均的储蓄量被用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人均资本的增加Δk，即为每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另一部分是为新增加的人口配备按原有的人均资本配备设备nk。第一部分被称为资本深化，而后一部分则被称为资本广化。内生增长模型是基于对新古典函数修改上提出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积累机制的递减规律为基本假设，核心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和资本积累方程，基本结论是：资本收益递减规律（源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消减。